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步凡(右)、孙剑艺(左)、周胜鸿在2006年4月20日参加纪念汉字改革50周年座谈会时合影
1993年中的一天，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颜逸明教授家作客，聊些语言文字方面的话题。颜先生告诉我有一位上海钢铁五厂的厂校教师叫周胜鸿，对统一繁简字的问题很有研究。我听后觉得倒是难得。周先生当时正在为文坛耆宿许杰先生写传，常去华东师大，所以不久就得以在颜先生家和他幸会。听周先生谈关于祖国统一先从统一文字开始的见解，我很有同感：当年秦政实行书同文，开创了中国二千年的辉煌文化，促进了祖国统一大业。现在，海峡两岸分别使用简体字与繁体字两种汉字这一书不同文的局面,成了国家统一的一大障碍。所以，从文化角度提出现代的书同文口号，对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是有积极意义的。周先生表示，要为书同文而奔走呼号，不惜精力、时间与金钱的耗费，认定这一事业为此生余年的奋斗目标，愿为此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我们听了深受感动，也十分钦佩他的精神，赞成他的行动。从此,我和他就成了朋友。
周先生呼吁书同文，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90年1月12日，上海《联合时报》发表的《欲求统一请先书同文》一文，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呼吁书同文的文章；同年北京《统一论坛》第5期刊出周文《欲求中国之统一应从“书同文”做起》；1991年，香港语文学会会刊《语文建设通讯》第32期刊出了他的《就“中华文化统一中国”之议致陳立夫先生的公开信》，陳立夫先生复函表示：“甚佩高见！”；第33期刊出他的《由一刊两字想到的》；1992年第38期又刊出他的《试订统一汉字总表——促进海峡两岸“书同文字”》；1993年6月9日的台湾《中央日报》发表他的文章《海峡两岸书同文之我见》；同年6月，台湾《华文世界》杂志68期登出他撰写的《海峡两岸语文工作者宣言：联合起来，为促进中华民族“书同文字”而共同努力》；199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他的《愿为海峡两岸“书同文”鞠躬尽瘁》一稿，并颁给征文优秀奖。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懷先生同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编辑潘禮美先生介绍周胜鸿为学会会员。在此期间，周胜鸿对他的《统一汉字总表》进行了多次修订。
周胜鸿在他原处虹口区四川北路、虬江路交叉口的邢家桥南路253弄21号旧居内设有“上海汉字研究史料馆”，将他悉心搜集到的所有有关繁简字研究的史料，包括他从事书同文活动的照片和影像都汇集于此。其内容之丰富，涵盖之全面，藏品之珍稀，堪称海内外之首。国家语委的同志都要来向他借阅有关文本。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主席姚德懷曾特地参观该馆。这个资料馆反映了他为书同文筚路蓝缕的心路历程。
1997年，周胜鸿应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协进会之邀，赴台参加第五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他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建立汉语汉字共同规范》收入了大会论文集。会议期间，他结交了海内外诸多文友，并专程拜访了陳立夫先生。两人表示，要坚定以中华文化统一中国的信念，矢志奋斗，互为勉励。也就是在这一次台湾之行中，与台湾退休教师、分类拼音文字研究者黃作宏先生共同拟订了《汉字书同文研究会筹备简章》。
1998年，周胜鸿组织召集海内外有志于书同文研究的人士来上海举行沙龙聚会，听取意见，商议如何推动民间的书同文研究进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自1998年至今，每年的7、8月间，都召开一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参加者有八、九十岁的老者，有二十几岁的青年，还有来自除非洲和南美洲以外的各大洲、各阶层的人士。他们中有大学教授、研究生、各类各级学校的教师学生、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退伍军人、自由职业者、工人、农民和城镇居民。大家多是自负车马费，自理食宿。周胜鸿倾其微薄的退休工资负担各项活动的日常开支。开始几年，每次聚首，很多人都是在他的资料馆里席地而睡，度过酷热的三天。书同文沙龙的同仁们凭着自己的爱国热情，为了以文字的统一来促进祖国的统一，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一起，能做到如此地步，真要感动天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同志王均曾有电讯祝贺，予以慰勉；语言文字学界的前辈周有光先生为之题词：“书同文是21世纪必须实现的目标”；成都电视台采访了於2005年7月在成都举行的第八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并在新闻节目中作了报道；香港翡翠电视台于2006年4月派记者专程赴上海采访书同文活动，并于同年5月9日在黄金时间作为专题播出。
沙龙的学术活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温州人士、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沈克成先生首先斥资并负责主编，于2001年出版了第一辑书同文研究论文集《汉字书同文研究》，从此每年由各编委自愿担纲，靠个人捐助集资出版一本论文集，至今累计已出版6辑。十年来，沙龙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精神，也即实现汉字书同文的宗旨，其主要内容是：繁体字必须容纳必要的简化字，现行简化字需要进行调整，以形成一个能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又适应现代化趋势的汉字体系。
从第一、二年开始，周胜鸿就同冯寿忠[1]、孙剑艺[2]、倪永宏[3]、温应时[4]、朱永楷[5]及其研究生陈慨丽等达成了共识。冯寿忠、孙剑艺等着重研究拟订了非对称简繁字和被废的非实质异体字表，提出必须恢复简化字与繁体字的一一对应关系。香港《语文建设通讯》也逐期将此议题提到舆论面前。同仁们还提出了不少字形怪异、悖理，混淆辨别，不利于电脑处理，需要调整的简体字。沙龙内的草野之谈，却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文字学水准，推动了文字学学术研究的发展。2001年，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在安徽合肥召开关于拟订《规范汉字表》的学术会议。经黑龙江大学戴昭铭教授向国家语委申请、推荐，周胜鸿被邀请出席会议。他在会上很欣赏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詹鄞鑫教授的发言，便在归途的火车上邀请詹教授参加书同文研究活动。詹先生从此便成了书同文研究的热情参加者。詹先生总结五十年来简化字使用的实践，把简体字和繁体字问题作为汉字系统的体系性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比如他指出：偏旁类推，一般被认为是简化的大手笔；实际上却是毫无意义，得不偿失的大败笔。这使人想到，五十年前的简化字运动，政治有余，学术不足，若是有詹教授这样的学术理论为基础，就将比较稳妥圆满。
十年来，通过沙龙式的学术研究活动，书同文的理论渐趋成熟，也具有了一定的实践可能性。
回想周胜鸿节衣缩食，为国家书同文大业奋斗了二十来年，一点退休工资全都耗费在了这上面。我和他初识的时候同他讲，这类事是国家行为，自有国家相关机构做，个人搞出点书同文学术研究的个人成果就够了。像你这样，以个人的力量来鼓与呼，并进行相关的组织工作，是很苦的，恐怕吃力不讨好。就是哪天国家要做了，政府自有一班人马，未必会来请你，会有你的份。他表示不管这些，这是自己的意愿，个人的理想。一相情愿也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十余年来,汉字简化的成绩是应给予肯定的，但是受文字工具论和文字进化拼音论的影响，轻视文字的文化传统意义。上一世纪后半叶的这一次汉字简化运动与秦政的书同文字并不完全一样。秦时是取当时使用的多种字形中的一种作为统一字形，符合普天下的愿望；而当代的简化则过于追求笔画的减省。大量采用同音替代，趋向于纯拼音化，使承载华夏文明脉络的汉字伤筋动骨。此事一向争议很大，本应谨慎从事，广泛听取意见，在经过充分验证后缓步推行；但在政治运动热浪之下，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处理学术分歧，只准正的主张通行，不准负的异议声张，否则以阶级斗争论处、右派大帽伺候，不同意见被压制，使《汉字简化方案》留下了不少缺憾。历史是无情的，简体字的利弊由历史检验出来了。有的很好，很必要，并提示了有的繁体字还可以简化；但也有部分字的简化引起了字义的混乱与系统的割裂。如今，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市场经济时代，应该是有反思的余地了，不能只以一句轻描淡写的“总体上是正确的，问题是少数”来文过饰非，将大事化了。
今日重提书同文，对简体字和繁体字统筹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达成简繁体大一统的目标，是人心所向。这不仅是周胜鸿个人及书同文研究学术沙龙成员的意愿，更是普天下华人的共同心声。但看国家形势的发展，至少历史会记下这一笔。
俞步凡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第一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成员，《汉字书同文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委员。
联系方法：上海延川路71弄26号401室，邮编200333，电话52767649 。
[1] 时任山东潍坊师范专科学校教师；现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授。
[2] 时任山东大学讲师；现任山东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3] 安徽祈门一中高级教师；现任祈门县志主编。
[4] 退休教师，拼音文字和简体字研究专家。
[5] 时任汕头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