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簡化字整理的幾個問題
詹鄞鑫
本文立足于現代漢字整理和規范漢字表的制定工作，就其中簡化字整理的方面討論幾個問題。在討論之前，先澄清幾個概念：簡化字、繁體字、繁簡字。“簡化字”和“繁體字”概念可以指具體的漢字，例如說“萬”是“萬”的簡化字，“萬”是“萬”的繁體字；但有時候可以就漢字的體系而言，“簡化字”指大陸1956年國務院頒布《漢字簡化方案》（下文或簡稱“簡化方案”）之后日常使用的漢字體系，“繁體字”指簡化方案推行之前中國通用、港臺地區至今沿用的漢字體系。我們知道，“漢字簡化”只是部分漢字的簡化，所以在漢字體系這個意義上，“簡化字”包括了不簡化的沿用字，“繁體字”亦然。至于“繁簡字”概念，通常總是就已經簡化的形體跟與之相應的簡化前的形體的關系而言的，例如說“萬”和“萬”是一對繁簡字，“發”和“發”是一對繁簡字。本文在籠統提到“簡化字”和“繁體字”概念時，一般都是就兩種漢字體系而言的；“繁簡字”則是就具有繁簡關系的漢字而言的。今天漢字整理工作的宗旨要討論今天漢字整理工作的宗旨，無法回避對以往漢字簡化工作的基本評價。任何評價都有個評判標準的問題。毫無疑問，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從而有不同的評價標準。然而，不應該用小的是非來掩蓋大的是非，用小的好處來掩飾大的危害。我們認為，漢字是漢語和中國文明的載體，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不能須臾脫離的符號系統，關系到中國精神文明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的效率和速度，關系到千秋萬代；一切是非標準不能離開這個根本的大前提。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從現在的認識來看，電子計算機的應用是自動化和高效率的前提，不能離開漢字信息的處理，那么，評判漢字改革的過去和放眼漢字整理的未來，都必須以計算機漢字信息處理和交流的效率作為最首要的標準。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有關漢字簡化的方案和規定，客觀地說，論證并不充分，加上受到當時思潮的影響，實施是草率的，后果是嚴重的。我們說后果嚴重，是基于如下兩個基本的事實：首先，文化事業的發展不可能割斷歷史，簡化字推行之后，不可能從此告別過去的漢字。所以，如果要對簡化字作評價，并不是簡單地把簡化字跟繁體字作比較，而應該是對整個漢字體系，也就是增加了簡化字（仍然必須保留繁體字）的漢字體系，跟還沒有增加簡化字的漢字體系作比較。這樣就會發現，簡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漢字的總數，并且嚴重地造成漢字理據被破壞和偏旁不統一的現象。這不僅增加了漢字教育和學習的負擔，對計算機的漢字處理尤其不利。其二，由于繁簡漢字的關系并非簡單一一對應的關系，在計算機進行繁簡字轉換處理的時候，不能不投入大量人工甄別的勞動，使得本來一瞬間就能完成的任務，變得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勞動和時間，嚴重阻礙了計算機自動化的進程。問題在于，簡化漢字已經成為歷史，歷史可以評價，但不能重來。在這種情況下，不論簡化漢字有多大的問題，我們一方面要忍受著由此帶來的漢字信息處理低效率高耗費的痛苦，另一方面當我們繼續進行漢字整理工作時，還不能不面對目前這種簡化字與繁體字并存的狀況。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無法追究任何個人的責任，但歷史不允許我們對過去的重大失誤加以掩飾，從而繼續過去的錯誤而不加補救。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漢字整理是一項影響無比深遠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后人無法彌補的嚴重后果，就像我們無法克服前人給我們造成的嚴重后果一樣。如果能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就一定會對我們今天的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就目前《漢字規范字表》的制訂工作而言，我不清楚出發點究竟是什么？是暫時先作一點范圍有限的小修小補，克服那些明顯的問題和漏洞；還是做長遠打算，盡最大努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假如是后者，當然要非常小心，充分論證，本著為歷史負責的態度，不應該以任何非學術的因素來干擾工作。假如是前者，同樣要十分謹慎，不要給將來可能進行的漢字整理工程增加新的障礙。我們認為，對于今天的漢字整理工作，最重要的宗旨就是，盡最大的可能克服現行漢字體系中因為過去的失誤所造成的問題，而且不要再給后人增添新的問題和麻煩。如果經過若干年之后，后人對我們今天工作的評價是：“在糾正過去的失誤方面，他們已經盡了力，而且沒有給我們制造新的麻煩。”誠如是，則可以無憾了；否則，我們將愧對后人。如果同意這樣的宗旨，大概就會同意如下的有關簡化字的處理原則：一，為了消除繁簡漢字轉換中的反自動化因素，必須徹底消除繁簡漢字不一一對應的狀態（實現每一個簡化字只能對應惟一的繁體字而不需要根據上下文進行人工甄別）；二，適當恢復部分繁體字，以克服或減輕因不恰當的簡化字而產生的漢字教學方面和形體分辨方面的問題；三，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給后人的漢字整理工作制造新的麻煩，要盡量避免出現新的字形和偏旁，原來的簡化偏旁不能繼續類推。一旦宗旨確定，就應該一切服從總的原則，而不是在個別問題上患得患失，斤斤計較。例如有人說，民間俗字有些是蠻好的，可以考慮繼續吸收到簡化字中云云。說得難聽一點，這種議論是典型的鼠目寸光，只看到局部的個別的好處，而沒有意識到根本的危害。我們從來不否定過去的漢字簡化方案在局部帶來的書寫簡便，但它給漢字體系造成的嚴重的長遠的后果是任何好處都無法抵消的。我們再也不能重蹈前人的覆轍了。
繁簡字與異體字和新舊字形40年來通常所說的“規范漢字”，總是就簡化字體系而言的，但國家頒布的有關文件中明確規定古籍整理可以采用繁體字，這就意味著繁體字依然是現代社會（某些場合下）合法通用的漢字體系。既然如此，那么，在允許使用繁體字的場合下，繁體字的使用也必須是規范的。為了便于表述，不妨采用“規范繁體字”這樣的提法來指繁體字應用的規范。我們還沒有找到有關繁體字應用規范的法規性文件，不言而喻，在1956年國家頒布漢字簡化方案之前人們所遵守的漢字應用規范，自然也就是簡化方案頒布之后繁體字應用的規范，除非有新的規定加以調整修正。規范繁體字應該指1956年漢字簡化方案推行之前的漢字應用規范，但在此前由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員會（下文簡稱“文改會”）于1955年聯合公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下文簡稱“《一異表》”），以及此后文化部和文改會于1965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涉及“新舊字形”問題），都對繁體字的原有規范造成了相當大的沖擊。例如“異、棄、傑、釐”是在《一異表》中作為異體字被淘汰的，而以“異、棄、杰、厘”作為相應的正體，兩者之間并不是繁簡字關系。于是，從道理上說，在《一異表》公布之后的規范繁體字必須采用“異、棄、杰、厘”的寫法，而不是“異、棄、傑、釐”。又如“換、奧、溫、盜”是《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中規定的用來替代“換、奧、溫、盜”的“新字形”，于是在使用繁體字的場合下，使用的是被改造過的“換、奧、溫、盜”，而不是原來作為規范寫法的“換、奧、溫、盜”。這些情況都造成所謂“繁體字”的寫法與簡化漢字推行之前社會上實際通行的漢字正體寫法的不一樣，我們可以把由于這些規定而產生的類似繁體字卻不同于規范繁體字實際面目的字形稱為“偽造繁體字”。這些情況也反映在為計算機設計的繁體字字體（不是字符集）中，例如流通較廣的“創意繁宋體”，就沒有設置“異、棄、傑、釐、換、奧、溫、盜”等字形（繁楷體和繁仿宋體等亦然）。這種違背歷史實際的現象，早就引起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注意和實際上的抵制，所以由比較正規的出版社出版的用繁體字排印的古籍，大多還是堅持采用簡化方案推行之前實際流通的規范繁體字字形來排版。我們很高興地看到，上述情況已經引起《漢字規范字表》課題組專家的注意，在2001年12月上海舉行的會議中就已經提出要把“異－異”之類字形關系由原來規定的異體字關系改為繁簡字關系；而“換－換”之類字形關系由原來規定的新舊字形關系改為繁簡字關系。我們希望在最后的方案中能堅持守住這一點。簡化字與同形字“同形字”概念是由裘錫圭先生明確提出來的。它指的是兩個字的來源、讀音和字義都不相同，只是形體碰巧相同的現象。例如吃食的“吃”（ch?，“喫”的俗體）與口吃的“吃”（j?）；作為“分”的分化字的“份”（fèn），跟《說文》“彬”的異體字“份”（b?n）；它們都是僅僅字形碰巧相同其實毫無關系的兩個字。同形字現象過去就有，但簡化字的推行大大加重了這種現象。例如：寧：“寧”（níng）簡化為“寧”，與“貯”的古字“寧”（zhù）同形。適：“適”（shì）簡化為“適”，與《玉篇》釋義為“疾”的“適”（kuò）同形。蠟：“蠟”（là）簡化為“蠟”，與古代“大蠟”禮俗的“蠟”（zhà）同形。臘：“臘”（là）簡化為“臘”，與表示干肉義（小動物整體烘干或曬干）的“臘”（x?）同形。虧：“虧”（ku?）簡化為“虧”，與“于”的異體“虧”（yú）同形。類似的例子很不少，例如還有“廠、廣、術、蟲、勝、壞、價、達、聽、機、親、體、藥、證、鉆”等等，不一一詳述。 簡化字與之同形的原有字，大多是生僻字，所以在一般的運用中并沒有造成多大的混亂。不過，在有關語言文字尤其是涉及古代漢語和文字的論著中，常常會提到作為部首的“蟲”（hu?）、“廣”（yán）、“廠”（h?n）等字，確實要特別多費口舌指出它們與形體相同的簡化字不是一個字，讀音和字義都沒有聯系，只是形體相同而已。盡管在古籍中它們多為生僻字，但一旦遇到，就往往被誤解。例如《禮記·月令》的“修宮室，壞墻垣，補城郭”，句中的“壞”音péi，表示用泥土塞隙補缺，不是“壞”（hui4）的簡化字“壞”；如果按“壞”（壞）字理解（其古義是摧毀），意思正好相反了。作為語言文字工作者，我們總是希望漢字的應用能盡量減少混同的機會，所以，我們希望在簡化字的整理過程中，能考慮同形字造成誤解和混同的現象，能避免時就盡量避免。同音替代問題簡化字中的同音替代字有兩類情況。一類是同源字同音替代，一類是非同源字同音替代。同源字同音替代，例如用“蒙”代替“矇、濛、懞”幾個字，在字義上它們都寓含著朦朧、模糊、不明的意思，具有同源的關系。非同源字同音替代，例如以“谷”代“穀”，以“幾”代“幾”，以“斗”代“鬥”等。“谷－穀”，“幾－幾”，“斗－鬥”，兩者之間本來是沒有字義關系的，僅僅音同或音近而已。從語言的角度說，這兩類現象有別，下面分別討論。先說非同源字的替代，這種替代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正由于簡化字中采用了這樣的同音替代，造成在計算機繁簡字轉換時無法實現完全的自動化。在計算機字體大顯身手的當代社會中，隨處可見諸如“理發店”、“壽比南山不老鬆”、“薑太公釣魚”這類令人啼笑皆非的用字錯誤。這些錯誤大多是由于計算機漢字繁簡轉換中得不到正確的人工識別而造成的。大凡從事文獻整理和校對工作，以及網絡漢字信息交流的人，只要他不能忍受漢字運用中出現的轉換錯誤，總是為其中大量出現的“于－於”、“谷－穀”、“幾－幾”、“余－?”、“云－雲”、“姜－薑”、“發－髮發”、“臟－臟髒”之類的轉換錯誤感到頭疼和惱火。即使帶有一定智能化轉換功能的中文處理軟件Word 2000，在漢字繁簡轉換時的差錯率也是不小的。本來計算機可以一瞬間自動完成的工作，由于這種簡化字的同音代替導致不得不化費數日的勞動來一一檢查（而且這種檢查不是普通打字員能夠勝任的）。可以說，這個因同音替代造成的問題如果不解決，計算機處理和中文信息交流的完全自動化就永遠不可能徹底實現。試想想，國家培養出來的語言文字高級人才，在信息化時代不得不把大量精力投入如此簡單低級的文本轉換和校對工作中，怎么不令人心酸悲哀！所以，一切妨害漢字信息處理和交流自動化的障礙必須掃除，非同源的同音替代必須無條件地取消。在這里我只能以深切的體會大聲疾呼，在現階段進行漢字規范字表的整理工作，即使其他什么問題都不能獲得解決（被批準），至少取消同音替代的這個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否則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多少意義了。再說同源字的同音替代問題。應該承認，同源字的運用的確常常是難以分辨的。就以“蒙”系同源字為例，音同義近的有“矇、懞、濛、朦、曚”等字，目不明叫“矇”，心不明叫“懞”，雨蒙蒙叫“濛”（也寫作“?”），月不明叫“朦”，日不明叫“曚”，等等。如果是其他方面模糊不明，例如照片底片、電視屏幕、舞臺布景、玻璃窗戶、戰場硝煙等模糊不明，該用哪個字呢？分得越清楚，運用就越困難，就連造字的類化偏旁也是無法窮盡的。上古時代曾經有過用字區分很細致的時代，例如同樣是雄性的牲畜，公牛叫“牯”，公羊叫“羖”，公豬叫“豭”，公鹿叫“麚”。如果從讀音看，這些字在上古時的讀音都是見母魚韻，是相近的，它們的不同僅僅是書寫的區分而已。應該說，這種書寫上的偏旁區分是難以貫徹到底的，因為還有公狗、公馬、公驢等等，它們的稱呼和文字該怎么辦呢？從這點說，我們不贊成在日常書寫中講究“矇、懞、濛、朦、曚”等字在這個意義上的分辨，通常寫作“蒙”就可以了。然而，漢字的記詞是一回事，漢字的規范又是一回事。某個詞該用哪個字來記錄，這是記詞的問題；某一個字該如何書寫，則是文字規范的問題，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在記詞的問題上，曾有人提出因為結構助詞“的”、“地”、“得”難以區分，主張統一成一種書寫形式。不論這種主張是否合理，即使真的統一成一種書寫形式，也不可能把“的”、“地”、“得”三個字合并成一個字。因為在“無的放矢”、“土地”、“得到”這些語言環境里，它們的功能是絕對不可替代的。同樣的道理，我們不能因為在表示朦朧不明的意思時“矇、懞、濛”（還有“朦、曚”等）的用法難以分辨，就把它們合并成一個“蒙”字，因為它們各自還有一些用法（甚至是主要的用法）是不能替代的。例如，“矇”作為名詞表示盲人（在上古文獻中，“矇”是一種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濛”作為名詞表示水名和州名，“懞”還表示敦厚老實，這些意思都不能用“蒙”來替代。從漢字信息處理的角度說，只要有一個同音替代字存在，計算機的轉換工作就不能脫離人工的分辨。為什么要讓這樣的障礙繼續存在下去，妨礙漢字信息工作的效率呢？所以，非同源字的同音替和同源字的同音替代，都必須無條件取消。至于在寫作時記詞用字如何克服分辨的困難，這是另一個問題，它應該由語詞書寫規范的工作來解決，而不屬于漢字規范的問題。簡化字偏旁類推問題關于偏旁類推的問題，上文已經在漢字整理的宗旨中提出了否定的意見。偏旁無限制類推利小而害大，甚至可說是后患無窮。偏旁類推的惟一理由，就是偏旁書寫形式的統一。漢字偏旁書寫的不統一，這個問題本來就是客觀存在的，又因為漢字簡化方案的推行而變得更加嚴重了。我們講“偏旁”，其實不僅僅指表意偏旁，還包括表音偏旁。就以作為部首的表意偏旁來說，書寫不統一的現象自古有之，例如：衣，在左旁寫作“?”，如：袖、初、補；在下方寫作“衣”，如：裝、裘、袋；有時上下拆開書寫，如：衷、袤、裹、褒、衰、襄；還有的則省略或訛變，如：囊、表。心，在左旁寫作“?”；在下方寫作“心”；有時也寫作“馛”，如：忝、慕、恭。網，同樣處在上方，有的寫作“岡”，如：罔；有的寫作“?”，如：罟、罩、置、罹；偶爾寫作“𡓨”，如：罕。火，同樣處在下方，有時寫作“火”，如：焚、灸、炙、煲、燙；有時寫作“?”，如：然、照、熹、烹、煮。類似的不統一情況很普遍，再如“刀”部的“切”，“肉”部的“腐”，“?”部的“敲”等等，其偏旁都跟一般的隸定寫法不同。再看表音偏旁，不統一的現象主要是由簡化方案造成的。例如同樣從“雚”的字，“歡、權、觀”簡化為從“又”的“歡、權、觀”，“罐、獾、灌”等卻不簡化。同樣從“柬”的字，“揀、練、煉”簡化為“揀、練、煉”，但“闌、諫”等字只簡化了表意偏旁，所從的“柬”并沒有簡化。再如同樣從“闌”的字，“蘭”簡化為從“二”的“蘭”（草頭的寫法很特別，僅此一見），“欄、攔”簡化為從“蘭”的“欄、攔”，“瀾、讕、斕、鑭”則簡化為從“闌”的“瀾、讕、斕、鑭”。同樣從“盧”的字，“爐、廬、蘆”簡化為從“戶”的“爐、廬、蘆”，而“瀘、鸕、臚、顱、壚、櫨、轤、艫、鱸”等字則簡化為從“盧”的“瀘、鸕、臚、顱、壚、櫨、轤、艫、鱸”。偏旁形體不統一的現象，可以說是涉及面很廣的一個系統問題。假如我們要考慮“車、馬、?、?”等偏旁的統一類推，不僅會連帶出現“鑒、繁”等字表意偏旁的形體問題，還會牽連到表音偏旁的形體問題，如此一來，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要牽連到一大批的漢字。需要偏旁類推的字，基本上都是生僻字。大部首的屬字很多，試以“金”部為例，在GBK字庫中“GB2312”之外的字就有702個（其中偏旁形體已經類推的24個）：釓釔釕?釗釘釙釚?針????釢釣釤?釦釧釨釩釪釫釬釭釮??釱?釳釴釵?釷釸釹???釽?釿鈀鈁鈂鈃鈄鈅鈆鈇?鈉鈊?鈌鈍?鈏鈐鈑鈒?鈔鈕鈖鈗?鈙鈚?鈜?鈞????鈣鈤鈥鈦鈧?????鈭鈮?鈰鈱鈲鈳鈴?鈶鈷鈸鈹鈺??鈽鈾鈿鉀????鉅鉆?鉈鉉鉊鉋鉌鉍鉎鉏鉐鉑鉒鉓鉔?鉖鉗??鉚鉛??鉞?鉠鉡?鉣鉤鉥鉦鉧????鉬鉭?鉯鉰?鉲??鉶?鉸鉹鉺鉻鉼鉽鉾鉿銀?銂銃?銅銆銇銈?銊銋銌銍??銑?銓銔銕銖銗銘銙銚銛銜銝??銠銡銢銣銤銥銦銧銨銩銪銫銬????銲銳銴銵銶銷?銹?銻銼???鋀鋁鋂鋃鋄鋅鋆鋇鋉鋊鋋鋌鋍鋎鋏鋐鋑鋒鋓?鋕?鋗鋘鋙???鋝鋞鋟鋠鋡??鋤?鋦鋧鋨鋩鋪???鋮鋯鋰鋱?????鋷鋸鋹鋺鋻鋼?鋾鋿錀錁錂?錄?錆?錈錉?錋錌錍錎錏錐?錒錓錔錕錖?錘錙錚錛?錝錞錟錠錡錢錣錤錥錦錧錨錩錪錫?錭錮錯???錳錴錵錶?錸錹??錼????????鍆鍇?鍉鍊鍋鍌鍍鍎鍏鍐鍑鍒?鍔鍕鍖鍗鍘鍙鍚鍛鍜?鍞?鍠鍡?鍣鍤鍥?鍧???鍬鍭??鍰鍱???鍵鍶鍷?鍹鍺鍻鍼?鍾?鎀?鎂鎃????鎈鎉鎊?鎌鎍鎎?鎑鎒?鎔鎕鎖鎗鎘鎙鎚鎛?鎝鎞鎟?鎡鎢鎣鎤鎥鎦鎧鎨鎩鎪?鎬?鎮鎯鎰鎱鎲鎳鎴鎵?鎷????????鏀?鏂鏃鏄??鏇鏈??鏌鏍鏎鏏鏐鏑鏒?鏔鏕鏗鏘鏙鏚?鏜鏝鏞鏟?鏡鏢鏣鏤?鏦鏧鏨???鏬?鏮??????鏵鏶鏷鏸鏹鏺鏻鏼鏽鏾鏿鐀??鐃??鐆鐇?鐉鐊鐋鐌鐍鐎鐏鐐鐑鐒鐓鐔鐕鐖?鐘鐙??????鐠???????鐨鐩鐪鐫鐬?鐮?鐰鐱鐲鐳?鐵鐶鐷鐸鐹鐺鐻鐼鐽鐿鑀???鑄鑅鑆鑇鑈鑉鑊鑋鑌??鑏鑐鑑鑒??鑕?鑗?????鑝鑞?鑠?鑢鑣鑤???鑨鑩鑪?鑭鑮鑯鑰鑱鑲鑳鑴鑵鑶鑷鑸???鑼鑽鑾鑿钀钁钂钃?????????????????????????。此外諸如“言、糸、鳥、頁、馬、車、食、魚”等都是屬字較多的大部首。試想想吧，如果這些字的偏旁都要類推，那要增加多少字符啊！而且，除了其中作為簡化字對應的繁體字之外，大抵是難得出現的生僻字。漢字簡化的初衷是針對常用字的，如果偏旁繼續類推，就會波及所有的漢字，包括大量已經死亡的漢字，和那些本來就是訛誤的俗字錯字。把它們的偏旁統統類推簡化，除了增加漢字總量之外，還有什么意義呢？漢字簡化方案本來就不是深思熟慮的產物，如今已進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地步。如果偏旁不再繼續類推，錯誤就不會繼續擴大。將來怎么辦，那是后人的事（錯誤越早糾正，代價就越小），但我們不能給后人增添新的麻煩和錯誤。從這點而言，我們對偏旁繼續類推表示堅決的反對。在日常書寫中，哪些字的偏旁可以類推，哪些字不要類推，這的確是難以掌握的。怎么辦？很簡單，作為手寫體不妨統統類推書寫（那些不要類推的字，你當作行書看待好了，不能算錯），但作為正式出版物，就按照國家規定的字符集來用字，打字打出來是怎么樣就怎么樣。關于偏旁統一的兩全方案。其實，要解決簡化偏旁類推統一的問題，并非沒有兩全的方案，那就是把漢字的手寫體與印刷體區分開來。從某種意義上說，簡化字也是一種異體。我曾在《關于異體字整理的幾個問題》文中提到：異寫字的出現，本來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正常現象。自古以來，在漢字的日常應用中，不同的人總是會有不同的書寫作風和習慣。在一般情況下，種種因書寫習慣差異造成的異寫，還不至于構成“異體”關系，但如果不忽略這種手寫體與印刷體（或者說行書體與正楷體）的筆畫差別，就會擴大異體字認定的范圍。例如“糸”旁，即使在簡化字公布之前，一般人日常書寫也大多寫作“?”旁，只是在漢字簡化方案出臺之后，這種原本屬于正常狀態的手寫體與印刷體分工的狀態才被破壞，反而變成了繁簡兩體。于是，就從一種本來可以忽略的書寫現象，變成了一種不可忽略的書寫“規范”性的問題了。過去的漢字規范化工作，就是過分地強調印刷體與手寫體的一致性，為著遷就手寫體和行書體，就不惜改變印刷體和正楷體。如果一定要遷就手寫體來改造印刷體，或者追求兩者的統一，可以說手寫體永遠不可能完全緊跟印刷體，那么，書寫的規范問題也就永遠得不到解決。由此可見，忽略細微的差別，尤其是忽略手寫體與印刷體（或行書體與正楷體）的差別，有助于減輕問題的復雜性，從而大大減少印刷體字符的數量。對于類似的區別，只要規定印刷體的規范寫法就可以了，大可不必規定要淘汰的所謂“異體”。而印刷體的字形，則應該盡量保持傳統的寫法，不要另造一套，尤其不應該遷就手寫體，徒然增加計算機的字符量。世界上許多文字體系，例如英文、俄文和日文，它們都有手寫體和印刷體兩套字體（作為一種字體，手寫體當然也允許出現在印刷字體中）。誰也不會把“A”和“a”或“a”，“G”和“g”或“g”的差異看成是一種不統一。假如我們放寬漢字手寫體與印刷體之間的差異，允許手寫體中出現行書寫法，乃至楷化的行草筆畫，例如把獨立的或者作為偏旁的“車”寫成“車”，“魚”寫成“魚”，“糸”寫成“?”，“鳥”寫成“鳥”，那么，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傳統的正規寫法規定為印刷體字形，而把已經在簡化字中采用，或者大家一直在用的行書楷化寫法作為合法的手寫體字形（例如“燕、然”下方的“?”寫成一橫）。其實，手寫體本來就是行書體，只不過一旦某種行書寫法被規定為簡化字寫法，就使得原本默認的“糸－?”之類形體差異變成了“繁簡”關系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車－車”、“魚－魚”、“糸－?”之類的關系，由人為的“繁簡”關系恢復為固有的“正楷－行書”的字體關系。由行書草書的楷書化造成的簡化字數量頗不少，如果我們都恢復其固有的字體關系而不是繁簡關系，那么，漢字的日常書寫將會變得更加簡便，而計算機的漢字信息處理也會變得更加規范，并且大大地減少字符數量，提高計算機處理的效率。也許有人會說，手寫體與印刷體的差異，會造成書寫的不規范。這正是認識的誤區所在。我曾經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承認異體寫法，就等于把它們的書寫區別異體化。”同樣，規定了簡化字中行書草書的楷化偏旁，就等于把行書草書與正楷的區別異體化。可以說，手寫體與印刷體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正如“糸－?”的差異一樣，自從漢代出現行書字體，兩千年來從來未曾被認為是什么異體問題，偏偏當我們把“?”規定為簡化字的偏旁之后，兩者的差異才突然變成具有規范性的問題了。可見，允許手寫體與印刷體的書寫差異，反而統一了字形，不允許其差異，反而造成字形的不統一。這就是漢字規范性問題的辯證法。把漢字的手寫體與印刷體區分開來，這真是一樁利國利民兩全其美的大好事，我希望能獲得有關部門的重視，制訂一套與正體并行的規范手寫體出來。這當然是后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