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然：关于非一一对应简繁字研究的系列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汉字书同文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2008年11月20日发布的《筹备第十二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和编辑出版〈汉字书同文研究〉（第八辑）征稿函》[[1]]，提出了“非一一对应简繁字研究”的系列子课题，包括：对两岸四地目前使用的汉字系统的称谓、“非对称简繁字”的称谓、“非对称简繁字”的研究依据、范围、对象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从香港学者庄泽义先生和大陆学者冯寿忠教授率先提出“非对称繁简字”这个课题以来，沙龙同仁以往十二年研究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非一一对应简繁字”研究进一步深入，达成科学成果的需要。这里，谈谈笔者个人对上列问题的观点。

笔者认为，上列问题，可以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这个中心就是“非一一对应简繁字”的字组数，也就是研究的对象问题。

在以往的十二年里，众多同仁筚路蓝缕，潜心钻研，对“非一一对应简繁字”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然而，对同一个课题的研究，得到的成果（字组数）却大相径庭。冯寿忠教授提出的“非对称繁简字”是117组[[2]]；周胜鸿先生提出的《三组“非对称繁简字”总表》是《简化字总表》中的116组加《第一次异体字整理表》中的67组[[3]]，合计183组；苏培成教授指出“借用简化字”是111组，另在“专用简化字”里有一对二简繁字22组[[4]]，合计是133组；张书岩研究员提出同音代替字105组加同形字89组，合计194组[[5]]；连登岗教授提出的“归并字”104组，“代替字”是27组，加上当作简化字处理的异体字17组，共计148组[[6]]；杨蓉蓉女士提出“简繁体一对二（及二以上）的”有121组[[7]]；李牧先生提出“简一繁多”有247组[[8]]、冯霞女士统计的数据是121组，其中又分为“一简对多繁”107组和“一繁对多简”14组[[9]]；胡双宝先生在冯霞女士121组基础上补充2组，计123组[[10]]；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编辑部提出“简一繁多”有274组[[11]]；而据郭小武、叶青二位统计，竟有1065组之多[[12]]！

上述对于同一课题的11个研究结果，各不相同，究其根源，是研究的依据和样本范围不同所致。在前述11组数据的提出者中，冯寿忠教授的研究依据是1986年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现代汉字通用字表》，所用工具书是《现代汉语规范字典》[[13]]；周胜鸿先生的研究依据和范围是《简化字总表》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4]]；苏培成教授和连登岗教授的研究依据和范围是《简化字总表》[[15]]；张书岩研究员的依据是《简化字总表》和相关历史资料，所用工具书是历代字书[[16]]；杨蓉蓉女士的依据是《简化字总表》，统计样本是《辞海》[[17]]；李牧先生的研究依据是大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台湾《通用汉字标准交换码》，统计的样本范围是大陆7000通用字和台湾5401个常用字以及1700个次常用字[[18]]；冯霞女士的样本范围是《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21组简字是在冯寿忠先生的《‘非对称繁简字’对照表》总结出的117组不对称繁简字的基础上整理而成”[[19]]；《语文建设通讯》编辑部的《汉字“简一繁多”对应表》，是“以李牧专文[[20]]的附录一《简一繁多表》为基础，参考了冯寿忠、冯霞等有关的‘一简对多繁’字表，予以增补整理而成”[[21]]；而郭小武、叶青二位的统计范围则是《GBK汉字内码扩展规范》[[22]]。

由上可见， 研究结果上分歧的产生原因，在于研究依据和统计样本范围的差异；所以，要得到较为一致的研究成果，就需要统一研究的依据和统计的样本范围；而要统一研究的依据和统计的样本范围，又必须澄清并且明确相关的概念；另外，从前面列举的各个统计结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术语使用上的混乱。为了方便学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也有必要对相关术语进行统一。

在非一一对应简繁字的研究上，只有在概念明确，研究依据和样本范围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较为一致的结果，进而从学术角度提出明确清晰的调整思路和具体建议；否则，将会使人们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