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多年前, 我从上海教育出版社徐川山先生捐赠的《汉语拼音小报》合订本上，读到国家语委李乐毅先生的文章，文中提到台湾《标准行书范本》上有许多简体字。我就贸然致信向李先生借阅。李先生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于1992年7月31日欣然覆信表示同意，并很快给我寄来。我复印一本后赶紧把原件寄奉归还。这以后，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1995年10月, 我借赴京开会之便去语委大院拜访李先生。李先生为人正直，待人热情。我俩还同是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会员呢！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费锦昌先生在2002年7月来参观史料馆。2004年夏天又偕同夫人，华东师范大学的徐莉莉教授一起参加第七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向与会人士介绍了《规范汉字表》的制订情况。02年那次来史料馆，看到台湾的《国字标准字体宋体母稿》，马上借去复印了一本；我又送了他一本花两三年时间用最原始的手工剪贴复印方法编成的《海峡两岸汉字字形分析表》。
忘不了，和我在1997年12月同去台湾开会的北京新华出版社张学涛先生，在2002年8月偕夫人来沪参加第五次汉字书同文研讨会。这是自台湾开完第五届世界华语文教育研讨会后，我们在上海的一次重逢。
忘不了，和我共同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第6辑的陈明然。他从网上了解到书同文研究沙龙的情况，就发来E-mail联系。2003年来上海参加第六次研讨会，向我要去了全部论文集。回去后花时间进行了仔细的校对，编出了一份《勘误表》。《汉字书同文研究》第5辑发表了他的《连体部件小议》。2004年的第七次研讨会上，他提交并宣读了长篇论文《论信息时代的汉文字改革》。这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不少网友读了文章后给陈先生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浙江《湖州语言文字网》全文予以转载；郑州大学郝文勉教授在其论文《甲骨文编码的线性结构》中引用了陈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给出的“字素”定义。《汉语言文字论坛》转载了他后来发表在第6辑上的《汉字定量之我见》全文。2004年10月，我特地赶到温州，和他及沈克成先生一起商量第6辑论文集的编辑事宜。2005年5月出版的这本论文集，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好评。2005年7月他又赴四川成都参加第八次研讨会，协助我和邓家筠老师做好会务工作，使八研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2006年春，他又担纲主编《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十周年纪念文集》。我曾在《汉字书同文研究》第5辑的后记《实现书同文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一文中说：“胡敬禹先生是我们书同文研究队伍里跑出来的一匹黑马”。陈明然也是一匹黑马。他也是从热心于书同文事业的民间业余研究者成长为专家学者的一个突出的代表。
忘不了，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陈培基和浙江诸暨的杨志浩。培基是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副编审；志浩是浙江诸暨的民间研究者。在书同文研究的道路上，俩人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培基的人生并不一路顺风；志浩也是历尽坎坷；都年届古稀之年；都是从第三次研讨会开始参加沙龙活动；都发明了各自的计算机汉字输入编码方案；都多次来沪参加研讨会。志浩更是从三研会到七研会，每会必到。
忘不了，上海的涌泉、富卿、习成、蓉德、君复和胜利等朋友，从第一次参加沙龙活动起，凡是在上海举行的会议，必定到场。
忘不了，我的香港朋友们。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懷先生和香港《语文建设通讯》主编胡百華先生。是他们主持的《词库建设通讯》，全文刊发了《汉字书同文研究会筹备简章》，从而催生了第一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1998年1月3日, 我从台湾返沪途经香港的时候, 访问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见到了姚德懷先生。《语文建设通讯》报道了每一次研讨会的讯息；发表了不少沙龙成员的文章。1999年春天, 我经姚德懷先生介绍, 参加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2000年5月8日, 姚先生来信邀请我去香港参加年会, 可惜因故未能成行。
2002年3月，正在上海参加沪港语文研究与语文教学研讨会的姚德懷先生大驾光临上海汉字研究史料馆；我请步凡和正在上海工作的台湾形声快码专家王堯世先生一起接待。两岸三地的语文工作者欢聚一室, 共同商讨汉字书同文。2002年12月上旬，我应姚先生10月21日来信的邀请去港参加2002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年会；年会之后，还参加了12月8日学会特地组织的“书同文座谈会”。这次会议共有17位学者参加，各位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在发言中对他们多年来对书同文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当第6辑的出版遇到经费困难时，又是姚先生领导的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伸出了援手。为了表达沙龙对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和姚德懷、胡百華两位先生的感谢，2002年8月12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五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根据会务组的提议, 通过了《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的感谢信》。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还促成了我与台湾学术界的联系。《语文建设通讯》的编辑潘禮美先生，为沙龙成员文章的发表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1993年6月19日，潘先生来信说：“前几天, 我寄上最新一期台湾《华文世界》（第67期），请查收。台湾的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读到您发表在本刊的文章，认为很有见地。他们要跟您联系，向您约稿。我们已把您的地址告诉了编辑部。”从此，我和台湾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建立了联系。1997年12月, 我应台湾的世界华文教育协进会之邀, 访问台湾, 参加了第五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就是这次台湾之行，催生了《汉字书同文研究会筹备简章》。对于潘禮美先生的热情关心与帮助, 我十分感激。从台湾返沪途经香港时，我专程去沙田潘先生的府上拜访了他，当面向他表示感谢。此时潘先生已经退休，他送给我一本《1997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12月，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年会上又一次见到了他。潘先生还在会上和我合影留念。
陳嘉田先生任经理的香港鹭达文化出版公司和陳先生本人，长期以来也对我们沙龙的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以优惠的价格为第4辑、第6辑、第7辑和这本《纪念文集》提供了国际统一标准书号。
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是一家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出版单位。总经理許九星教授以及该社的田小琳教授也十分支持书同文研究，免费为《汉字书同文研究》第5辑提供了国际统一书号。
香港普通话研习所的譚炳強先生，五次为《汉字书同文研究》丛书的出版捐款，累计达7000元港币。他和他的朋友们，多年来给予了书同文研究很多帮助。
林維盛先生，热心参与书同文研究，每次研讨会都提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