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慎的叙述中可以知道，小篆的基础是史籀大篆，即周代的正体文字。换言之，秦始皇书同文字的原则，是以周代正体文字为基础的，用正体文字来统一变体文字。
笼统地提周代，包括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包括春秋和战国时代。上文已述，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汉字已出现明显的分化。关于战国文字，上世纪初以来的古文字学界已逐渐形成共识，认为战国文字可区分为两个倾向，也可看成是两个系统：即比较保持传统的周秦文字，和变异较显著的六国文字。秦始皇的书同文措施，是让六国文字向周秦文字靠拢，统一的文字以正体文字为据，凡与秦文字不同者就废除。这里有两种理解：一是变体文字服从正体文字，一是六国文字服从周秦文字。秦始皇作为统一战争的胜利者，其出发点究竟是想用胜利者的文字来统一六国文字呢，还是想用保持传统的正体文字来规范变化较大的六国文字，这一点还不很清楚。我曾经这样说过：
汉字在春秋中后期开始依国别或地区而分化，至战国时代，秦与东方各国的文字分化大大加剧。秦系文字比较保守，与西周和春秋前期的正统文字相比，除了书写风格上逐渐趋于规整匀称以外，结构上的变化总体而言并不明显，而六国文字则几乎面目全非了。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了六国文字，从而六国文字被历史淘汰，真正成为支流；而秦系文字上承商周古文，下启汉魏晋隶书乃至楷书，成为汉字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这种历史的巧合，似乎也寓含着造化的神功。[1]
秦始皇或李斯的想法究竟如何，自然还可以探讨，但从后来的汉字规范事实来看，中国自汉代之后的历次书同文措施，都是以正体为本来统一变体，而不是相反。
汉字笔画多，书写较难，作为手写文字，自发地产生求简求快的作风，由此形成俗体。自商代以来至于今，求简风气从未间断过。每一个时代，总是有正体和俗体两种文字，正体字庄严而规范，俗体字草率而快捷，各有其利弊。俗体字在日常的通行，势必影响正体，所以俗体字是汉字发展的主要动力。然而，就共时文字而言，不论哪个时代，作为规范的文字一定是正体，而不是俗体。近年来我们对东汉文字做了全面的调查，发现东汉时期社会上日常使用的文字，俗体字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每组后一字为当时俗体或异体，个别出于草书者已作楷化处理）：
许慎说到撰写《说文解字》的背景：“……郡国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燿於世。”表明撰写目的是“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由此可知，许慎撰《说文解字》，其重要目标正是为了书写的规范，用传统的正体纠正当时流行的讹体变体。
《说文解字》在当时是否被作为正体规范依据，史无明文，但熹平石经的用字状况显示，东汉时代尽管日常用字大量采用俗体，正规文献则遵循传统的正体。
熹平四年（175）太学所立石经是汉代儒家经典的权威版本。熹平石经大小残碑至今已发现逾百块，我们调查了其中较大块的残石五十多块，语料近九千字。石经字形书写非常规范，是当时社会用字的正体典范。例如在一般的碑刻中，作为偏旁的竹头和艹头几乎是不区分的，一律写作艹头，如“簿”写成“薄”，“管”写成“菅”，“符”写成“苻”，“策”写成“荚”（东汉文字作声符的“朿”大抵写作“夹”），但在石经里，竹头和艹头区分是明确的，绝不相混（传世文献的“答”，石经写作“荅”，“荅”是“答”的古字）。上举东汉俗字和异体，除了“董”字，没有一个最终进入近代的正体字，也反映了东汉文字规范的成绩。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处于形体整合的开放时期，异体盛行，但总结这个时代用字状况的《切韵》，对正字俗字的区分很明确。唐代以来中国曾有过多次的汉字规范运动，基本上是以《说文》为依据的。当然，《说文》用字并非绝对标准，也有因讹误而以错为正的例子，从而，如果单纯以《说文》为据，就可能反而用《说文》的讹误字来规范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例如“亟”“督”“數”“尃”等，《说文》的写法都与真正的传统正体走样了，所以隋唐以来这些字的别体倒往往是保持了传统正体的写法，而按照《说文》修正的写法才是已经讹变的变体。但这反而揭示了一个事实：唐代以来的正字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的确是以《说文》为尊的。自明清以来逐渐定型的、主要以《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的正体字为代表的、持续使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古籍整理和港台地区沿用至今的汉字，从总的情况来看，就是以《说文》所代表的正体字为依据的。
纵观汉字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汉字书同文的传统，以正体规范俗体是主流。俗体字影响正体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但在共时的层面上，以当时的正体为规范的原则总是很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