儒家經典的社會觀
孔子的禮運大同篇，描繪了儒家文化的理想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其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大同篇描繪了一個大公無私，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愛人人，人人愛我，的理想世界，這也是人類社會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何纔能達到這個理想的大同世界呢？儒家認為須從每個人修身做起，孔子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段話說明一個人，在社會中成長應有的過程，一切從修練自己的身心做起，使自己成為一個，深思熟慮，心存仁義，具人生目標的人。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定能使家庭和樂，成為人人期待的領導者。這不正是今天，選民撿視領導人的尺度嗎。在禮運大同篇裏提到了《選賢與能》，雖然當時沒有今天民選的概念，可是從眾人之中挑選有能力和才幹的人，為朝庭和人民服務卻是常有的事。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個人應當學習的功課包括，待人應有的態度，在論語中，曾子說；《君子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矣》。這段話的意思是；一位具德性有修養的人，重視待人的態度有三項；舉止態度須合乎禮節，始能不粗厲放肆；神色要端正莊重，就近於信實；說話的語氣要有禮貌有次序，就不會顯得鄙俗無理了。
在與人交往的時候，須舍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如子貢說；《我無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也就是說，我不喜歡別人加放在我身上的事，我也不會加放到別人的身上。譬如，我不喜歡別人對我撒謊，因此我不會對別人撒謊。
孔子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戒之在得》。這是孔子提醒每一個人，在人生成長的過程中，生理與心理的變化會影響一個人的思維和行為，因此要時時刻刻的告戒自己，要避免美色的誘惑，意氣用事的衝動，和過份對財勢的貪戀。
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疑思問，忿思難，見德思義》。這段話是說，一個人在為人處事上，有九件應當深思熟慮的事；當觀察事物時，一定要力求分明（避免錯誤的判斷）；聽人的語言時，要力求聽得清楚 （免得成為謠言）；與人相處時，臉色一定要顯得非常溫和（使人樂於親近）；待人接物時，態度要力求恭敬（容易受人尊敬）；有了疑惑，一定要問個明白（避免犯同樣的錯誤）；當發怒的時侯，一定要想到可能造成的禍患；見到了可得的利益，要想想該不該取得。
至於為人處事遇兩難，需要做選擇時；要《擇善固摯》，要持 《中庸》 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話的意思是；凡事不要偏極，選擇最合道理的立場，堅持到底。又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當身處逆境遭遇苦難時 ， 要有信心 ， 能夠堅持 ， 如孟子說 ； 《 故 天 將 降 大任於是人也 ， 必先苦其心志 ， 勞其筋骨 ， 餓其體膚 ， 空乏其身 ， 行拂亂其所為 ； 所以動心忍性 ， 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的這段話是告訴使身處逆境，懷才不遇的人，為了成就未來的大事業，身受的苦難，是為未來身負大任做準備的。
在為人行事上如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意思是為人行事，如果事前沒有做長遠週詳的考慮，一定會有旦夕的憂患。
在孔子的大學篇裏說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以上這段話是告誡每一個人，為人做事要誠實，不要欺騙自己。對於是非善惡的接納態度，要真誠得像對惡臭氣味憎惡的反應和對美麗姿色喜愛的反應一樣。人在獨處時容易存僥幸之心，做缺德違法的事，因此要謹惕，就像時時刻刻，有十隻眼睛看著看著自己和十隻手指指著自己一樣。儒家教導人修身的功課，是發自每一個人內在的良知，是長期的，終生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的。
孔子敘述他一生修身的過程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
繼孔孟的時代之後，儒家自律修身的道理，成了中國歷經兩千多年，不同朝代人文社會有效運作的主要依據。不過在歷史過程中由於當權階級的需要，常會扭曲儒家經典的原意，造就了許多不合道理的文化。譬如在《Rethinking Confucianism》一書中所討論到儒家與裹小腳和男尊女卑的關係，或者將 “忠” 視為 “死忠” （違反道德的忠）都是因當權階級的需要而造成的，並非出自儒家的本意。
許多歷史上有關宣揚儒家經典的文學及戲劇創作，將儒家文化進一步融入民眾生活之中的，如 《木蘭從軍》，《岳飛的精中報國》及《三娘教子》等等。甚至一則描述有關儒家經典的小故事，可以造就一個膾炙人口影響深遠的銘言。如漢代以研究詩經善長的文學家韓嬰（約公元前200年至 130年）所敘述的一段關於孝道的故事；
孔子與弟子，在途中聽到有十分悲傷的哭聲，孔子說；“趕快，趕快，前面有何賢者在哭” 。走近一問，知到此人名叫皋魚，穿著粗布衣，手裏拿著鐮刀在路旁哭泣。孔子下了車，問皋魚說；“為何如此傷心，是否家有喪事？”。皋魚說；“我犯了三個疏失，想起來就傷心難過。疏失之一，少年時，忙著求學，遊說諸侯，未能好好侍奉父母，反而要他們為我操心。疏失之二，我自命清高，想做大事業，不願侍奉庸君，結果歲月蹉砣，人老了，結果一事無成。疏失之三，與交往深厚的好朋友，因細故而決交。因此他感嘆的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請允許我從此告別人世，去陪伴已逝的親人。於是皋魚站著不動，枯槁而死。
孔子對弟子們說；“你們要以此為誡，這件事足以使你們明白人倫的道理”，於是在孔子的弟子中，有十三人辭別孔子，回家侍奉父母去了。從此；《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成了孝道的警世銘言。
儒家教導人修身的功課，是發自每一個人內在的良知，是長期的，終生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的。孔子敘述他一生修身的過程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
在孔孟的儒家經典裏，沒有強調懲罰。我想，在春秋戰國時代，嚴刑峻法，多如牛毛，孔孟只求以仁義的力量，感化眾生，以求達到世界大同的境界。至於懲罰，後來，由孔子弟子的弟子 “韓非子” 後起之秀，建立了法家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