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剑艺：我与书同文

孙剑艺(左)、俞步凡(右)、周胜鸿在2006年4月20日参加纪念汉字改革50周年座谈会时合影

　　中国学术团体林立，却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学术团体与众不同。她并无什么堂而皇之的官方挂号名分；也没有什么会长、委员会等的组织机构；更无什么活动经费；其活动方式也纯粹是以文会友的民间自由沙龙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间团体，却逐渐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这个团体就是我们这个汉字书同文学术沙龙。如今沙龙成立10周年了，周胜鸿、陈明然等先生要我以“我与书同文”为题写篇回忆性文章。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

　　话说历史车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港澳回归在即，国人欢欣鼓舞，海峡两岸统一大业现出一缕曙光。敏感的语言学者们意识到某种新契机的来临，纷纷把目光投向汉字书同文的倡导和研究上来。于是，历史上的“书同文”这一概念，又成为面向新世纪和祖国统一前景下的汉字规范化的新目标和新口号。受“书同文”新目标的感召，一些热心人士发起成立了“汉字书同文研究会”这样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语言学工作者，有幸加盟为书同文摇旗呐喊的行列，并且成为研究会初创时期的一员。回首往事，白驹过隙，倏忽十载。

　　我走上语言研究之路，是从1985年考取山东大学研究生后正式开始的。我的导师殷焕先教授（1913－1994），是我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的前辈诸名家之一。先生不惟国学根底深厚，其开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尤其启我茅塞。先生治学，植根传统，古为今用，与时俱进，堪为我之学术楷模。

　　正是港澳即将回归的美景令我振奋，让我看到了国家统一的希望，便情不自禁地将自己对汉字规范化的思考推及于大一统的书同文，先后写下这样几篇拙文：

　　1．《论祖国书同文的基础》，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4年总第44期；

　　2．《谈汉字繁简与书同文》，载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5年总第48期；

　　3．《论海峡两岸汉字的现状与前景》，载《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论汉字繁简与书同文》，载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1995年第3期。

　　这几篇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小文，由于与时代形势以及海内外其他有识之士的宏论和力作汇合在一起，便在客观上形成了呼吁祖国文字统一的一种时代声音，使得“书同文”成为上世纪末的一个响亮口号。著名语言学家苏培成先生的总结性著作《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1]，特设第十二章“海峡两岸的书同文”，专门对世纪末的书同文研究加以评述；其理论著作《现代汉字学纲要》的增订本^[2]，第十三章专门对书同文作了论述。苏先生对笔者以及其他作者有关书同文的设想和原则等观点，予以征引和介绍，由此足见书同文呼声所引起的学术效应。

　　1997年12月，同样关心书同文的上海周胜鸿先生赴台湾参加一个华语文教育研讨会，与台湾黃作宏先生形成共识，拟发起成立一个民间学术团体“汉字书同文研究会”，并将消息在香港《词库建设通讯》上发布。这与我的意向不谋而合。周先生早已关注到我的几篇文章，来函相谋。我自是欣然应允。于是，1998年8月1日至3日，第一次汉字书同文研讨会在上海周胜鸿先生那间十多平米的卧室兼资料室里召开了。

　　初次会议，响应者寥寥，总共有七个人参加。我翻出了当年的一张7人合影：上海有周胜鸿、俞步凡、温应时三位先生；外地4人，除我之外，还有安徽倪永宏先生、汕头大学朱永锴教授和他的研究生陈慨丽。这张照片令我想起当初点滴情景，就以此谈谈对各位的印象。

　　七人中最年长者温先生当年已八十多岁，提着手杖，但精神矍铄，温文尔雅，平易谦恭，一派儒者风范。记得温先生发言，针对所谓“书法家拒绝简体字”的观点，用传统书法艺术的事实证明，古今书法家正是简体字的创造和推行者。语言学家朱永锴教授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此次携学生返沪就带有念旧之情。他学识广博，谈笑风生，随时施教。闲谈中借某个字的读音就给学生提示了喻四归定、喻三归匣的音韵问题。记得当时跟朱先生和大家谈论起上海“十三点”一词的语源问题，我说将来写篇考据其真相的文章，以纠正那些随意推测的说法。可惜由于忙，此文至今还未写成。翻译家俞步凡先生，秉性爽直，阅历坎坷，在极左年代曾由于政治的原因蒙受二十年冤屈。他谬赞我在香港发的《“黄花”揭密》等文有学问云云，竟把我当成八九十岁的那种老先生，见面方知我是位后生。中学语文教学和汉字研究专家倪永宏先生，有少许重听，朴实真诚。他将其专著《汉字部首详解》赠与小他20岁的我，竟然写上“剑艺师教正”，令我诚惶诚恐。参会者最青春靓丽的要算朱永锴教授的学生陈慨丽了。大约由于年轻和刚考取研究生的缘故，她不大说话，然两只大眼睛里透露着聪明睿智，一望而知是位奋发有为的知识少女。后听说慨丽考博赴美，学业有成。最后我再特别说到会议召集人周胜鸿先生。周先生堪称自学成才的学者，他谦逊地称自己只有中专程度，是上海钢铁五厂的退休语文教师；但他酷爱读书，刻苦钻研，渐致著书撰文，不断有成果发表，并将自己的大著赠给大家。他拿出照片，给我谈教学的乐趣，学生的成功，师生的情谊等。这令同为中专、中学教师出身的我深有同感。周先生说，自己退休后，不耐清闲，欲老有所为，故而倾心于汉字和语文问题研究。他还说曾参加过北京某汉字研究会的一次会议，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便不再参与了。这尤令我赞同。因为我也同样对该研究会某些观点和做法不敢苟同，故曾明确地告诉周先生：幸好我们此会与彼会无联系，否则我就不会参与了。总之我感觉各位都很和善，晤谈很融洽，情谊很诚挚。

　　我们自费办会，条件自然简陋。我虽在高校，但单位经费紧张；安徽倪永宏先生已退休，所以我们都是自掏路费，不进高级旅社。周先生那间十余平米的资料室，白天作会场，晚上就成为我们的“宾馆”，沙发地板自然就成为我们的“席梦思”。我虽算年轻，但体质较差，眼疼，又怕冷，大夏天睡觉盖被子，还要用衣服盖住头，被周、倪二老引为趣谈。会议期间大家说到会议之简，说到我们讨论书同文难免涉及政治问题甚或某种风险云云，我却给大家来了一段幽默说：我们这次会，条件比当年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强多了!那次会不也就是十几个人吗？吃不好睡不好不说，还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会议开了半截，又转移到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才开完的。我们今天幸逢盛世，有充分的学术民主和言论自由，有什么好怕的呢?一番话把大家都说乐了。周先生又私下给我谈了他的担心：我们这个会，没有经费，按有关规定正式注册又很困难，支持者寥寥，恐怕很难存在和发展下去。我给周先生打气：这个不用担心，“书同文”和国家统一大业相联系，是十分有意义的，是功在国家民族和子孙万代的事情，只要这面旗帜树起来，就不愁没人响应和加入，就不愁队伍不会壮大。我对周先生说“我这次来，也在于帮个人场，助您把旗扯起来。”如此一说，周先生似乎坚定了信念，增强了信心。总之大家都是无私无欲，惟有的是对民族和对学术的虔诚。

　　如今十个年头过去了，望着这张照片，不由我心头平添几分感慨。因为最年长的温老先生已成古人；几位次年长者已称“古稀”。晚几年我赴沪时，望望周先生、俞先生增多的白发，不仅暗叹时光之不可逆，同时又对他们晚年为书同文无私奉献而油然生敬。尤其周先生，更是在退休后将全副身心都扑在这上面了。我这位当年的“年轻人”呢？如今也已到“知命”之年了，然而在这十年里，总觉自己是平庸不过了，尤其对自己主张和热爱的书同文课题，尚无切实而深入的研究。本说争取两年参加一次我们的研讨会，实际也没能做到。本人固然可以找出精力欠佳、科研和教学任务繁重等客观理由，但与自己的“少年壮志”却不成正比。所以与其说我这篇文章叫“回忆录”，还不如说是“检讨书”更合适些呢。

　　但是我们这个学术沙龙毕竟发展壮大起来了。我以为可观者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阵容日渐强大。最初开会只有几人，后来能够达到几十人；海内外自由、自愿加盟和支持的朋友，更是多达数百。其二，多次成功举办研讨会。从1998年起，每年都举行一次研讨会，这是很难得的。国内好多各类学会，也不过是两年或几年才开一次会。其三，研究成果斐然可观。加上庆祝十周年这一本，我们已经出版七本《汉字书同文研究》，另外沙龙同仁在其他学术刊物也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尤其对“非对称繁简字”的研究已为世人注目。其四，研究会已具有国际影响。从成立那天起，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及其刊物《语文建设通讯》就给予我们慷慨的支持，为我们发布研究成果和消息。2006年5月，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香港翡翠电视台，为录制关于汉字繁简问题的电视节目，专程赶赴上海采访，听取我们讨论，并于5月9日星期二档案栏目以“繁与简”为题播出。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将节目制成光盘作为资料保存。姚德懷会长还给我们每人寄了一份。

　　如前所说，我们研究会除了自身的学术意义以外，我体会还有以文会友的功效。几次赴会见面者，除了前面提到的，又如杨志浩、林允富、张其昀、宗守云、侯永正、胡敬禹，还有其他好多位，我感觉人品和学风都很端正；沈克成、冯寿忠、何华珍、李禄兴等几位，学养深厚，成果丰硕，曾先后担纲《汉字书同文研究》的主编，皆为书同文研究之功臣。总之，大家见面，切磋学问，增进友谊，其乐融融，现在可以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尽管我们民间人士和学术界在客观上起到了摇旗呐喊、制造声势的作用，但书同文局面的实现，毕竟事关政治，最终要以政令的形式实行。早先国民党和民国政府也是赞成和支持从实用的角度整理和简化汉字的。民国政府1935年就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没再继续坚持下去。后来台湾当局又继续进行研究，准备有朝一日颁行。只是由于大陆先搞成功了，台湾当局便止步不前了，仅将简化字作为手写体定为《标准行书规范》，将繁体字作为印刷体定为《国字标准字体表》，于是海峡两岸现行汉字印刷体，就有了两套规范正字系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和国语运动都胜利了，而实用性的汉字改革（整理简化）在大陆胜利了，却在台湾搁浅了。这是耐人寻味的。这种局面显然是政治的分裂造成的。有人在讲书同文问题时一味指责大陆简化字，甚至把影响祖国统一的帽子也扣到大陆头上，这就算错了账。我们不妨假设性地问一句：如果大陆放弃简化字，台湾愿意统一吗？有人敢打这个保票吗？如果问题真的如此简单就好了。再以与汉字相关的注音系统来说吧：大陆早已采用了汉语拼音；台湾过去是用注音字母。后来注音字母实在是落伍了，出于与国际接轨的考虑，台湾曾一度采用汉语拼音。但台湾当局总好像心有不甘似的，退回注音字母又不可能，于是在汉语拼音的基础上做了个别修改，搞出了一个《通用拼音方案》。汉语拼音国际通用，“通用拼音”只用于台湾，谈什么“通用”？这就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存同求异”。出于政治的需要，人为地去制造差异和对立。这样下去，祖国统一和书同文的目标，何日才能实现？你说准备采用大陆汉语拼音但觉得不完善，你说大陆简化字有些不合理，都可以提出来，双方共同讨论和修改有多好呢？可见如前所说：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关键在于执政者要摈弃政治成见，屏除权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如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共识就不难达成了。我们尽管渺小，却深知“匹夫有责”，为祖国统一和书同文的实现做点呐喊和研究之类力所能及的事情。周有光先生说：“书同文是21世纪必须实现的目标”，我们难道还要等到下个世纪吗？

 

 

孙剑艺  山东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第一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成员，《汉字书同文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副主委。

联系方法：山东济南市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邮编250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