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指文字书写规范的同一，包括对不同地区文字异形的规范，亦指对同一地区一字多形的规范。古人提出“书同文”完全是针对中国而言的，所以不包括不同文字体系的同一。“书同文”的提法始见于先秦儒家经典《礼记·中庸》：
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孔颖达解释说：“今天下车同轨者，今谓孔子时。……当孔子时，礼坏乐崩，家殊国异，而云此者，欲明己虽有德，身无其位，不敢造作礼乐，故极行而虚己，先说以自谦也。”朱德熙、裘锡圭阐发孔颖达的意思说：
这就是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孔子是一心想改变这种情况的，无奈自己不掌权，所以只好空着急。[1]
同一地区的用字规范，可以由地区首脑来主管实施。不同地区如果涉及不同侯国，就不是地区首脑所能控制，还必须由最高首脑——天子来统领。可见，书同文的工作直接跟统治者的地位相关。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晚期，各诸侯国的文字已经发生了较显著的分化。与孔子时代相近的春秋晚期晋国《侯马盟书》的文字，就跟传统的正体有相当大的差异：
试看其中的“爲”字只取传统写法的上半，“晉”字两倒“矢”简省为一，还省略了构件“日”，都出现了很大的简化；也有个别繁化的例子，如“夷”字下方还加“土”。侯马盟书是手写体，为着书写的方便，大量采用一些民间俗字乃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作为正体的官方文字也各行其是，就会使文字异形的状态逐渐扩大，最终因文字的分化导致文化的分化乃至华夏民族的分裂。作为富有远见和抱负的孔子，是预见到这个可能性的。孔子所担心的“礼崩乐坏”，就是指文化和制度上的分化，周天子对诸侯失控，其结果只能是强者为王的混战局面。孔子希望各国文字能统一，但作为学者，毫无权力，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施的。孔子慨叹“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是指责当权者不关心文化统一事业；“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则表达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心态。
孔子的担忧后来成为事实，但孔子的理想数百年之后也实现了，那就是秦始皇的文化统一。《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统一中国当年就实施了一系列文化上的统一工作，其中包括“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正应了孔子“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议论。“书同文字”的提法，也因此成为中国人对汉字统一理想的概括和口号。许慎《说文解字叙》对此有一个总结：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许慎不仅谈到秦始皇对文字的统一，还具体地告诉我们，统一的文字就是“小篆”。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书写不一，这种状况的后果，不能简单地从文书交流的角度来看。在有关战国的史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因文字异写造成交流障碍，从而还需要互相学习“外文”的记载。孟子嘲笑南方楚人是“南蛮鴃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说的是南楚方言犹如鸟叫，令北方人难以听懂，但齐鲁与楚国之间的文字差异还不至于互相看不懂。近十几年来陆续发现的战国楚文字蔚为大观，楚文字与秦文字的差异固然是明显的，但文字交流则没有什么障碍。
然而，如果各国文字差异任其发展，不加以遏止，就会越走越远，终将因文字差异造成文化的差异和民众心态的差异。秦始皇书同文字的措施，阻遏了汉字不断扩大内部差异的趋势。试将马王堆帛书等汉初南方楚地文字与以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为代表的战国楚文字相比较，就可以看到秦始皇统一文字对汉代文字的显著影响。西汉时南北文字的高度一致，是秦始皇书同文字历史功绩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