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樂與詩三百
現在見到的《詩經》，春秋時期就叫“詩”，孔子稱之為“詩三百” 。按照梁啟超的說法，這些詩沒有真偽問題，是西周初期至孔子出生前，約500年間的詩歌，多數為春秋時期作品。更具體地說：
周頌，出于西周初期。
魯頌，春秋中期（梁啟超未明指）。
商頌，春秋宋襄公時期宋國的詩歌。
大雅，小雅，鄶風，唐風，魏風，出于西周末春秋初期。
周南，召南，西周末東周初。
王風，鄭風，齊風，秦風，陳風，曹風，豳風，衛風（邶風，墉風），出于春秋時期。
這些詩能夠用樂曲演奏和歌唱，又稱為“周樂” 。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記載，吳國的公子季札，到魯國觀“周樂”。《左傳》中記述演唱的順序是：周南，召南，邶風，墉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豳風，秦風，魏風，唐風，陳風，鄶風，大雅，小雅，頌。其名稱和順序，與現存的《詩經》大體上一致，只是豳風提前，自鄶風以下沒有評論，省記了曹風。但究竟有多少篇，卻沒有明說。這一年，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尚幼，大約也就七歲或八歲。可見，在孔子以前，魯國保存著周樂，并且能夠演唱，“詩”在魯國已具雛形。
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史記·孔子世家》）后來孔子用“詩三百”作為教材，成為儒家的經典，可以肯定，是在周樂的基礎上，“取可施于禮義”，精選加工而成。
（二）季札與周樂
季札到魯國去觀周樂，對于周樂作了評論。他的評論，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贊美的，這是絕大多數；一種是褒貶不明的，如陳風；一種是沒有評論的，“自鄶以下無譏矣”。在評論中，他著眼于各國的歷史政治，能夠分別不同的情況來談自己的感受。
他評論周南、召南，著眼于文王的教化，說道：“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評論邶風、墉風、衛風，著眼于衛康叔、武公的德政，說道：“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評論王風，聯系周室東遷的歷史，說道：“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評論鄭風，聯系苛政，說道：“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評論齊風，聯系姜太公的功績和地理位置，說道：“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評論豳風，聯系周公東征的歷史，說道：“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評論秦風，聯系周之發祥地，說道：“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評論魏風，考慮到政治上的需要，說道：“美哉！??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評論唐風，聯想到唐堯的歷史傳統，說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能若是！”評論陳風，說道：“國無主，其能久乎？”
評論“小雅”，他說道：“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評論“大雅”，他說道：“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對于“頌”，他下了這樣的評語：“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這些評論雖然只是一些簡單的聯系思考，仍然表現了季札的藝術眼光，它符合藝術反映現實，表達思想感情這一基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贊語“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況的好壞，而是指藝術反映現實的效果。盡管他認為鄭國“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贊賞。這表明他并沒有把政治和藝術混為一談。他對周樂的評論，說明他不僅有豐富的歷史知識，而且有較高的藝術修養。
我們今天閱讀《詩經》，比較欣賞“風”詩，而季札對于周樂的評論，以對“頌”的評價最高，用了十四個排比句，一氣呵成，整齊有力，接著又用四個三字句來評價它的形式，認為跟內容一樣完美，無以復加，令人覺得“頌”的水平高不可攀。他的評語，歸納起來，也就是說它四平八穩，恰到好處。《詩經》中的“頌”，不過是貴族的頌祖耀德之詞，樂曲演唱得“四平八穩”，在季札看來，卻如此高雅，這反映了他藝術眼光還是有局限性的。
季札對于周樂的評論，并不是一種理論分析，它偏重于表述觀賞者的經驗和感受。這一方面跟樂曲這種藝術偏重于內心感受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時的欣賞習慣、欣賞水平有關。這一特色，對后世的影響頗大，而且不限于音樂，直接影響到文學批評。甚至像《文心雕龍》、《詩品》這樣的專著，以及眾多的詩話、詞話，都保持著這一特色。以藝術感受為主，經驗重于理論，這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傳統。例如，說韓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巖怪壑，歐陽修文章如秋山平遠，蘇軾文章如長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斷岸千尺，曾鞏文章如波澤春漲，以山水作比喻，這種感受實在難以捉摸。又如，說柳永詞慢艷，蘇軾詞曠達，秦觀詞凄婉，李清照詞清空，辛棄疾詞豪放，周邦彥詞疏雅，這都是些藝術感受，是很難明確加以界定的。
季札的這些評論和感受，對后人頗有影響。例如，對風的評語：勤而不怨，憂而不困，思而不懼，樂而不淫；對雅的評語：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曲而有直體；對頌的評語：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這些評語，我們如果要加以提煉的話，其主要精神就是“溫柔敦厚”，作為藝術欣賞的原則，實際上也就是中庸之道。這一點，后來為孔子所發揚，成了儒家詩教的淵源。
（三）思無邪
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諸侯紛爭不息。孔子生當春秋末期，他想以周代的文化（禮制）為理想，來規范當時的社會。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司馬遷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這樣，“詩”便成了他教育學生的教材。
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這里所說的“詩教”，就是指詩三百的教化作用。“溫柔敦厚”，照字面解釋，也就是態度溫順友善，心地樸實忠厚，合乎禮儀。這是用“詩三百”教育的結果。
實際上，《詩經》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是比較復雜的。說它復雜，是因為其中既有統治者歌功頌德的作品，也有勞動者自發的詠唱。勞動者的作品所以能夠被搜集保存，那是因為統治者要觀民風，知民情。他們要從民間歌謠中了解政治上的得失，以期維持統治。
用“詩”來做教材，按照“溫柔敦厚”的宗旨，自然是以“雅頌”最為合適。而當時社會上的情況是“鄭聲之亂雅樂”，受歡迎的是“鄭聲”。為了“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而要“鄭聲”能夠“合韶武雅頌之音”，不做修改潤色是不可能的。孔子自己也承認：“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詩和樂雖然有區別，但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樂，絕不是現代的交響樂，而是要演唱的。禮樂也是不能分的，樂是禮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西方的宗教儀式有唱詩一樣。因而“樂正”，必然涉及到對唱詞（詩）的修改。當然，孔子究竟修改了那些詩，現在無從得知。但我們從現存的《詩經》中能夠找到一些痕跡。
西周末年以及春秋時期，社會的變動是很劇烈的，甚至周厲王都遭到國人的流放。《左傳》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鄭國萑苻地方發生了民眾起義，被統治者鎮壓。孔子認為：“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孔子反對犯上作亂，同樣，《詩經》中也絕對沒有犯上作亂的詩。
《豳風》中有一首《鴟?》，舊說是周公貽成王的詩，雖未必可信，卻提供了一個供思考的線索。詩中的口吻，很像一個貴族敘述他過去起家的艱難，一面又哀嘆即將毀滅的命運。“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嘵嘵”，很像在民眾起義的風暴中，頻臨滅頂之災的景象。如果說，這里從側面反映了一點時代氣氛，那么，它的思想感情卻是要引起人們的同情。
“風”詩中有些詩可能是諷刺貴族的，如《新臺》，但那主要是針對他們個人的品德的，目的是要他們悔過自新。“風”詩中也有一些敘述勞動者被剝削被壓迫的生活的，如《七月》，但卻是“怨誹而不亂”。《伐檀》和《碩鼠》，這兩首詩在敘述剝削壓迫時，寫得較為具體。“胡取禾三百廛兮？”“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發問者怒氣沖沖。“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對剝削者恨之入骨，斥之為偷吃莊稼的地老鼠，并勒令他們停止剝削。可是到結尾時，前者也只是說：“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后者也只是說：“適彼樂土！”對于那些寄生者還是毫無辦法。而且“素餐”“樂土”這些詞兒，已經失去民間口語的特色，帶有儒者書面語的氣味。不僅抽象空洞，而且語氣轉向委婉，把前面的怒氣全沖淡了，一點反抗的意思也沒有了。對于這兩句的解釋，以往有企圖抬高詩的思想性的傾向，認為是一種諷刺性的反語。其實詩中“爾”“彼”對舉，指的不是同一個人。準確的意思應該是“那些真正的君子們，是不會白吃飯的！”言下之意，這些人不是君子。亦正如“適彼樂土”一樣，是指這兒沒有樂土，別處有樂土。也就是儒家行仁政王道，“修文德以來之”的意思。它僅僅針對統治者中個別人和個別地區，并不是否定君子和樂土。這兩首詩結尾都失去了應有的鋒芒，顯然是被“溫柔敦厚”潤色過了。
“詩三百”，經過孔子的潤色，他便肯定的宣布：“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什么叫做“思無邪”？就是沒有犯上作亂的思想了，也就是“溫柔敦厚”了。如果本來就沒有“邪”，何必要這樣評價呢？這語氣很有點像“此地無銀三百兩”。
孔子同季札一樣，他所看重的是雅頌。他“樂正”的結果，是“雅頌各得其所”，這是他的側重點。在“風”詩中，他又以《周南》、《召南》為側重點。他對兒子孔鯉說：“女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論語·陽貨》）這二“南”中的詩，在語言構思方面雖帶有民歌的色彩，而人物卻已變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且著重反映社會生活的禮儀，不僅沒有怨誹之詞，還提供了一些形象化的禮儀教材，使人為之緬懷眷念。儒家的門徒，總是用“文王之化”“后妃之德”來解釋這些詩篇，也在于張揚周代的禮儀。
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里把學習詩，歸結為兩大作用。一是內容，一是形式。內容方面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禮儀）。所謂興，是聯想、振奮的意思。也就是從詩中可以得到啟發，振奮精神。所謂觀，也就是季札觀周樂的觀，觀民風得失，欣賞評論，提高修養。所謂群，就是待人接物，和睦相處，社會和諧。所謂怨，就是批評指正，表示意見，但怨而不亂。這樣也就有利于事父事君。這是道德品質方面的。形式方面是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增加自然常識，豐富詞匯，學習語言表達方式。這話就字面看來，是針對三百篇的，其實是有區別的。能夠有助于事父事君的，自然是那些各得其所的雅頌。能夠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自然是那些民間歌謠。因為貴族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倒是民間歌謠中，涉及生活面較為廣泛，涉及到各種鳥獸草木。孔子教導兒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他深知詩三百的語言有明顯的修辭效果，要兒子好好學習，大約認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詞匯豐富了，也就有話可說了。這樣，“風”詩便成了孔子教材中所缺少的自然常識和語文課本，淡化了它的社會內容，顯得“溫柔敦厚”起來。
（四）詩言志
春秋時期，上層社會流行著引詩言志的風氣。一幫貴族在集會或辦理各種交涉時，往往用詩句來表示他們的意圖，顯示他們的文化修養。例如：一方表示恭維，便賦《淇澳》；對方表示友好，便賦《木瓜》；為了表示出兵相助，便賦《無衣》；為了表示見機行事，便賦《匏有苦葉》；還有賦《摽有梅》，表示時間不能拖延；賦《將仲子》表示人言可畏；賦《式微》表示要歸去的；甚至還有賦《相鼠》來諷刺對方的，等等。《左傳》中這類記載屢見不鮮。襄公二十七年，鄭國的子展等七人，跟隨
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這是說，學習詩三百時，要跟政治聯系起來。更具體地說，就是要同周禮聯系起來。
魯國的仲孫、叔孫、季孫三家，有一次祭祖的時候，竟用了天子的禮儀，唱著《周頌》中《雍》這首詩來撤出祭品。孔子認為這種做法是僭越的行為，便斥責道：“‘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論語·八佾》）意即詩中明明寫著天子主祭，他們三家的廳堂上有哪一點配得上？
又如：“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中庸》）這幾句詩出自《小雅·唐棣》，寫家庭生活，和諧歡樂。詩句除去用了一個比喻外，語言平淡，不能算佳作。孔子把它跟“孝悌”聯系起來，以闡發溫柔敦厚的精神。
有一次孔子夸獎子路，認為他穿著破綿袍，與穿著狐皮袍子的貴族站在一起，能夠心安理得，而不自慚形穢，于是引用《衛風·雄雉》兩句詩來表揚他：“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論語·子罕》）意即不嫉妒，不巴結，有什么不好呢？這表面上是贊揚君子的正直質量，實際上是要人安于現狀，安于天命，不要越禮。
《大雅·抑》寫到個人修養的重要，《論語》上記載：有個叫南容的學生，把這首詩朗讀了好幾遍，孔子大加贊賞，竟將侄女嫁給了這個學生。
有一次，孔子與子貢交談，《論語·學而》上記載道：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樂”，怎么樂得起來？其實這用意是要窮人安于天命，不要怨誹作亂。從以上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上至諸侯大夫，下至家庭個人，跟詩教的關系，都是圍繞著“禮”來進行的。指責僭越，表彰孝悌，相信天命，重視修養，這些可以培育溫柔敦厚的氣質。
引詩言志這種方式，推而廣之，往往只取一點，不及其?，甚至離開詩的具體內容，把詩抽象化，當著數學公式似的來引用。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大學》）這是《小雅·緡蠻》中的詩句。黃鳥落在丘隅，未必就是最合適的地方，怎能斷言它“知其所止”呢？用它來說明人應該約束自己合于禮儀，實在很勉強。但談吐卻顯得高雅風趣一些，收到了修辭效果。
據《論語·八佾》記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后素。”
曰：“禮后乎？”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
這段對話翻譯出來，意思是：
子夏問道：“‘顯出酒窩笑得甜，眉清目秀真嫵媚，素淡襯托更鮮明。’這是什么意思？”
孔子說：“先用白底子襯托，然后再畫。”
子夏又問：“禮是（在仁的基礎上）后產生的嗎？”
孔子說：“商呀，你給了我啟發，現在可以跟你談論詩了。”
把對婦女容貌的描寫，跟禮儀聯系在一起，實在勉強。但這種講課的方式，卻顯得活潑輕松一些，容易收到效果。與今日商業廣告每每以美女招徠，作用相同。人們引詩交談，能夠顯得高雅風趣，活潑輕松，這種修辭效果，也有助于培育溫柔敦厚。
（五）君子與小人
前面提到“君子好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個君子，與溫柔敦厚大有關系。溫柔敦厚詩教的效果，具體體現在哪里？就體現在君子身上。君子，也就是孔子所希望培養的社會官員。這一稱呼，已經為我們所繼承，一提起君子，在我們的心目中，就意味著道德品質高尚的人。連阿Q都說：君子動口不動手。
《論語》一書，使用“君子”一詞，達一百次以上，使用“小人”一詞也有二十多次，而且君子和小人往往對舉。君子和小人的區別，首先是社會地位上的不同，其次是道德品質上的差異。社會地位的不同，不在于貧富，因為春秋末期，貴族沒落成為窮人，已不稀奇。孔子自己就承認“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這種區別不在于貧富，而在于勞心和勞力。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勞心者（知識階層的官）是統治勞力者（勞動階層的民）的，并受勞力者供養。勞力者是被統治者，是要供養勞心者的。這話說得倒也十分坦率。
《論語·子路》中記載：
樊遲請學稼。
子曰：“吾不如老農。”
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里提到的民，自然包括老農、老圃。樊遲想要學稼、學圃，他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學生。勇于獨立思考，勇于探索教育的新領域，但被孔子否定了。儒家學說最致命的弱點，就是輕視生產。孔子熱衷于做官，便把他斥為小人，認為那是勞力者的事情，也就是小人的事情，樊遲要學習小人的事情，也就把自己等同于小人。可見勞心勞力決定了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根據《論語》中君子小人對舉的通例，這里的百工，即勞力者，也就是小人。
“君子不器。”（《論語·為政》）所謂不器，就是不能成為只有某一種用處的器具，即不能去從事某種體力勞動。言外之意，君子是勞心者，治人者，是精神上的導師。《衛靈公》中的一段話說的更明確：“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孟子所說的“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也是這個意思。
由于這種社會地位的差別，也就決定了他們的道德品質。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君子想到的是國家大事，懂得大義，道德，法律；而小人只關心個人的利益，戀家戀土，想得到小利小惠。“君子周（團結和睦）而不比（互相勾結），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論語·為政》）這就決定了“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論語·衛靈公》）意思是說，君子不必知道種田做工，而可以接受政治重任；小人不能夠承擔政治重任，只能種田做工。在孔子看來，這就是君子與小人的社會分工。
孔子對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君子里面也有無義之徒，而小人里面卻不會有道德高尚者。所以君子首先要接受溫柔敦厚的教育，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然后再由他們去教化小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君子溫柔敦厚了，小人就會像草一樣，順風而倒。
由此看來，溫柔敦厚不僅是詩教、文學批評，也是德育、社會教育。君子在這個問題上，負有重要的責任。《大學》上說：“詩云：‘
（六）君子與中庸
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四書·中庸》），看來，君子、中庸，與溫柔敦厚又是聯系在一起的。
溫柔敦厚作為文學批評的一個原則，來源于中庸之道。孔子認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其基本原則是“允執其中”，掌握適當的限度，兼顧不同的方面，保持事物的平衡，以使言行合乎禮制。所謂中庸之道，說得通俗一點，也就是適中，適可而止。不要超過，也不要不及，過猶不及。從哲學上看，就是要保持事物的穩定性，不偏不倚，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急不慢，保持常態；從政治上看，就是保持一種禮制的社會秩序，人人都彬彬有禮，禮，其實也就是法律和道德。
溫柔敦厚的詩教，對于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來說，是不會被接受的。孔子周游列國，并未受到歡迎，在陳國還被圍困，以致斷炊。因為社會存在著重大的矛盾，有待于用政治或軍事手段去解決。時過境遷，到了漢代，就“獨尊儒術”了。《詩經》的教學，立為博士，成了漢代經學的重要內容。管子說：“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溫柔敦厚對于一個經濟繁榮的社會來說，則有參考價值，至少有助于提高人們的禮儀修養，抑制粗魯兇暴，增進社會的和諧。
不過，中庸又可以解釋為“中和”，《中庸》上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看來，“和”是中庸的積極部分。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這句話除了對小人有所貶斥以外，倒是很重要的。中庸之道的積極發展，是“和而不同”，這是中國古代極高的智慧。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對立的統一，和平共處，社會和諧，互利雙贏。這是我們處理內部事務和睦鄰關系極為有效的原則。
中庸之道的消極發展，是“同而不和”，就是喪失個性，喪失原則，也就是喪失一切，成了對方的俘虜。這不僅在戰斗的年代是絕對要不得的，即使在今天和平發展時期，也是不可取的。改革開放，面對世界的洶涌大潮，重要的是借鑒和創新。開始模仿，是必要的，一味模仿外國，就沒有出息了。甚至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外國人放個屁也是香的，那就接近于墮落了。這是我們面對西方文化的涌進，應該高度警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