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懷先生(左)与周胜鸿先生(右)在苏州国际吴语研讨会上。
从1990年1月12日在上海《联合时报》上发表《欲求统一，请先书同文》开始，我不断在汉字书同文的研究道路上前行，至今已有17个年头了；从1997年和台湾黄作宏先生一起发起筹备“汉字书同文研究会”至今，也已整整过去10年了。在纪念民间汉字书同文学术沙龙十周年之际，回首往事，一张张熟悉的文友面孔在脑海里浮现。是他们与我甘苦与共，同舟相济，一起走过了这十年书同文研究之路。
忘不了，第一位书同文之友张全林。我的文章《欲求统一，请先书同文》见报后，河南淮滨县的台湾事务办公室公务员张全林即署名张呼哉在1990年6月的北京《统一论坛》发表《汉字亟待统一》与我相呼应。我经过《统一论坛》杂志社与张先生取得了联系，从此，我们保持书信往来，一起讨论书同文的许多问题。
忘不了，1991年的春天，在华东师大颜逸明教授家里和俞兄步凡的相识，从那时起，我又多了一个有求必应、有请必到、有话必说的挚友和诤友。俞兄秉性耿直，无私无畏，积极参与书同文研究活动，总是尽心尽力，不计名利地帮助我。在上海召开的每一次研讨会；每一辑《汉字书同文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发行；从“海峡两岸书同文字学术研究资料室”的成立到扩展为“上海汉字研究史料馆”，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我凡遇要事, 必与俞兄通电话；有客来访，总要请他作陪；就是在我搬到浦东川沙的沙田公寓那么远的地方后，他也会坐两三个钟头的公交车前来共商大事。有这么一位可以交心的朋友, 此生幸矣！
忘不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先生对书同文研究的支持。1993年秋，我从《语文建设通讯》上读到苏教授分析介绍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的文章，就致信苏先生想借用此件进行复印；不料他接信后即复印好一本给我寄了过来。这使我深受感动，去信表示感谢。一次，苏先生从我处借去台湾《国字标准字体宋体母稿》，寄还时让邮局弄丢了。他竟辗转托人从台湾找来了一本补上还我，还来信说“母稿丢了几个月，使我感到内疚，影响您学术研究，我很抱歉。”1995年10月, 我去北大拜访他，亲身感受到了他敦厚朴实的学者风度。书同文研讨会召开，他任会长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刊总要进行报道。苏教授还介绍我加入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至今，我还保存着苏先生自1993年以来的20多封来信。十多年来，我一直视苏先生为师，也视苏先生为友。
忘不了，1997年的12月25日, 在台北县新店市侨爱四路29号这座建造在山坡上的三层小洋楼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用毛笔在一张白色道林纸上端端正正地书就《汉字书同文研究会筹备简章》，并和我一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位老人就是黄作宏先生。正是这份后来发表在香港《词库建设通讯》上的《筹备简章》，使当年还是青年讲师的山东大学孙创艺、安徽祁门一中退休教师倪永宏、汕头大学朱永锴教授和他的研究生陈慨丽, 还有上海的俞步凡、温应时，于1998年8月1日聚集到了上海邢家桥南路253弄21号我的那间陋室里，举行了第一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从此，有了我们这个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学术沙龙。
与黄作宏先生相识，是在1995年10月北京的“首届汉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1997年12月我去台湾开会, 他和夫人特地开车接我在他府上住了两天。当我们商定共同发起书同文研究会并拟订《筹备简章》后，他又陪我去罗斯福路复印了100份，以便我在第五届世界华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散发。黄先生虽因年事高无法来大陆参加各次研讨会，但每次必定寄来贺信。
忘不了，第一次研讨会的几位同仁。山东大学的孙剑艺，在《汉字书同文研究会筹备简章》发表前，就已经发表了多篇探讨书同文问题的专论。从1998年起，他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中，有时甚至推掉一些官方的学术活动，三次抽出时间参加了我们民间的第一、第三、第六次书同文学术研讨会。2003年六研会，还带了自己的三个研究生一起来。2000年8月在第三次书同文研讨会上，他又参加了编辑出版第一辑《汉字书同文研究》的决策和选题。2006年4月20日，香港翡翠电视台到上海来采访书同文，他从济南连夜赶到上海。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安徽祁门一中的高级教师倪永宏，在读到香港《词库建设通讯》上的《筹备简章》后，就给我来信“深表支持并将积极参与”。在第一次研讨会上，他和其他与会人士一道，吃、住在我的那间陋室，和比他岁少的孙剑艺争睡地铺；虽然还欠着债，却几乎每一次的研讨会都自费参加。年事已高的汕头大学朱永锴教授冒着酷署，带着他青春靓丽的研究生陈慨丽，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上海教育学院退休教师温应时，谦虚有加，自称是来列席的，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沙龙创始人。
忘不了，当年山东潍坊师专的副教授，现任江苏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的冯寿忠先生，最早提出“非对称繁简字”的论题，并写出了多篇力作，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汉字书同文研究的繁简字体、正异体字、新旧字形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2002年，他担任《汉字书同文研究》第3辑的主编，首倡“论文选编四项基本原则”，被后任各辑主编赞同贯彻。因为谦虚，避免自己的名字排到编委名单的前面，又创造了“姓氏拼音倒序排序法”用于编委名单的排序。2006年4月22日，香港翡翠电视台到上海来采访书同文，我去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和孙剑艺一样，二话没说，就从任教地常州连夜赶到上海。
忘不了，第1辑《汉字书同文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当时的温州里仁电脑学校校长，里仁电脑公司董事长沈克成在三研会上主动请缨，担任主编，并出资填补高达万元的出版经费缺口。沈先生为了编好这海内外第一本汉字书同文论文集, 费尽心血, 五易书稿, 累得旧病复发。在一年多时间里, 与我往来函电20多次，先后3次寄来书稿请我审订，最后还用特快专递寄来终审稿让我过目。全书定稿后，沈先生又多处奔波联系出版社，费尽周折。
忘不了，《语言文字网》网站站长，湖南湘潭的胡敬禹，虽然单位效益不好, 时常有停工之虞; 但他却独力开设了一个“汉字大同网站”（www.yywzw.com）,为宣传书同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04年原单位解散，胡先生成了一名下岗职工。在自己的生计尚无着落的情况下，硬是咬紧牙关坚持把网站保留了下来，并将其建设成了拥有网站、论坛、博客，全球闻名的，专门针对语言文字、中文信息处理等资源进行整合的信息平台。悲哉！壮哉！
忘不了，众多高校教授，跻身我们这个民间学术沙龙，平易近人，以身垂范，为我们带来精博的学问和严谨的学风。黑龙江大学戴昭铭，是天下为书同文研究捐款第一人，还多次派学生来参加研讨会；北京人民大学李禄兴，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担纲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第4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颜逸明，谆谆教诲，给我们提出了不少好建议；詹鄞鑫，谦逊朴素，为《汉字书同文研究》撰写了多篇力作；徐莉莉，睿智干练，曾先后两次陪同其丈夫，国家语委语用所研究员费锦昌先生来史料馆参观，2004年夏天又参加了第七次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李公宜，宽容大度，多次携其公子参加研讨会；上海财经大学彭嘉强，敏思雄辩，不仅多次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学术活动，还专程赶到成都，在八研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深圳大学张林涛，聪明机灵，他的《关于今天的小学生要不要学习繁体字的调查研究》，道出了不少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心声；还有西华大学曹方林、杨绍林、樊洁、袁平……。
忘不了2001年的春天，西安西北大学的林允富教授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一年清明黄帝陵祭典的祭文由他执笔, 可以安排我入场参加。我接受邀请欣然西行，路经苏州、马鞍山、徐州等地，一路上访友，交流，十分愉快；在西安又有林先生安排，真是乘兴而去，满载而归。
忘不了，2003年6月至2004年8月，这个书同文沙龙史上的“何华珍年”。03年，由何华珍博士牵线，他任职的浙江财经学院和上海汉字研究史料馆联合举办第六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6、8月间，从印发邀请书到开具会务费收据；从报到工作到招待《汉字书同文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成员, 都是浙江财院挑起了重担。由于何先生和他的学生的支持和参与, 第六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会后，何先生又和蔡新中研究员共同担纲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第5辑，并在2004年8月第七次研讨会上顺利发行。
忘不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几位专家对书同文学术沙龙的关心与支持。原在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任职的魏励先生是我最早的文友之一。我的两篇文章见报后，他即在《台声》杂志上发表文章予以响应和支持。此后，他与我通过几年信。1995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首届汉字文化国际研讨会时，曾去语委大楼拜访他。2002年6月，在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等单位在合肥安徽大学召开的《简化字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又和他相遇。这时，他已经调到商务印书馆汉字研究室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