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界对于四大名著的关注，以《红楼梦》为最。出现了众多的所谓红学家，又有什么旧红学、新红学，还有索隐派、考证派、揭秘派等等。《红楼梦》既然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那么值得研究的方面自然很多。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研究，都不能脱离《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其他有联系的材料，值得重视，对于猜测推理的材料，则应取慎重态度。
《红楼梦》问世以后，就多有议论。有人不断地在猜测、索隐，捉摸这部小说究竟写的是谁家的“本事”，有的说是“傅恒家事”，有的说是“和珅家事”，有的说是“张侯家事”，有的说是“明珠家事”，等等，总而言之，把艺术创作，视为真实事件。
这些议论都比较肤浅。只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称得上是研究之作。清光绪三十年(1904)，该书出版。王国维称赞《红楼梦》是一部“宇宙之大著述”，又认为“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终成分。”人生既然如此痛苦无聊，怎么办呢？他认为文艺，尤其是《红楼梦》这样的悲剧作品，就能够起到解脱作用。他一方面肯定《红楼梦》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伦理学价值，一方面又认为《红楼梦》否定了生活、否定了人生。他这样矛盾，是由于受到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可以说王国维是失败者，他没有能够起到文学评论的引导作用，几乎没有什么反响，而索隐派遂盛极一时。
民国初年出版了《红楼梦索隐》，作者为王梦阮、沈瓶庵。他们认为《红楼梦》所写，是影射清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与董鄂妃（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兼及当时的名王奇女。根据董小宛爱梅、黛玉爱竹之类，断定林黛玉就是董小宛。又说“小宛书名，每去玉旁专书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专书玉”，以此作为证据，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显然是有闲阶级的茶余饭后之谈资。王、沈的索隐，虽幼稚可笑，但影响颇深，至今还有人在“揭秘”。
民国六年(1917)，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版。蔡元培认为《红楼梦》并非只写儿女私情，而是一部“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他索隐的原则是：“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实际上，他一会儿把小说中的人物说成是影射某一名人，一会儿又说“贾府即伪朝”六部的某一部。“贾政者，伪朝之吏部也”，“贾赦，伪朝之刑部也”，“贾琏为户部”，“李纨为礼部”。至于六部中的兵部和工部，贾府中找不到对应的人，他也就置而不论。
蔡元培搞《石头记索隐》，是为了宣传反清的民族主义政治思想，他显然已经意识到《红楼梦》的社会内容，而方法却未出王、沈等人的巢臼，仍然是牵强附会。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他发现了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平的资料，和带有脂砚斋批语的早期抄本，证明《红楼梦》是以作者身世经历为底本的文学作品。内容既不是明清的宫闱史，也不是明珠或其他官宦家庭的生活琐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索隐派给予了正面打击。考证的方法应当肯定，但这终究是历史研究的手段，应用于文学研究中仍然有局限性。
胡适说：“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科学大家不晓得红楼梦真正的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所以他们偏要去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非的笨谜，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他在研究资料上前进了一步，但仍停留在曹家的兴衰上。
继承胡适的是俞平伯，他沿着胡适的方法继续考证。考证派虽然能够去伪存真，对作者身世、《红楼梦》版本，对后四十回的考证，也有助于研究；但俞平伯孤立的考证情节和生活细节，视小说所写为曹家衰败的实录，走的还是胡适的自然主义的老路，仍然是在原地踏步。
1954年，李希凡、蓝翎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等文，对俞平伯的观点、方法提出了批评。李、蓝根据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来评价《红楼梦》，认为它反映了封建社会衰亡的必然趋势，贾宝玉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把《红楼梦》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但后来在“文革”时期，又有一波人强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红楼梦》。这一倾向似乎是蔡元培的后遗症。我们不能说《红楼梦》没有反映阶级斗争，但主要是反映统治阶级的腐败没落。
揭秘派是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一股风气，以刘心武为代表。他在《百家讲坛》上大揭《红楼梦》之秘，吸引了不少听众。他从金陵十二钗中的秦可卿着手，详细揭发出书中各人物的生活原型。
刘心武认为秦可卿弃婴的身世，和贾府上下人等对她的重视称赞，是一个疑点。宦囊羞涩的小官吏抱养长大的弃婴，受到贾母、王熙凤，以及她的公婆的百般眷顾称赞，应该另有原因。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往往有原型，这只有作者最清楚。但原型并不等于形象本身。如果说，秦可卿是落魄公主，她应该算是在宁国府避难，安分守己，以等待时机，贾珍也不敢轻举妄动，何以会有天香阁事件呢？这都是推理，并非研究形象本身。至于贾元春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公主之死，小说中并未如此开展情节。即使原型之说能够成立，那么，曹雪芹对这个素材也已经作了根本性的改造，作者要表现的恐怕还是在情（秦）上，而不是权力之争。文学与历史有关，是历史的灵魂，但并不是历史的实录。揭秘，实际上是索隐派的时尚秀。
《红楼梦》尽管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但文学研究的焦点，应该是人物形象，特别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形象。这一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如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等。说贾宝玉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不如说他体现了封建桎梏下人性的觉悟。他和林黛玉都向往着人的尊严和自由，说他们是封建伦理的叛逆者，很对，但还不是反抗者。贾家的衰落，并不是贾宝玉反抗的结果。他在思想感情上叛逆，而行动上并无力反抗；相反，他还要依赖贾府的繁荣而生存。他是一位潜在的新人，还不是现实的新人。因此，我们难以誉之为“光辉形象”。但他不愿意走仕途经济之路，形成了后继无人的局面，确实使贾府断了希望。
贾敬要修道成仙；贾赦老而好色，欺压良民；贾政似乎要继承正统，而官场遭祸；贾珍、贾琏荒淫无度。至于那位亲戚薛蟠，更是一个狂妄无知的纨绔。贾府的希望，自然就落在贾宝玉的身上，但他不肯就范。贾府还有四个人可以成为接班人，但女性的身份限制了她们。即：王熙凤，秦可卿，贾探春，薛宝钗。王熙凤已经试着接班。此人心狠手辣，作恶多端，终至失去人心。秦可卿因病（或丑闻）早死。贾探春曾经小试身手，而终于远嫁。薛宝钗等到成婚，已经无班可接。
《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没落趋势，那位早夭的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也流露出了这种忧虑。第十三回写道：
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不知不觉已交三鼓。平儿已睡熟了。凤姐方觉星眼微朦，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含笑说道：“婶子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子，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子，别人未必中用。”
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你只管托我就是了。”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间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
凤姐忙问：“有何喜事？”
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子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事云板连叩四下，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闻听，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
这两位“巾帼英雄”尽管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也无法挽回衰败没落的趋势。凤姐总算有点开窍，第二次见到了刘姥姥，为自己的女儿巧姐留下了一条后路。
这物极必反的道理，《红楼梦》第一回的《好了歌》其实已经作了具体说明。甄士隐遭火灾失女之变，听了疯跛道人的《好了歌》，有了感悟，作出解释，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统治阶级已经腐败堕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从贾宝玉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人性的觉醒，我们又从社会底层人物身上看到了道德良心的闪光，曹雪芹自己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却给予读者一种启示，物极必反，会有新的生活出现。《红楼梦》不仅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没落趋势，而且反映了整个封建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新陈代谢。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胜利。这是一部富于哲理的文学巨著，它将供给我们丰富的营养，我们期盼着当代文学能够有所超越。(邱崇丙 汉语与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