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同文寫簡怎麽寫?
两岸书同文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对如何同文、如何写简，提出一点看法。
繁体字有些字尤其是常用字笔画太多，影响书写效率，增加学习的困难，本可以适当进行简化。而现行的简体字，除了笔画被简化，便于少写几笔之外（从手写繁体原本就可以连笔省写来衡量，简体的笔画实际所省也省不了多少，而简化后就不可轻易连笔，否则字形易混，辨识率降低了），却外添产生许多问题，比如破坏字形结构的美感、丧失字理，像“厂、广、进”（原来的“進”字，显示禽鸟只会前行不后退的这一深刻的认识，反映于构字的字理），等等，简化过度（汉字笔画的发展并非只趋向于简化，也有众多的趋繁，乃是提高字形与表义的精确度所必需），降低了字形识别的冗余度，增加了错识率，如“设有没有，例外处理，讲究研究”，等等；毛病最严重的是非异体字的归并，如“干、面、发、后、征”等等一大批字，造成表达意义混淆，文字功能变得粗陋低下，如：干细胞，这“个”干是什么意思？是干的细胞，不是湿的细胞？查英文是stem cell，才知道原来应该是榦細胞，不是乾細胞；“综合征”，征伐吗？英文是syndrome，应是综合徵；“她在下面”，她是在上面下面的下面，还是在下麵？“后发（星）座”，这“后发”是后髮还是後發？查英文：Coma Berenices，才知是如皇后美髮的星座；“程十发”是發還是髮？“文征明”，征与原来的字徵意思不同，一简化用征，成为“征明”，在当年的文字狱可是要杀头灭族的！“宝象”、“朱熔基”、“身分证”，不得不改宝像、朱镕基、身份证，因为涉及伟大领袖和最高层领导或要害部门的用字，简体字意思生歧义，大不敬，或完全相反，才不改不行（前述的文征明，报刊一律用简体的征，不恢复原字徵，级别不够格也）。简体字的推行，又无法完全禁绝使用繁体字，形成简繁互转中的笑话百出；不仅如此，由于简体字约定俗成原则的被肯定便有层出不穷的群众自创简体字，而对文字的准确书写要求，不再重视，结果是社会用字的混乱局面一直得不到遏制，几十年来政府三令五申规范用字，却收效甚微。从汉文化的传承来看，简体字显然是违背的，起着严重断裂的作用。“余年无多”，“父母在，不远游”，什么意思？搞不清是“余”还是“餘”，是“游”水远还是“遊”走远；博士生见《后汉书》竟不知就是《後漢書》已成经典笑话。历史上“后”区分出“後”，原是文字的进步，现在简化又再不予区分，实在是开历史倒车。中小学生都要阅读的四大古典名著，以及浩如烟海的古籍名篇佳作，原说是保留继续用繁体字印刷，现在到书店去看吧，都是简体字了，弄得古不古今不今，非常不伦不类，一派胡搅。几千年汉字传承的文化，彪炳于世，再没有另外的文字，任你怎么说拼音之进步优越，都无法与汉字相比拟。实际上文字各有优势与弱势，汉字的数千年时空传承优势独一无二，英文等的拼音文字则望尘莫及。
汉字所谓繁体字，不就是有些字多了些笔画嘛。但应当看到，与英文拼成一个词的所用字母数相比，相应汉字的笔画与部件构成就算不得繁多，因此汉字文本永远要比英文等的拼音文字同样文本篇幅少1/3甚至1/2。那么，笔画过繁的字，适当减些笔画不就行了。而实际上，通常是书写时人人都在连笔简化，历来就已经简化了，何必非要另搞一套，简化得生出上述的种种问题来呢！
近百年来，出现一股批判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潮，把国家民族的积弱归咎于传统文化，被指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文化，竟连及汉语与汉字，汉字与地主、资产阶级同罪，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讲世界语以代汉语，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列宁提出文字拉丁拼音化是东方民族大革命，斯大林指出汉字太繁难，必须实行拼音改革。瞿秋白、吴玉章在苏联制订了《北方话拉丁拼音新文字方案》（简称《北拉》，以后还有吴语、粤语等的拼音文字方案）。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是“批判继承”，批字当头，设立文字改革委员会，他明确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他的选集一拼音就都看不懂，更遑论他的诗词拼音化，故而后来并不坚持）。吴玉章改进北拉而确定为《汉语拼音方案》，是作为文字方案来制订的（因此它有资格上了人民币），但从来是用汉字批判汉字，始终拿不出拼音文字的作品来，这个拼音方案也就降格为汉字注音工具。周恩来必须面对事实，不得不对拼音改革稍作缓冲，声明尚可研究。在此局面下，拼音改革派以拼音理论为指导，先行汉字简化，以搞运动方式一次次分批地实施简化，特别推行同音（包括近音）取代，只代个音就行，字形简单到纯符号，以期音形一同向拼音目标靠拢。这是既定国策，凡有反对者，以阶级斗争论处。既是国策，便贯穿于整个语言文字政策，例如，《辞海》的编纂，“思”“志”字归入田部和土部，而不是心部，“鸿”归入水部，不再是鸟部，等等，面询编纂者拼音改革家
推行简化汉字同历来手写简化具有愿望的一致性，但是理论指导的不同，实施也就不同。简化中的同音取代理论，否认字的音形义固定本质，强调语境确立字的真实意义，这是不懂字义与修辞义的区别，不懂文字的语义符号信息功能，是文字传递语言信息，而不是倒转的关系，以至实践上造成歧义频出。同音取代不过是纵容写错别字而已，借个音就行，其导向是拼音改革。字形的过于简化，造成识别率的降低，不少情况的效果是视觉上“繁化”，例如“设有”“没有”的错视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原来是“設、沒”，区别何等明显！如果是看汉语拼音书写的东西，目视极其高度的注意力是在猜意，繁化到了完全丧失文字功能，根本看不懂，更谈不上扫读）。所以，后来的几批简体字实在不像话，无法推行也就收回了。原定要继续推行的政策，不行而停止，这就反证了第一批简体字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但既是“国策”，已推行的第一批却是不可收回的，许多的弊端、不和谐，也只得硬撑要予以维持。
历史业已证明，以拼音制导汉字简化是政策失误，现在按实践审视之下那理论认识是落后了，必须纠正而纳入到正道上来。对已推行的简体字必须重整，進行必要的修正，这既是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在文字政策题內应有之事，也就是当代书同文所要做的关键一步。
许多简体字，确实是高效率的字体，是历来普遍接受的，传统的如：只（祗），才（纔），灶，鉄，担，胶，等等，还有新规定的简体字如：双，个，灭，尘，等等。即便识繁写简，现行有的简体字作为手写体也是通不过、不能允许的。可以合作组成两岸专业力量，对教师、语言文字工作者、科技医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进行民意调查，以确定哪些简体字是好的，应该扶正为正体字，它们从汉字的理论和实践加以审视，都是可以肯定的，它们原来的字体作为古体字保留于原文。也只有这样，古体字用于原文，同新体字用于现代文能一一对应，文字字形和字义沒有新的矛盾，理论与应用銜接相通，那么字形古今区别对待的主张才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得以成立。那种古文由专家专有，一般群众不必涉足的主张是荒谬的，因为汉语汉字的现代文化与古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跟古汉语文言虽有不同，但有血缘联系，不可割裂。专家只是作专门的学术研究，与老百姓的普遍直接阅读不可分离，汉字文化的特点就是表現在老百姓可以阅读二千年以前的《诗经》、《论语》，简体字造成汉字的历史断裂是错误的，决不能允许。
那些意思不同非属异体字却被取简归并的简体字，肯定要分化复原，譬如：干，面，发，余，后，征，等等。简体字最大的问题也正在于这一大批的错别字使用被加以肯定、“规范”。偏旁简化也应该取消，以避免偏旁类推的莫衷一是，还形成两套字而使字数大量增加，徒添应用上的困难，例如电脑内存的过重负担，完全违背当年要限制字数的初衷。事实上，偏旁在手写时一般都能一两笔简写带过，是一种自然的简化。把这种手写连笔定为简化体，追求手写与印刷正体的字形一致，不可能尽善做到，本身就有很大的随意性，原本是一种应该有的不同，认字又毫不费力，不必追求一致。这种简化的审视权衡水平很低下，是多此一举，得不偿失。当然，取消偏旁简化,一俟识正写简就不成为问题了，这里只是强调一下简体字单纯追求印刷体与手写体一致的这一大败笔，是将写简本來就不是问题的，规定为印刷体简体则就成为问题，现在应该复归为不成问题。
那么，在字形传统一脉相承的前提下，对手写体作出规范，有利于一般书写效率的提高，也是书同文应做的事。必须使手写体也具有法定性，法律文件上有效，试卷上不扣分，从而区别于乱写。手写体的规范，可以按行书做参照的标准。
有些常用字笔画过于繁多，尤其是形体孤立不牽涉系列的笔画繁多的字，宜予简化，简体字给以扶正成为正体字。例如干字，恢复了三个字：乾，幹，榦，笔画觉得过多，不妨这样处理：乾，现在专用于乾坤的乾qián,干支的干维持现行简化，兼作干湿义的gān，另外两个gàn，幹，榦，可以只取右半边成字。汉字进行简化的呼声百年不绝，1935年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大陆有半个世纪大规模的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成功部分理应接受。在大陆以外的汉语地区和范围內，汉字的书写一直存在着简写体，只不过不完全等同于大陆的简体字，多半是传统的简体字。简体字经过重新整合后可以扶正的数量应是不会很多，印刷体的传统正体性得以保持稳固不致面目全非造成断代，是毫无疑义的。
这里顺便提一个字的改造，令小朋友喜欢好学，兔子的兔，上面改成兑字头，那就是：兩只長耳朵，兩只大眼睛，前腿短，后腿長，最后一点小尾巴，“
还有，“当”dāng、“當”dàng，可予分化，在现代汉语中成两个词。
如此看来，书同文实际上应该是汉字要作一次全面的审视整合，确立传统与现代效率的结合。以往百年的简化是非意見中各有合理的内核，须要研究取得共识。现在已有不執成见的氛围和要求，提到了议事日程，如果早日切实投入行动，成立具有各方代表性的专家商议确定方针政策，在网上公开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讨论、论证、表决、通过，那么，书同文本身的功德、意义和连锁效应之大，怎么评估也不为过。
作者简介：
俞步凡，上海译文出版社高级编译，《汉字书同文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副主委。
大师高见！坚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