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和愚民 老子《道德经》两面观

（一）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老子的生平事迹甚为简略。从这篇传记中，我们得知老子姓李名耳，亦称老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曾做过周室的守藏史，相当于今之图书馆长。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同时，略长于孔子。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礼”，他像是孔子的长者。著《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讲无为清静。他善于修道养寿，活到160岁以上。老子的后代在汉代虽为司马迁所知，但老子本人情况却已逐渐模糊，成了传说性的人物，连司马迁也说不准了。

《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有的学者认为非老子所著，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基本上代表了老子的思想。但《老子》书中的语句，形式上颇近似于《周易》、《诗经》，这应该看作是时代的痕迹。如果说完全是出于模仿，则比较勉强。

读老子之书，有两个感觉。一是觉得他有大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有深邃的观察。书中汇集了哲学的睿智，社会的审视，政治的策略，人生的经验。另一个感觉是：《老子》一书，整个儿是献给王侯的治安策——愚民。显然，他的智慧是献给王侯的，至于人民，他们不识字，看不了他的《道德经》，只好听任王侯“愚之”。

道是老子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指宇宙中存在的支配一切的无形的力量。小而喻之，就如同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人看不见它，却无所不在，它不仅存在于自然界，更支配着人类社会生活。老子的智慧，就在于他关于事物发展的辩证观点。他觉察到现实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必然性，是人的干预无法逆转的。他知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九章）他知道“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他知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他知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这些智慧，可以成为政治远见和战略思想，也可以成为帝王的权术，甚至可以成为阴谋手段。法家学说“法、术、势”的术，即渊源于此。

《老子》一书，作为王侯的治安策，他告诉王侯如何加强修养（法道，无为），如何统治天下（愚民）。告诫他们不可过分，乱说乱动，动辄得咎，前途堪忧。既然动辄得咎，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无为”。无为，不是“不做”，而是“不干涉”的意思。不干涉就便于“愚民”，无为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无为而无不为”。他所以要提出这种主张，一则因为王侯们已经无法“为”了，越“为”越糟糕，只能加速矛盾的转化，更快地走向反面，反不如“无为”的好，以便维持原状。二则是让其它社会势力也“无为”，以延缓社会矛盾。可见他的立场是站在王侯一边的，站在没落者一边的。他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他所说的“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不敢为天下先”，都是一种被动防守的姿态。《老子》一书的思想，反映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策略，是一种守成术，也就是政治上的保守派。

（二）

《庄子·天地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卬而视之曰；“奈何？”

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溢）汤，其名为槔。”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孔子的学生子贡，在汉水南岸，见到一位老农种菜。老农自己凿一地道下井，用瓦罐取水浇园。子贡建议他用桔槔，被他拒绝。因为那是机械。这位老农认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是不合于大道的，因而不愿用桔槔汲水。

这里的机事是指技巧手段，机心是指智慧、计谋。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人有了技巧智能，就会制造事端，出现纷争。这实际是说，文明进步带来了动乱，要想天下太平，只好无为。这样一来，自然是生产力降低，没有多余的财物可供私人占有和交换。老子认为，这样才正合适。“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就不会有大伪了。

（三）

为了解决社会的纷争和动乱，老子主张回到原始社会去。这个原始社会，他作了理想化的描绘。其八十章写道：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理想社会，国家要小，人民要少，这其实就是原始部落状态。即使有各种功效很大的器具（车船弓矢之类），也不使用。为什么不使用呢？子贡与那位为圃者的谈话，已作了回答，那就是“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智慧出，有大伪”。不能让人民有智慧。要让老百姓重视生死，定居一处，而不轻生冒险，远走他乡。这样就避免侵扰，避免与别的国家发生冲突。即使有车辆船只，也没有地方可以乘坐，因为“不远徙”；即使有铠甲兵器，也没有敌人可以对阵作战，因为“重死”。既然哪儿都不去，什么也不争，也就用不着文字书籍，用不着去动脑筋，出智慧了。只要恢复结绳的办法记事，也就够用了。到了这一步，人们就会觉得吃的食物香甜可口，穿的衣服华美合身，住的房屋舒适安宁，风俗习惯使得他们感到欢乐喜悦，也就是人民满足于这种原始简朴的生活，而不去胡思乱想。邻国之间，互相望得见，能够听到鸡犬之声，老百姓直到老死，都互不来往，只限于望、闻，没有语言交谈，没有表情，神情显得麻木愚昧，无知无欲。人民也无交往的行动，相安无事。因为什伯之器无所用之，舟舆无所乘之，甲兵无所陈之，人们又“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还来往做什么？老子认为这样的社会就没有不安和不幸了。

 “小国寡民”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我们常常把它和《桃花源记》联系起来，“鸡犬相闻”，确实可以看出它的影响。但仔细想一想，小国寡民决不是世外桃源。陶渊明的桃花源，是没有官吏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那是一种美好的向往。而“小国寡民”却是一块闭塞无知的王侯领地。既然是“国”，就有统治者，而统治者就是王侯。人民不会自动变愚，怎样“将以愚之”？怎样才能“使民”变愚呢？小国寡民中用了三个使字：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使人民生产上不用工具，思想上不愿意远徙，文化上仅止于结绳。谁“使民”呢？自然就是王侯。王侯无为不干涉，让人民也无为保持朴素状态，就可以“愚之”。

十九章中又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连用了三个绝、弃，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就是要采取的措施，这其实已经不是“无为”，而是“无不为”了。

第三章说得更明确：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王侯不崇尚贤能，使人民不去争权夺利。不把稀罕的财物当宝贝，使人民不去偷盗。不要展现引起欲望的东西，使人民的思想不致犯上作乱。因而圣人搞政治，要使人民的思想空虚，让他们吃饱肚子，削弱他们的志气，增强他们的体质（以便干活）。经常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欲望。使得那些有智谋的人（其他王侯），不敢有所作为。愚民不仅使得人民不会犯上作乱，还可以预防其他王侯利用人民来争夺。因而按照“无为”的原则办事，天下没有不太平的。

老子进一步主张把愚民定为国策，六十五章说：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具有辩证的智慧，他在指责王侯时，也为人民鸣过不平。“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不过他所考虑的重点是“民之难治”，因而他主张愚民，主张回到原始社会去，这却是一种很可怕的思想。他把智慧献给王侯，却让王侯去“将以愚之”。把人民变成愚民，以便王侯“治国”。这是老子为王侯打的如意算盘，而实际上并不是“国之福”，恰恰成了“国之贼”。

（四）

法家源于道家。秦王朝“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收天下之兵（兵器），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这很像是把老子的愚民思想作为政策，作为路线，而采取的“绝、弃”的行动。

战国时期，地处西北的秦国，经过变法革新，经济发展，国力逐渐强盛。后来者居上，于是就用军事手段，吞并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国家政权的更替，正是经济基础社会关系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果。商鞅变法，突出了耕战，取得了成功，而忽视了文治。毛泽东主席叹息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就是指文治方面的欠缺。秦始皇无力继承百家争鸣的精华，而只欣赏法家的学说，干脆用焚书坑儒来推行这一学说。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对于文化是毁灭性的摧残，而秦国自身也就此灰飞烟灭。

老子的智慧，固然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愚民思想，对中国的历史产生过灾难性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思想甚至还残留在当代“四人帮”的脑袋中，他们曾叫喊要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去。我们在赞赏老子的智慧之余，也不可忽视他倡导愚民的严重后果。铲除愚民思想，是发扬民主精神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