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乐与诗三百
现在见到的《诗经》，春秋时期就叫“诗”，孔子称之为“诗三百”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这些诗没有真伪问题，是西周初期至孔子出生前，约500年间的诗歌，多数为春秋时期作品。更具体地说：
周颂，出于西周初期。
鲁颂，春秋中期（梁启超未明指）。
商颂，春秋宋襄公时期宋国的诗歌。
大雅，小雅，郐风，唐风，魏风，出于西周末春秋初期。
周南，召南，西周末东周初。
王风，郑风，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卫风（邶风，墉风），出于春秋时期。
这些诗能够用乐曲演奏和歌唱，又称为“周乐” 。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记载，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左传》中记述演唱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风，墉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大雅，小雅，颂。其名称和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一致，只是豳风提前，自郐风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风。但究竟有多少篇，却没有明说。这一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尚幼，大约也就七岁或八岁。可见，在孔子以前，鲁国保存着周乐，并且能够演唱，“诗”在鲁国已具雏形。
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成为儒家的经典，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取可施于礼义”，精选加工而成。
（二）季札与周乐
季札到鲁国去观周乐，对于周乐作了评论。他的评论，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风；一种是没有评论的，“自郐以下无讥矣”。在评论中，他着眼于各国的历史政治，能够分别不同的情况来谈自己的感受。
他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风、墉风、卫风，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风，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风，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风，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风，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风，联系周之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风，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风，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评论陈风，说道：“国无主，其能久乎？”
评论“小雅”，他说道：“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评论“大雅”，他说道：“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对于“颂”，他下了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艺术眼光，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基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艺术反映现实的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国“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较高的艺术修养。
我们今天阅读《诗经》，比较欣赏“风”诗，而季札对于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最高，用了十四个排比句，一气呵成，整齐有力，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评价它的形式，认为跟内容一样完美，无以复加，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攀。他的评语，归纳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恰到好处。《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乐曲演唱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反映了他艺术眼光还是有局限性的。
季札对于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表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这一方面跟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习惯、欣赏水平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的影响颇大，而且不限于音乐，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以艺术感受为主，经验重于理论，这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例如，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以山水作比喻，这种感受实在难以捉摸。又如，说柳永词慢艳，苏轼词旷达，秦观词凄婉，李清照词清空，辛弃疾词豪放，周邦彦词疏雅，这都是些艺术感受，是很难明确加以界定的。
季札的这些评论和感受，对后人颇有影响。例如，对风的评语：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对雅的评语：思而不贰，怨而不言，曲而有直体；对颂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些评语，我们如果要加以提炼的话，其主要精神就是“温柔敦厚”，作为艺术欣赏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中庸之道。这一点，后来为孔子所发扬，成了儒家诗教的渊源。
（三）思无邪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不息。孔子生当春秋末期，他想以周代的文化（礼制）为理想，来规范当时的社会。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诗”便成了他教育学生的教材。
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里所说的“诗教”，就是指诗三百的教化作用。“温柔敦厚”，照字面解释，也就是态度温顺友善，心地朴实忠厚，合乎礼仪。这是用“诗三百”教育的结果。
实际上，《诗经》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说它复杂，是因为其中既有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劳动者自发的咏唱。劳动者的作品所以能够被搜集保存，那是因为统治者要观民风，知民情。他们要从民间歌谣中了解政治上的得失，以期维持统治。
用“诗”来做教材，按照“温柔敦厚”的宗旨，自然是以“雅颂”最为合适。而当时社会上的情况是“郑声之乱雅乐”，受欢迎的是“郑声”。为了“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而要“郑声”能够“合韶武雅颂之音”，不做修改润色是不可能的。孔子自己也承认：“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诗和乐虽然有区别，但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乐，绝不是现代的交响乐，而是要演唱的。礼乐也是不能分的，乐是礼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西方的宗教仪式有唱诗一样。因而“乐正”，必然涉及到对唱词（诗）的修改。当然，孔子究竟修改了那些诗，现在无从得知。但我们从现存的《诗经》中能够找到一些痕迹。
西周末年以及春秋时期，社会的变动是很剧烈的，甚至周厉王都遭到国人的流放。《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郑国萑苻地方发生了民众起义，被统治者镇压。孔子认为：“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孔子反对犯上作乱，同样，《诗经》中也绝对没有犯上作乱的诗。
《豳风》中有一首《鸱鸮》，旧说是周公贻成王的诗，虽未必可信，却提供了一个供思考的线索。诗中的口吻，很像一个贵族叙述他过去起家的艰难，一面又哀叹即将毁灭的命运。“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风雨所飘摇，予维音哓哓”，很像在民众起义的风暴中，频临灭顶之灾的景象。如果说，这里从侧面反映了一点时代气氛，那么，它的思想感情却是要引起人们的同情。
“风”诗中有些诗可能是讽刺贵族的，如《新台》，但那主要是针对他们个人的品德的，目的是要他们悔过自新。“风”诗中也有一些叙述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的，如《七月》，但却是“怨诽而不乱”。《伐檀》和《硕鼠》，这两首诗在叙述剥削压迫时，写得较为具体。“胡取禾三百廛兮？”“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发问者怒气冲冲。“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对剥削者恨之入骨，斥之为偷吃庄稼的地老鼠，并勒令他们停止剥削。可是到结尾时，前者也只是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后者也只是说：“适彼乐土！”对于那些寄生者还是毫无办法。而且“素餐”“乐土”这些词儿，已经失去民间口语的特色，带有儒者书面语的气味。不仅抽象空洞，而且语气转向委婉，把前面的怒气全冲淡了，一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了。对于这两句的解释，以往有企图抬高诗的思想性的倾向，认为是一种讽刺性的反语。其实诗中“尔”“彼”对举，指的不是同一个人。准确的意思应该是“那些真正的君子们，是不会白吃饭的！”言下之意，这些人不是君子。亦正如“适彼乐土”一样，是指这儿没有乐土，别处有乐土。也就是儒家行仁政王道，“修文德以来之”的意思。它仅仅针对统治者中个别人和个别地区，并不是否定君子和乐土。这两首诗结尾都失去了应有的锋芒，显然是被“温柔敦厚”润色过了。
“诗三百”，经过孔子的润色，他便肯定的宣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什么叫做“思无邪”？就是没有犯上作乱的思想了，也就是“温柔敦厚”了。如果本来就没有“邪”，何必要这样评价呢？这语气很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
孔子同季札一样，他所看重的是雅颂。他“乐正”的结果，是“雅颂各得其所”，这是他的侧重点。在“风”诗中，他又以《周南》、《召南》为侧重点。他对儿子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这二“南”中的诗，在语言构思方面虽带有民歌的色彩，而人物却已变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且着重反映社会生活的礼仪，不仅没有怨诽之词，还提供了一些形象化的礼仪教材，使人为之缅怀眷念。儒家的门徒，总是用“文王之化”“后妃之德”来解释这些诗篇，也在于张扬周代的礼仪。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把学习诗，归结为两大作用。一是内容，一是形式。内容方面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礼仪）。所谓兴，是联想、振奋的意思。也就是从诗中可以得到启发，振奋精神。所谓观，也就是季札观周乐的观，观民风得失，欣赏评论，提高修养。所谓群，就是待人接物，和睦相处，社会和谐。所谓怨，就是批评指正，表示意见，但怨而不乱。这样也就有利于事父事君。这是道德品质方面的。形式方面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增加自然常识，丰富词汇，学习语言表达方式。这话就字面看来，是针对三百篇的，其实是有区别的。能够有助于事父事君的，自然是那些各得其所的雅颂。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自然是那些民间歌谣。因为贵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倒是民间歌谣中，涉及生活面较为广泛，涉及到各种鸟兽草木。孔子教导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他深知诗三百的语言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要儿子好好学习，大约认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词汇丰富了，也就有话可说了。这样，“风”诗便成了孔子教材中所缺少的自然常识和语文课本，淡化了它的社会内容，显得“温柔敦厚”起来。
（四）诗言志
春秋时期，上层社会流行着引诗言志的风气。一帮贵族在集会或办理各种交涉时，往往用诗句来表示他们的意图，显示他们的文化修养。例如：一方表示恭维，便赋《淇澳》；对方表示友好，便赋《木瓜》；为了表示出兵相助，便赋《无衣》；为了表示见机行事，便赋《匏有苦叶》；还有赋《摽有梅》，表示时间不能拖延；赋《将仲子》表示人言可畏；赋《式微》表示要归去的；甚至还有赋《相鼠》来讽刺对方的，等等。《左传》中这类记载屡见不鲜。襄公二十七年，郑国的子展等七人，跟随
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是说，学习诗三百时，要跟政治联系起来。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同周礼联系起来。
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有一次祭祖的时候，竟用了天子的礼仪，唱着《周颂》中《雍》这首诗来撤出祭品。孔子认为这种做法是僭越的行为，便斥责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意即诗中明明写着天子主祭，他们三家的厅堂上有哪一点配得上？
又如：“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中庸》）这几句诗出自《小雅·唐棣》，写家庭生活，和谐欢乐。诗句除去用了一个比喻外，语言平淡，不能算佳作。孔子把它跟“孝悌”联系起来，以阐发温柔敦厚的精神。
有一次孔子夸奖子路，认为他穿着破绵袍，与穿着狐皮袍子的贵族站在一起，能够心安理得，而不自惭形秽，于是引用《卫风·雄雉》两句诗来表扬他：“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子罕》）意即不嫉妒，不巴结，有什么不好呢？这表面上是赞扬君子的正直质量，实际上是要人安于现状，安于天命，不要越礼。
《大雅·抑》写到个人修养的重要，《论语》上记载：有个叫南容的学生，把这首诗朗读了好几遍，孔子大加赞赏，竟将侄女嫁给了这个学生。
有一次，孔子与子贡交谈，《论语·学而》上记载道：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也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贫而乐”，怎么乐得起来？其实这用意是要穷人安于天命，不要怨诽作乱。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上至诸侯大夫，下至家庭个人，跟诗教的关系，都是围绕着“礼”来进行的。指责僭越，表彰孝悌，相信天命，重视修养，这些可以培育温柔敦厚的气质。
引诗言志这种方式，推而广之，往往只取一点，不及其馀，甚至离开诗的具体内容，把诗抽象化，当着数学公式似的来引用。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这是《小雅·缗蛮》中的诗句。黄鸟落在丘隅，未必就是最合适的地方，怎能断言它“知其所止”呢？用它来说明人应该约束自己合于礼仪，实在很勉强。但谈吐却显得高雅风趣一些，收到了修辞效果。
据《论语·八佾》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这段对话翻译出来，意思是：
子夏问道：“‘显出酒窝笑得甜，眉清目秀真妩媚，素淡衬托更鲜明。’这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先用白底子衬托，然后再画。”
子夏又问：“礼是（在仁的基础上）后产生的吗？”
孔子说：“商呀，你给了我启发，现在可以跟你谈论诗了。”
把对妇女容貌的描写，跟礼仪联系在一起，实在勉强。但这种讲课的方式，却显得活泼轻松一些，容易收到效果。与今日商业广告每每以美女招徕，作用相同。人们引诗交谈，能够显得高雅风趣，活泼轻松，这种修辞效果，也有助于培育温柔敦厚。
（五）君子与小人
前面提到“君子好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个君子，与温柔敦厚大有关系。温柔敦厚诗教的效果，具体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君子身上。君子，也就是孔子所希望培养的社会官员。这一称呼，已经为我们所继承，一提起君子，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意味着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连阿Q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论语》一书，使用“君子”一词，达一百次以上，使用“小人”一词也有二十多次，而且君子和小人往往对举。君子和小人的区别，首先是社会地位上的不同，其次是道德品质上的差异。社会地位的不同，不在于贫富，因为春秋末期，贵族没落成为穷人，已不稀奇。孔子自己就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种区别不在于贫富，而在于劳心和劳力。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知识阶层的官）是统治劳力者（劳动阶层的民）的，并受劳力者供养。劳力者是被统治者，是要供养劳心者的。这话说得倒也十分坦率。
《论语·子路》中记载：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提到的民，自然包括老农、老圃。樊迟想要学稼、学圃，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教育的新领域，但被孔子否定了。儒家学说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轻视生产。孔子热衷于做官，便把他斥为小人，认为那是劳力者的事情，也就是小人的事情，樊迟要学习小人的事情，也就把自己等同于小人。可见劳心劳力决定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根据《论语》中君子小人对举的通例，这里的百工，即劳力者，也就是小人。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所谓不器，就是不能成为只有某一种用处的器具，即不能去从事某种体力劳动。言外之意，君子是劳心者，治人者，是精神上的导师。《卫灵公》中的一段话说的更明确：“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所说的“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也是这个意思。
由于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道德品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想到的是国家大事，懂得大义，道德，法律；而小人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恋家恋土，想得到小利小惠。“君子周（团结和睦）而不比（互相勾结），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为政》）这就决定了“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君子不必知道种田做工，而可以接受政治重任；小人不能够承担政治重任，只能种田做工。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
孔子对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里面也有无义之徒，而小人里面却不会有道德高尚者。所以君子首先要接受温柔敦厚的教育，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然后再由他们去教化小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温柔敦厚了，小人就会像草一样，顺风而倒。
由此看来，温柔敦厚不仅是诗教、文学批评，也是德育、社会教育。君子在这个问题上，负有重要的责任。《大学》上说：“诗云：‘
（六）君子与中庸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四书·中庸》），看来，君子、中庸，与温柔敦厚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温柔敦厚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原则，来源于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其基本原则是“允执其中”，掌握适当的限度，兼顾不同的方面，保持事物的平衡，以使言行合乎礼制。所谓中庸之道，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适中，适可而止。不要超过，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从哲学上看，就是要保持事物的稳定性，不偏不倚，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急不慢，保持常态；从政治上看，就是保持一种礼制的社会秩序，人人都彬彬有礼，礼，其实也就是法律和道德。
温柔敦厚的诗教，对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来说，是不会被接受的。孔子周游列国，并未受到欢迎，在陈国还被围困，以致断炊。因为社会存在着重大的矛盾，有待于用政治或军事手段去解决。时过境迁，到了汉代，就“独尊儒术”了。《诗经》的教学，立为博士，成了汉代经学的重要内容。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温柔敦厚对于一个经济繁荣的社会来说，则有参考价值，至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礼仪修养，抑制粗鲁凶暴，增进社会的和谐。
不过，中庸又可以解释为“中和”，《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看来，“和”是中庸的积极部分。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句话除了对小人有所贬斥以外，倒是很重要的。中庸之道的积极发展，是“和而不同”，这是中国古代极高的智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立的统一，和平共处，社会和谐，互利双赢。这是我们处理内部事务和睦邻关系极为有效的原则。
中庸之道的消极发展，是“同而不和”，就是丧失个性，丧失原则，也就是丧失一切，成了对方的俘虏。这不仅在战斗的年代是绝对要不得的，即使在今天和平发展时期，也是不可取的。改革开放，面对世界的汹涌大潮，重要的是借鉴和创新。开始模仿，是必要的，一味模仿外国，就没有出息了。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那就接近于堕落了。这是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涌进，应该高度警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