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已经逝去的几位长者，我的良师益友许杰先生、程孟明先生、安子介先生和陳立夫先生。
1992年春天, 我在友人程亚千引荐下, 去华东师大拜见了我国著名的五四时代老作家许杰先生。从此以后直到先生去世的近两年时间里，我成了许府的常客。许先生是我探索人生，研究汉字书同文的第一位导师!
先生是浙江台州人, 虽然一生遭遇许多磨难，却依然保持着台州人那种固有的禀性——正直! 他十分向往祖国的和平统一和世界大同。1992年8月,他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第十二期上撰文《向大同世界演进》。平时, 我常常向他请教书同文的问题, 他对汉字书不同文现象颇为不满，但对书同文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同时，他又谆谆教导我说：在目前形势下，书同文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在学术上我们可以讨论，但要把带有政治敏感性的问题避开，这就要注意讲究一点策略了。在以后的书同文研究中, 我始终注意遵循先生的这一教导。1993年8月26日，应我的请求, 他抱病在大热天写了《海峡两岸书同文字学术研究文集序言》寄给我。信上说：
胜鸿同志：
这篇东西总算写好了，现在寄给你，请阅读评正。如果有不妥的地方（包括文字和意见），请你不客气的修正。我这多日来精神不大好，但文章写不好，不能用精神不好来推托，那只好请你原谅了。如果有空，能当面来谈谈则更好。专此，即致
敬礼!
许杰 93.8.26
先生的人格、文格，由此可见一斑了。2001年10月，《汉字书同文研究》第1辑由北京气象出版社正式出版，扉页上印的就是许先生在八年前写的这篇序言。
可是,当时我因为学校开学事多而没能抽空去拜望他，与先生失去了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令我抱憾至今。所幸在九月初，先生打来电话，我在电话里向先生致谢，并向他报告说：大作正在打印之中，我会带来呈交先生审阅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聆听先生慈祥而亲切的声音了。万万没有想到,未及我把打印稿当面呈送先生过目，在我们通话后二十多天，先生竟“一嚏就成仙”，永远离开了我们！
1994年11月11日，我在台湾《国语日报》的副刊《书和人》上发表《新文学，老作家——许杰》一文，表达对这位导师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1993年9月，台湾《中央日报》的《中山学术论坛》第25期发表了上海程孟明先生写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论中国文字统一问题》。文章一发表，我的朋友王天昌教授就马上把相关报纸寄给了我。程先生在文章中说：周胜鸿先生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要求实现海峡两岸书同文的文章……周先生很年轻，奔走呼号，定能亲眼看到中国文字的统一；笔者行年八十，只有从天堂中聆听文字统一及国家统一的佳音了。
由孟明先生的旧友王昌华老先生从中牵线，我和孟明先生取得了联系。不幸的是程先生在1994年去世了。1997年12月我赴台访问，还专程去台北的仁爱路王府拜访了王昌华先生,并把我与他的合影转送给居住在上海的他们的朋友方洪甫先生, 以了却这批老友五十年未曾见面的相思之情。
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先生是我在1995年10月5日，参加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联合举办的“首届汉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的。在那次会上，我向安先生面呈了我的《海峡两岸书同文字学术研究文集》。先生接过去，抬起头来望着我说：“这就是我们几年前搞过的啊。很好!很好!”后来，安先生多次给我寄来他撰写的汉字研究著作。
1998年1月5日，我访台归来路过香港的时候，特地去看望安子介先生。当我到了安先生办公楼的时候,秘书告诉我：安先生身体欠佳，不能会客。她向我转达安先生的话：希望你继续努力研究，探索汉字的书同文字课题！可是，仅仅两年多，在2000年的6月3日，安子介先生不幸因病在香港去世了。噩耗传来，我望着墙上挂着的和先生的合影，脑海中浮现着这位杰出的爱国者对祖国统一和汉字书同文事业无限关心的情景……。
同年12月，我在北京的《海内与海外》杂志上发表了《怀念杰出的爱国者——安子介先生》一文，寄托我对先生的哀思。
原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熙元教授，是书同文事业的先驱。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将在1993年3月12日举行“中国文字统一之路学术研讨会”；同时还发表了该研讨会主持人王熙元教授的一篇长文。读罢报纸，感叹良多，随即在23日写信给王教授，表达自己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对汉字书同文研究事业的关切之情，请求王院长赐寄相关资料，并请他把一封相似内容的信函转交给该校的姚榮松先生。王教授5月11日给我写了回信。信中说：因五月下旬要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文学交流研讨会”，为赶写一篇论文，故迟未作覆，十分抱歉！接着他介绍了近两个月来繁忙的工作情况。先生为两岸学术交流奔走之状见诸字里行间。信的最后说：拜读来函，知大陆知识分子极度关心汉字前途及两岸文字书同文问题。本人主持师大文学院期间，曾三度召开学术会议，探讨此一课题。此一大业，当为今后两岸民间共同努力之文化事业矣！与这封信一起，他还给我寄赠了有关研讨会的多篇论文及由台湾中国文字学会出版的《国文天地》杂志《两岸语言文字专辑》。
后来，我与王教授通过几次信。1997年12月，去台湾参加第五届世界华语文教育研讨会时，想去拜访他。不料，先生竟然已经西去了。事后，和台湾东海大学王天昌先生说起，天昌先生说：熙元还是我的学弟呢！惜乎，哲人早萎矣！中国知识界失去了一位精英；书同文事业折了一位先躯者；我们痛失一位良师益友！
陳立夫先生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1969年从美国返回台湾定居后，历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在生命的最后10年，他以九旬高龄之身，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号。1990年，先生在台湾提出“以中华文化统一中国”的议案，在海峡两岸引起巨大反响，也引起了我的思想共鸣。我贸然写了《就“中华文化统一中国”之议致陳立夫先生的公开信》，发表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上。一位远在欧洲讲学的学者看到文章后，来信询问立夫先生的议案内容。我想法设法多方打听到立夫先生的通讯地址。1995年，我致函陳立夫先生。同年5月初，先生亲笔给我写了回信，落款处在亲笔署名之后还加盖了印章。我捧读再三，十分感动。
为响应立夫先生的“以中华文化统一中国”的倡议，我试着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名《中华传统文化十日谈》。书稿写好后，我致信立夫先生请他题写书名。先生欣然命笔，挥毫写就《中华传统文化十日谈》九个大字。笔锋刚健，书艺精湛。更令人感动的是，先生还在我寄去的该书目录上亲笔作了修正。
1996年新年，我寄了一张贺卡向先生拜年。先生很快回寄了一张贺卡给我。这一年的4月19日，上海《联合时报》报道了“海峡两岸‘书同文字’学术研究资料室”成立的消息。立夫先生看到我寄去的报纸后，来信说：“闻讯之余，特此致贺。”
1997年12月，我趁赴台北参加第五届世界华语文教育研讨会之便，于30日专程去阳明山旁德行东路的陳公馆拜访陳立夫先生。先生和我交谈了二十多分钟，勉励我“继续努力，以竟全功。”他还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作《中华文化何以将会广受世人崇敬》和一幅墨宝——“智者常乐”。临分别，还和我合影留念。
2001年2月8日晚近九时，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带着未能亲眼看到祖国统一的遗憾，立夫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