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我的台湾朋友们。
台中市东海大学中文系王天昌教授是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王先生还是《国语日报》副刊《书和人》的主编, 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记得那是1991年夏秋之交，我从报上读到一篇有关大陆渔民因台风在海上遇难, 被台湾同胞救往台中的报道。文中说到撰文的记者还应邀访问了台中的东海大学, 受到教务长張培揚教授的热情接待。我就贸然给張教授去了信，请他介绍一位关心两岸书同文的语文学者。热心的教务长就介绍了王天昌教授。1991年10月12日, 王教授写来了回信。王教授不但对我的文章感兴趣，还给我寄来两份《国语日报》的《书和人》副刊。从此以后, 我和天昌先生开始了通信和交往。十多年中，友谊长存。《汉字书同文研究》封底上的“书同文 语同音 词同字”九个字，就是王天昌先生在2002年来信中提出，并且又在2006年来信中重申的，现在成了我们书同文研究的一个口号了。
在王先生陆续寄给我的《书和人》副刊中，有不少台湾地区语言文字研究和规范整理的宝贵资料。如台湾当局公布的“通用拼音”和“笔顺规范”等。他还惠赠我一本《国语日报辞典》，并在他主编的《国语日报》副刊《书和人》发表了我的两篇文章。
1997年12月下旬，我赴台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华语文教育研讨会之际，给台中的王先生打电话，表示想去他府上拜访。他怕我人地生疏，车马劳顿，婉言谢绝了。于是我在《国语日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留下几件小礼物请报社詹先生代为转交。1999年8月，天昌先生随团访沪，我们终于见上一面，并拍了一张合影。
还有一位簡宗梧先生, 是台湾政治大学国文研究所的教授。我从《汉字文化》上读到他和張雙英先生同去韩国参加国际振兴汉字学术研讨会的消息，去信向他要份论文。他很快寄来了新作《汉字简化之商榷》。这篇文章观点新颖，论述清晰，颇有见地，很有说服力。许多人读了都说深受启发。后来，我们把它编进《汉字书同文研究》第1辑。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许多台商来到大陆，来到了上海。在这股台商大陆投资热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就是来自台北的王堯世先生。王先生是一位退休专家，在台北开设了一家计算机科技公司，推广自己发明的《形声快码》汉字输入法。为了这一汉字编码科技资源也能让大陆的十多亿人民共享，就孤身一人来到上海，在番禺路买了一所房子，开设了“上海形声资讯科技有限公司”。他说：“把自己的发明成果贡献给大陆同胞，为全中国人民服务，我认为很有意义呀。”
王先生一边打理公司的业务，一边参加书同文学术沙龙的活动。从三研会到七研会，无一缺席。在交往中，我们的友谊也日益加深。说来很惭愧，我一度没能学用他的《形声快码》，这使他感到遗憾。2006年我从西南游学、访友两年后回来，终于下决心学会了王先生的《形声快码》。王先生知道后十分高兴，还特地赶到我的家里来，又教了许多使用技巧。我的这篇文章，就是用他的《形声快码》打出来的。
1993年5月，江澄格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文化与艺术的结晶——中国文字的趣味》的文章。我拜读后深受启发，就写了一封信通过报社向他请教一些汉字发展的学术问题。多亏这家报纸的编辑从中牵线，江先生不但写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还在该家报上又发表了一篇回应我的文章《从大陆一位读者的来信谈起》。1997年12月，我趁去台湾访问之便特地去拜访他，不料因途中在拜访民权中学时为该校校长所热情挽留而耽误了行程，失去了一次与他见面的机会，实为一大憾事。2002年，他两次来上海讲学，我都失之交臂，未能和他见面。2003年8月，江澄格先生应邀偕夫人专程前来上海参加第六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我们的两双手终于伸过台湾海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2001年来沪参加第四次研讨会的戚桐欣先生，退休前是台湾农业委员会水产试验所水产信息系副研究员。由于长年在海上孤岛从事水产研究工作，利用空余时间研究汉字和汉字笔顺编码。退休后创办“中易系统工作室”，满腔热情地宣传整合两岸汉字的主张。那一年，他虽已年过花甲，仍冒着酷署，赴大陆参加了武汉、上海、烟台、天津等地的多场研讨会。在四研会上，戚先生接受了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第2辑的任务，该辑的全部出版经费也由他主持的“中易工作室”赞助。会后，又约我们畅谈。当我们在“明珠空中列车”站和戚先生握手道别时，不约而同的说：“两岸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王敏東博士是台湾铭传大学日语应用系的副教授, 日本大阪大学的文学博士。她是从2004年七研会开始参加沙龙活动的。这位美丽优雅的女学者讲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举止谈吐十分儒雅，休会时吸引了不少学者争着和她合影留念。在七研会上，除了宣读论文《日据时期台湾的用字》外，还介绍了台湾“教育部”近年来规范国语国字的成果。会后，我托她回去后寄一本《国字笔顺手册》，她很快就给我寄了过来。我把拙作《关于调整非对称繁简字的建议》软盘送给她，请她指教。2004年8月19日，她从新加坡来信说：“本人很乐意以周先生文章中所列的字组为基础，在台湾做一些调查，甚至和日本当初制定《当用汉字表》、《常用汉字表》之考量做一些比较。若得先生应允，快则十月左右，或许可以完成。或明年夏天於下一次的书同文学术研讨会中报告。”第二年，她飞到成都，在八研会上宣读了《不对称汉字在台湾接受度之调查》，受到会议的高度重视。可惜因为第7辑出版工作上的波折，未能如期发表。对此，我一直深感歉疚。去年的九研会，王博士虽因日程安排的原因，未能亲临参加，但仍提交了论文《日本所造汉字（和字）的传入》，并委托会务组派人代为在会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