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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诗经和君子

[日期:2012-06-21] 来源:语言文字网  作者:邱崇丙 [字体: ]

(一)周乐与诗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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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见到的《诗经》,春秋时期就叫“诗”,孔子称之为“诗三百”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这些诗没有真伪问题,是西周初期至孔子出生前,约500年间的诗歌,多数为春秋时期作品。更具体地说:

周颂,出于西周初期。

鲁颂,春秋中期(梁启超未明指)。

商颂,春秋宋襄公时期宋国的诗歌。

大雅,小雅,郐风,唐风,魏风,出于西周末春秋初期。

周南,召南,西周末东周初。

王风,郑风,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卫风(邶风,墉风),出于春秋时期。

这些诗能够用乐曲演奏和歌唱,又称为“周乐” 。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记载,吴国的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左传》中记述演唱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风,墉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魏风,唐风,陈风,郐风,大雅,小雅,颂。其名称和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一致,只是豳风提前,自郐风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风。但究竟有多少篇,却没有明说。这一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尚幼,大约也就七岁或八岁。可见,在孔子以前,鲁国保存着周乐,并且能够演唱,“诗”在鲁国已具雏形。

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成为儒家的经典,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取可施于礼义”,精选加工而成。

(二)季札与周乐

季札到鲁国去观周乐,对于周乐作了评论。他的评论,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风;一种是没有评论的,“自郐以下无讥矣”。在评论中,他着眼于各国的历史政治,能够分别不同的情况来谈自己的感受。

他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风、墉风、卫风,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风,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风,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风,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风,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风,联系周之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风,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风,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评论陈风,说道:“国无主,其能久乎?”

评论“小雅”,他说道:“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评论“大雅”,他说道:“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对于“颂”,他下了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艺术眼光,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基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艺术反映现实的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国“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较高的艺术修养。

我们今天阅读《诗经》,比较欣赏“风”诗,而季札对于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最高,用了十四个排比句,一气呵成,整齐有力,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评价它的形式,认为跟内容一样完美,无以复加,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攀。他的评语,归纳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恰到好处。《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乐曲演唱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反映了他艺术眼光还是有局限性的。

季札对于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表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这一方面跟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习惯、欣赏水平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的影响颇大,而且不限于音乐,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以艺术感受为主,经验重于理论,这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例如,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以山水作比喻,这种感受实在难以捉摸。又如,说柳永词慢艳,苏轼词旷达,秦观词凄婉,李清照词清空,辛弃疾词豪放,周邦彦词疏雅,这都是些艺术感受,是很难明确加以界定的。

季札的这些评论和感受,对后人颇有影响。例如,对风的评语: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对雅的评语:思而不贰,怨而不言,曲而有直体;对颂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些评语,我们如果要加以提炼的话,其主要精神就是“温柔敦厚”,作为艺术欣赏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中庸之道。这一点,后来为孔子所发扬,成了儒家诗教的渊源。

(三)思无邪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不息。孔子生当春秋末期,他想以周代的文化(礼制)为理想,来规范当时的社会。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诗”便成了他教育学生的教材。

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这里所说的“诗教”,就是指诗三百的教化作用。“温柔敦厚”,照字面解释,也就是态度温顺友善,心地朴实忠厚,合乎礼仪。这是用“诗三百”教育的结果。

实际上,《诗经》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是比较复杂的。说它复杂,是因为其中既有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劳动者自发的咏唱。劳动者的作品所以能够被搜集保存,那是因为统治者要观民风,知民情。他们要从民间歌谣中了解政治上的得失,以期维持统治。

用“诗”来做教材,按照“温柔敦厚”的宗旨,自然是以“雅颂”最为合适。而当时社会上的情况是“郑声之乱雅乐”,受欢迎的是“郑声”。为了“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而要“郑声”能够“合韶武雅颂之音”,不做修改润色是不可能的。孔子自己也承认:“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诗和乐虽然有区别,但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乐,绝不是现代的交响乐,而是要演唱的。礼乐也是不能分的,乐是礼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西方的宗教仪式有唱诗一样。因而“乐正”,必然涉及到对唱词(诗)的修改。当然,孔子究竟修改了那些诗,现在无从得知。但我们从现存的《诗经》中能够找到一些痕迹。

西周末年以及春秋时期,社会的变动是很剧烈的,甚至周厉王都遭到国人的流放。《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郑国萑苻地方发生了民众起义,被统治者镇压。孔子认为:“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孔子反对犯上作乱,同样,《诗经》中也绝对没有犯上作乱的诗。

《豳风》中有一首《鸱鸮》,旧说是周公贻成王的诗,虽未必可信,却提供了一个供思考的线索。诗中的口吻,很像一个贵族叙述他过去起家的艰难,一面又哀叹即将毁灭的命运。“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风雨所飘摇,予维音哓哓”,很像在民众起义的风暴中,频临灭顶之灾的景象。如果说,这里从侧面反映了一点时代气氛,那么,它的思想感情却是要引起人们的同情。

“风”诗中有些诗可能是讽刺贵族的,如《新台》,但那主要是针对他们个人的品德的,目的是要他们悔过自新。“风”诗中也有一些叙述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的,如《七月》,但却是“怨诽而不乱”。《伐檀》和《硕鼠》,这两首诗在叙述剥削压迫时,写得较为具体。“胡取禾三百廛兮?”“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发问者怒气冲冲。“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对剥削者恨之入骨,斥之为偷吃庄稼的地老鼠,并勒令他们停止剥削。可是到结尾时,前者也只是说:“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后者也只是说:“适彼乐土!”对于那些寄生者还是毫无办法。而且“素餐”“乐土”这些词儿,已经失去民间口语的特色,带有儒者书面语的气味。不仅抽象空洞,而且语气转向委婉,把前面的怒气全冲淡了,一点反抗的意思也没有了。对于这两句的解释,以往有企图抬高诗的思想性的倾向,认为是一种讽刺性的反语。其实诗中“尔”“彼”对举,指的不是同一个人。准确的意思应该是“那些真正的君子们,是不会白吃饭的!”言下之意,这些人不是君子。亦正如“适彼乐土”一样,是指这儿没有乐土,别处有乐土。也就是儒家行仁政王道,“修文德以来之”的意思。它仅仅针对统治者中个别人和个别地区,并不是否定君子和乐土。这两首诗结尾都失去了应有的锋芒,显然是被“温柔敦厚”润色过了。

“诗三百”,经过孔子的润色,他便肯定的宣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什么叫做“思无邪”?就是没有犯上作乱的思想了,也就是“温柔敦厚”了。如果本来就没有“邪”,何必要这样评价呢?这语气很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

孔子同季札一样,他所看重的是雅颂。他“乐正”的结果,是“雅颂各得其所”,这是他的侧重点。在“风”诗中,他又以《周南》、《召南》为侧重点。他对儿子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论语·阳货》)这二“南”中的诗,在语言构思方面虽带有民歌的色彩,而人物却已变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且着重反映社会生活的礼仪,不仅没有怨诽之词,还提供了一些形象化的礼仪教材,使人为之缅怀眷念。儒家的门徒,总是用“文王之化”“后妃之德”来解释这些诗篇,也在于张扬周代的礼仪。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把学习诗,归结为两大作用。一是内容,一是形式。内容方面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礼仪)。所谓兴,是联想、振奋的意思。也就是从诗中可以得到启发,振奋精神。所谓观,也就是季札观周乐的观,观民风得失,欣赏评论,提高修养。所谓群,就是待人接物,和睦相处,社会和谐。所谓怨,就是批评指正,表示意见,但怨而不乱。这样也就有利于事父事君。这是道德品质方面的。形式方面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增加自然常识,丰富词汇,学习语言表达方式。这话就字面看来,是针对三百篇的,其实是有区别的。能够有助于事父事君的,自然是那些各得其所的雅颂。能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自然是那些民间歌谣。因为贵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倒是民间歌谣中,涉及生活面较为广泛,涉及到各种鸟兽草木。孔子教导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他深知诗三百的语言有明显的修辞效果,要儿子好好学习,大约认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词汇丰富了,也就有话可说了。这样,“风”诗便成了孔子教材中所缺少的自然常识和语文课本,淡化了它的社会内容,显得“温柔敦厚”起来。

(四)诗言志

春秋时期,上层社会流行着引诗言志的风气。一帮贵族在集会或办理各种交涉时,往往用诗句来表示他们的意图,显示他们的文化修养。例如:一方表示恭维,便赋《淇澳》;对方表示友好,便赋《木瓜》;为了表示出兵相助,便赋《无衣》;为了表示见机行事,便赋《匏有苦叶》;还有赋《摽有梅》,表示时间不能拖延;赋《将仲子》表示人言可畏;赋《式微》表示要归去的;甚至还有赋《相鼠》来讽刺对方的,等等。《左传》中这类记载屡见不鲜。襄公二十七年,郑国的子展等七人,跟随君到了晋国。晋国的赵孟,请这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召南》中的《草虫》,其中有“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赵孟听了很满意,随即谦虚的说:“不足以当之。”伯有赋《墉风》中的《鹑之贲贲》,其中有“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赵孟没有表态,背后说道:“伯有将被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这种引诗言志的方法,也为孔子所承袭。温柔敦厚是宗旨,引诗言志是方法,两者相结合,用来宣传周代的礼制,这是孔子用诗三百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是说,学习诗三百时,要跟政治联系起来。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同周礼联系起来。

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有一次祭祖的时候,竟用了天子的礼仪,唱着《周颂》中《雍》这首诗来撤出祭品。孔子认为这种做法是僭越的行为,便斥责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意即诗中明明写着天子主祭,他们三家的厅堂上有哪一点配得上?

又如:“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中庸》)这几句诗出自《小雅·唐棣》,写家庭生活,和谐欢乐。诗句除去用了一个比喻外,语言平淡,不能算佳作。孔子把它跟“孝悌”联系起来,以阐发温柔敦厚的精神。

有一次孔子夸奖子路,认为他穿着破绵袍,与穿着狐皮袍子的贵族站在一起,能够心安理得,而不自惭形秽,于是引用《卫风·雄雉》两句诗来表扬他:“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论语·子罕》)意即不嫉妒,不巴结,有什么不好呢?这表面上是赞扬君子的正直质量,实际上是要人安于现状,安于天命,不要越礼。

《大雅·抑》写到个人修养的重要,《论语》上记载:有个叫南容的学生,把这首诗朗读了好几遍,孔子大加赞赏,竟将侄女嫁给了这个学生。

有一次,孔子与子贡交谈,《论语·学而》上记载道: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也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贫而乐”,怎么乐得起来?其实这用意是要穷人安于天命,不要怨诽作乱。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上至诸侯大夫,下至家庭个人,跟诗教的关系,都是围绕着“礼”来进行的。指责僭越,表彰孝悌,相信天命,重视修养,这些可以培育温柔敦厚的气质。

引诗言志这种方式,推而广之,往往只取一点,不及其馀,甚至离开诗的具体内容,把诗抽象化,当着数学公式似的来引用。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大学》)这是《小雅·缗蛮》中的诗句。黄鸟落在丘隅,未必就是最合适的地方,怎能断言它“知其所止”呢?用它来说明人应该约束自己合于礼仪,实在很勉强。但谈吐却显得高雅风趣一些,收到了修辞效果。

据《论语·八佾》记载: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这段对话翻译出来,意思是:

子夏问道:“‘显出酒窝笑得甜,眉清目秀真妩媚,素淡衬托更鲜明。’这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先用白底子衬托,然后再画。”

子夏又问:“礼是(在仁的基础上)后产生的吗?”

孔子说:“商呀,你给了我启发,现在可以跟你谈论诗了。”

把对妇女容貌的描写,跟礼仪联系在一起,实在勉强。但这种讲课的方式,却显得活泼轻松一些,容易收到效果。与今日商业广告每每以美女招徕,作用相同。人们引诗交谈,能够显得高雅风趣,活泼轻松,这种修辞效果,也有助于培育温柔敦厚。

(五)君子与小人

前面提到“君子好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个君子,与温柔敦厚大有关系。温柔敦厚诗教的效果,具体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君子身上。君子,也就是孔子所希望培养的社会官员。这一称呼,已经为我们所继承,一提起君子,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意味着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连阿Q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论语》一书,使用“君子”一词,达一百次以上,使用“小人”一词也有二十多次,而且君子和小人往往对举。君子和小人的区别,首先是社会地位上的不同,其次是道德品质上的差异。社会地位的不同,不在于贫富,因为春秋末期,贵族没落成为穷人,已不稀奇。孔子自己就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种区别不在于贫富,而在于劳心和劳力。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劳心者(知识阶层的官)是统治劳力者(劳动阶层的民)的,并受劳力者供养。劳力者是被统治者,是要供养劳心者的。这话说得倒也十分坦率。

《论语·子路》中记载:

樊迟请学稼。

子曰:“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迟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提到的民,自然包括老农、老圃。樊迟想要学稼、学圃,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勇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教育的新领域,但被孔子否定了。儒家学说最致命的弱点,就是轻视生产。孔子热衷于做官,便把他斥为小人,认为那是劳力者的事情,也就是小人的事情,樊迟要学习小人的事情,也就把自己等同于小人。可见劳心劳力决定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根据《论语》中君子小人对举的通例,这里的百工,即劳力者,也就是小人。

“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所谓不器,就是不能成为只有某一种用处的器具,即不能去从事某种体力劳动。言外之意,君子是劳心者,治人者,是精神上的导师。《卫灵公》中的一段话说的更明确:“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所说的“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也是这个意思。

由于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道德品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想到的是国家大事,懂得大义,道德,法律;而小人只关心个人的利益,恋家恋土,想得到小利小惠。“君子周(团结和睦)而不比(互相勾结),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为政》)这就决定了“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君子不必知道种田做工,而可以接受政治重任;小人不能够承担政治重任,只能种田做工。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君子与小人的社会分工。

孔子对君子和小人的看法,似乎是一种先验论,“唯上智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看来难以改变。“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即使劳力者可以学习,而学习的结果,则是容易被君子们使唤而已(因为变得温柔敦厚了),社会地位似乎仍未改变。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里面也有无义之徒,而小人里面却不会有道德高尚者。所以君子首先要接受温柔敦厚的教育,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然后再由他们去教化小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温柔敦厚了,小人就会像草一样,顺风而倒。

由此看来,温柔敦厚不仅是诗教、文学批评,也是德育、社会教育。君子在这个问题上,负有重要的责任。《大学》上说:“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乐乐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君子也就是民众的父母官,这里提到要顺从民意,倒是一种民主思想。儒家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孔子正是想培养一批君子,由他们成为“民之父母”,再去教化小人(劳动者),形成一种礼治的社会。当然,他所倡导的这种礼治的社会,是以西周文化、礼制为榜样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在复旧,因为孔子所说的西周文化,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他自己的理想化的成分,“大同”之说,就是明证。

(六)君子与中庸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四书·中庸》),看来,君子、中庸,与温柔敦厚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温柔敦厚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原则,来源于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其基本原则是“允执其中”,掌握适当的限度,兼顾不同的方面,保持事物的平衡,以使言行合乎礼制。所谓中庸之道,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适中,适可而止。不要超过,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从哲学上看,就是要保持事物的稳定性,不偏不倚,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急不慢,保持常态;从政治上看,就是保持一种礼制的社会秩序,人人都彬彬有礼,礼,其实也就是法律和道德。

温柔敦厚的诗教,对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来说,是不会被接受的。孔子周游列国,并未受到欢迎,在陈国还被围困,以致断炊。因为社会存在着重大的矛盾,有待于用政治或军事手段去解决。时过境迁,到了汉代,就“独尊儒术”了。《诗经》的教学,立为博士,成了汉代经学的重要内容。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温柔敦厚对于一个经济繁荣的社会来说,则有参考价值,至少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礼仪修养,抑制粗鲁凶暴,增进社会的和谐。

不过,中庸又可以解释为“中和”,《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看来,“和”是中庸的积极部分。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句话除了对小人有所贬斥以外,倒是很重要的。中庸之道的积极发展,是“和而不同”,这是中国古代极高的智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立的统一,和平共处,社会和谐,互利双赢。这是我们处理内部事务和睦邻关系极为有效的原则。

中庸之道的消极发展,是“同而不和”,就是丧失个性,丧失原则,也就是丧失一切,成了对方的俘虏。这不仅在战斗的年代是绝对要不得的,即使在今天和平发展时期,也是不可取的。改革开放,面对世界的汹涌大潮,重要的是借鉴和创新。开始模仿,是必要的,一味模仿外国,就没有出息了。甚至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那就接近于堕落了。这是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涌进,应该高度警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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