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正书简”面面观

“识正书简”面面观之第二面：“识正书简（识繁写简）”之解读

对“识繁写简”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然而对“识正书简”却只能是一种解读。

对“识繁写简”的两种解读中，一种是在包括简化字在内的规範字的教学、使用的基础上，让人们适量认识一些繁体字，以方便阅读繁体字的文献以及方便与港澳台同胞之间的交流。任继愈先生、董琨研究员、以及郁钧剑等委员的提案和茅于轼先生的文章，都属于这一种。任先生只是建议“在编写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遇到简体与繁体发生歧义的字时，简化字旁用括弧注出该繁体字。例如：“吉庆有余(餘)、史湘云(雲)。”[1]董琨研究员在提到“识繁写简”的同时还说到“‘复繁’是没有必要的，也是难以实现的，简易是汉字发展的大趋势” [2]。在2009年4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五次国学研究论坛上，他也说到“无论从字体还是字形结构来看，简化是汉字演变的主要倾向”[3]。茅于轼先生的文章和郁钧剑等委员的提案，只是建议在小学中“选读繁体字”或者“增设繁体字教育”。虽然茅先生提到“让两种文字平行使用。经过更长的一段时间，考验出孰优孰劣，再作定论。”郁钧剑、宋祖英等委员只是说“在讲授简体字的同时也教繁体字”[4]，但并没有说要“把繁体正字作为印刷体, 把简化字作为手写体”。他们都没有提“识正书简”或者“识繁写简”四个字，所以和主张用繁体字体系“作为印刷体”的“识正书简”主张是有区别的。至于潘庆林委员的提案，则直接提出“恢复繁体字”，即只有“识繁”，没有“写简”。

对于任先生、董研究员、郁、宋委员、茅先生等幾位的主张，本文取有保留的赞同态度。这个保留，一是在大、中、小学的哪个阶段，在大学的哪些科系增设繁体字教育，所教繁体字的数量範围等等方面，需要多方论证，科学安排；二是对于这种解读下的“识繁写简”，笔者主张应该改变其提法，以使用任继愈先生提出的“用简识繁”这个提法为好。“用简识繁”意即使用简体字作为社会通用文字的前提下，让人们适量认识一些繁体字。这是可取的。

“识繁写简”的另一种解读是“印刷用繁体字，手写用简化字”。在这种解读下，实际就是要把简化字的地位从规範字降低为“手写字”，恢复繁体字为规範（正体）字。

再来看“识正书简”这个提法，首先很明显地把简化字和正体字相分离，即把简化字放到了非正体——手写字的地位，自然无法解读为“在规範字教学、使用的基础上，让人们适量认识一些繁体字”。既然如此，也只能解读为“取消简化字规範字地位，恢复繁体字为规範（正体）字。”

对于第二种解读下的“识繁写简”，以及“识正写简”，笔者不敢苟同。

本文以下讨论的“识正写简”（或“识繁写简”），不再包含前面界定的“用简识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