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就现实问题而言，就是在传统汉字和简化字之间选择一种作为基础，再汲取另一种的优点加以综合的改造。在考虑具体的改造方法之前，必须先确定一些基本原则。我认为，这些原则应该包括如下几点：
一，有一个科学的总体考虑，建立周全严密的汉字规范理论。严密的汉字规范理论，就是要有明确的规范目标，明晰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联系及其分工，兼顾书写效率和阅读效率，兼顾日常手写和计算机的应用，兼顾日常应用和学术应用，以指导汉字规范原则，避免就事论事，顾此失彼。
二，统一的文字最方便两岸和全球的中国民众学习和使用。这里说的方便，兼顾儿童教育和成人学习，兼顾长远的方便和变更期阶段的适应。
三，最便于文化传统的继承，最大限度地减小古今文化的断裂。
四，计算机字符统一编码改动幅度最小，代价最低。
这些条件是获得海峡两岸中国人民共同认可的汉字体系的基本要求。任何一点的牺牲和削弱，我认为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传统汉字和简化汉字在字形上的差异，如前所述最主要表现在偏旁行草书楷化上。如果全部偏旁要统一，光部首偏旁（大抵是形声字的形符）就涉及三千多个汉字。这里不妨仍以言部字为例。言部字在GBK字符集里找出406个。其中偏旁简化为“讠”的有159个，意味着这159个字有从“言”和从“讠”两种写法，在古籍整理等场合用从言写法的字，在日常生活中用从讠写法的字；另外还有247个只有从言的写法而没有从讠的写法。现在的状态是同一个偏旁有两种写法。如果要实现书同文，这种状况提出了多种选择方案：一是全部恢复从言的写法，二是全部类推为从讠的写法，三是维持现状分别有从言和从讠两种写法，还有第四种方案留待下文再谈。
第二种方案显然是不可行的。一个问题在于，其中包含着一些本来就被淘汰的异体字，例如“訢、詾、謌、譌、譟”分别是“欣、讻、歌、讹、噪”的异体字。作为日常应用，“訢、詾、謌、譌、譟”这些字不再使用，偏旁类推简化毫无意义。“譱”是“善”的篆文隶定写法，所从的“誩”如果简化，就等于把先秦古文字也按今天的手写来简化。另一个问题是会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誩、讟、譶”如果偏旁类推，左边的“言”写作“讠”，右边的如果也用“讠”，就违背了书写的笔顺；假如右边维持用“言”，则左右异形极不协调。而且，偏旁“言”处于右边的“信唁”等字和处于下方的“訚詟誊詹譽讋讐”等字，“言”也不能类推为“讠”。这样，偏旁的统一将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
第三种方案就是维持现状不作为。这当然比全部硬性类推好，因为不作为也就不会增加新字形，避免出现新的混乱。不过，这样的话，书同文就成为一句空话。
这样看来，唯一可行的就是第一种方案，即全部恢复从言的写法。然而，大家已经习惯了把左边的“言”写作“讠”，怎么办呢？
请注意，在手写体中把左边的“言”写作“讠”，并非从1956年开始，自汉代以来历代皆然。只要翻阅任何一种行书草书字典就可明白，无须举例。那么，《集韵》、《正字通》、《康熙字典》等字书为什么不把写作“讠”的字作为异体字别体字呢？道理很简单，“言”和“讠”的区别不是异体的关系，而是正体与手写体的关系。任何一个汉字，都存在正体与手写体的不同。由此可知，把处于左边的“言”写作“讠”在手写体中从来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不论是常用字，还是生僻字，还是异体字。
可是，从讠的写法一经规定为简化字，从而被定为正体字，于是，从“言”和从“讠”两种写法的关系就由本来的正体与手写体的关系，变成了异体的关系了。于是，在计算机的字符集里，同一个字有从言和从讠两种写法，如“說－说”，从而，是写作“說”还是写作“说”，就不再是正体与手写的关系，而成为“规范”问题了。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第四种解决方案，那就是把从言和从讠两种写法恢复为固有的字体关系：正体采用从“言”的写法，手写则随意，可采用从“讠”的写法。我们知道，在计算机的文字里，任何一个细微差异，都被视为不同的字符，例如“說－説－说”这3个字分别具有不同的内码，检索时检查“說”就查不到“説”和“说”，而字体的不同不涉及内码的变化。所以，从言和从讠两种写法一旦恢复为字体关系，就可以通过字体的设置加以转换。这样，在手写体中，再也不必思考哪些字偏旁可以类推，哪些字偏旁不能类推了，任何一个正体从言的字，手写文字都可以写作从讠。
据我所知，世界上各种文字都有正体与手写体的分别，有的还区分大小写。汉字在实际生活中也同样有正体和手写体的区别，但在中小学的识字教育中从来没有关于行书和草书的教学内容。如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在教正体汉字的同时，就教行书的写法，例如“說－说”、“學－学”，这样，既维持了汉字的传统正体，又简化了日常的使用。这是多么的方便啊！[1]
一旦建立了正体和手写体的对应关系，不仅本来就属于手写体与正体关系的字，如“貝贝，車车，專专，爲为，芻刍，盡尽，魚鱼，糸纟，言讠，見见，金钅，門门，頁页，食饣，馬马”等，就是那些其他方式简化的汉字，例如以异体代替正体的“万萬，無无，棄弃，傑杰”，以古体代替正体的“氣气，從从，網网，復复”，以俗体代替正体的“陰阴，陽阳，亂乱，蠶蚕”，以及简省偏旁或笔画的“廣广，條条，務务，虧亏，習习，飛飞，電电，麗丽”，新造形声字或标音字“襯衬，認认，燈灯，礎础”，新造会意字“塵尘，雙双，寶宝”，简单符号代替原构件的“鳳凤，對对，雞鸡，風风，這这，劉刘，棗枣，攙搀”等，都可以当作手写俗体来处理。这样，就真正建立了汉字的两体，既方便了日常书写，又不妨碍传统文献用字的延续和正体字的规范性。这样一来，上面提到的书同文四项原则，就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完满的解决。
2002年6月参加教育部语用所主办、安徽大学协办的“简化汉字问题学术研讨会”，我提交了题为《关于简化字整理的几个问题》的论文。[2] 文中有“关于偏旁统一的两全方案”一节，已提出关于书同文的思路。这个想法在私下交流中曾获得许多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同仁的赞许。书同文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只要我们真正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为子孙后代着想，一切朝前看，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
[1] 文章写成后，费锦昌先生告知吕叔湘早有类似的想法。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1年版）说：简化汉字的主要目的是让写字能够快些。写字要快，本来有两条路：可以减少笔画，也可以运用连笔，就是写行书。光是减少笔画，如果还是每一笔都一起一落，也还是快不了多少。事实上我们写字总是带些行书味道的，但是没有经过正规学习，有时候“行”得莫名其妙。是不是可以在学校里教教学生写行书，让大家有个共同的规范，可以互相认识？这里又遇到一个框框，那就是“要使印刷体和手写体一致”。从这个原则出发，就得互相迁就，一方面在简化汉字上搞“草书楷化”，一方面在学校里只教楷书，不教行书。为什么别种文字一般既有印刷体又有手写体，大致相似而又不完全相同呢？这是因为要求不同：印刷体要求容易分辨，所以有棱有角；手写体要求写起来快，所以连绵不断。如果我们允许手写体和印刷体可以在不失去联系的条件下不完全一致，那么，有些简化字本来是可以不去简化它的。例如“鱼”字的底下，如果书上印成四点，笔底下写成一横，似乎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2] 后来发表在《汉字规范问题研究丛书》的《简化字研究》，史定国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