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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寿忠:书同文忆事

[日期:2007-08-15] 来源:《民间汉字书同文研究十周年纪念文集》  作者:冯寿忠 [字体: ]

 2006年4月20日作者接受香港翡翠电视台采访。左起:本文作者、周胜鸿先生、记者罗恩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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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0日作者接受香港翡翠电视台采访。
左起:冯寿忠先生、周胜鸿先生、记者罗恩惠小姐。

  朋友盛情邀约,又多次督促,一定要我写一篇回忆书同文研究活动的文章,但因工作忙碌,一直未能动笔,深感歉疚。现在终于放年假了,那就回忆一下吧。

  事情要从1992年说起。当时在原潍坊华光集团印刷厂做车间主任的内子说开封一位老先生,要印刷一批繁体字的东西,全国各地跑遍了,找不到能录入繁体字的印刷厂,于是慕名来到他们厂。没料到他们的机器虽然能把录入的某些简化字转换成繁体字,但却经常出错,该转换成繁体的字没有转换对,而不该转换成繁体的字却被转换成了繁体字。这让老先生和录入员大伤脑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怀疑也许并非都是电脑的原因,于是就让内子把稿子拿回来看看。一看才知道,原来是那些非一一对应的繁简字惹的祸。譬如“发展”成了“髮展”;“复杂”成了“復雜”;“反复”成了“反複”;“皇后”成了“皇後”等等。当时我就想,能不能想个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首先找来《简化字总表》,大体把握了这些和繁体字非一一对应简化字的基本情况,并从简化方式的角度,把它们称做“非对称繁简字”,以与那些一一对应简化的字(可称作“对称繁简字”)区别开来。我曾就自己准备写一篇“非对称繁简字应当取消”的文章一事专门请教过我的一位老师。他认为,文章即便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事情一拖就是数年。到1997年,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我萌发了写好文章送到香港发表的想法,于是便开始着手全面的汇整工作。为避免遗漏,我对照着《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李志江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1986年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以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文献,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把所有的“非对称繁简字”都找了出来,并登记到电脑里,汇制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最为详细的对照表。当时正值香港即将回归之际,大陆与港台之间的书面交流越来越频繁,繁简字的碰撞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我以帮助港台人士熟悉简化字,大陆人士熟悉繁体字为立论的切入点,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由于还不敢触及对这些字的整理问题,就以《非对称繁简字对照表》为题写好文章,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给了香港的《语文建设通讯》。令人高兴的是,《语文建设通讯》编辑部对这个论题非常感兴趣,很快就通知我对文章内容再行仔细校正,嗣后发表。我记得当时《语文建设通讯》是要求作者提供繁体字文稿的;简化字文稿需要由作者个人排好版,然后再寄交编辑部进行照相拼版。那时我已经比较熟悉电脑排版操作了,因此就按照编辑部给的尺寸,排好版面邮寄了过去。就这样一来二去,到文章在《语文建设通讯》1997年9月总第53期上发表时,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

  1997至1998学年,我到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修辞学,但也时常考虑“非对称繁简字”问题。这是因为这个问题给印刷厂的录入员和校对员们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使他们对这些字望而生畏。自己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有义务解决这个问题,以便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我看到《BYTE中文信息》杂志上有讨论汉字输入的文章,于是就写了一篇《汉字繁简转换与非对称繁简字》投给《BYTE中文信息》。文章试图解决繁简转换中因非对称繁简字引发的各种错误。我的办法是,把容易导致转换错误的非对称繁简字进行编号,再编一个小程序,让程序执行搜索任务,订正则由人工完成。当时也曾考虑过让程序自动识别并自动更正的办法,但这需要设定词语环境或句子环境等等条件,工作量太大。我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只好在文中呼吁电脑专家们来完成这一任务。这篇文章发表在《BYTE中文信息》1998年第7期上。

  自从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发表文章后,与《语文建设通讯》编辑部建立了联系,学术研究领域也逐渐由非对称繁简字转到了两岸汉字整体的对应以及两岸书同文等方面。事情是这样的:在我密切关注电脑中的繁简字转换问题的同时,上海周胜鸿先生等则热心于两岸书同文问题,而且成立了史料馆,并于1998年夏召开了第一次汉字书同文研讨会。当我在《语文建设通讯》上看到有关消息后,非常兴奋,立即给周先生写了信,表示愿意参加他们的集会,以便求教。由此开始了同周先生的书信交往。周先生一介书生,家境又相当清贫,但多年来却一直为书同文事业奔走呼号,倾力研究,其精神令我非常感动。尽管我有很多其他教学科研任务,但在周先生的感召下,决心抽出时间,参加1999年夏的第二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

  在第二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书同文”标准问题琐议》的论文(载戚桐欣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第二辑,台湾中易系统工作室2002年1月出版),并有幸拜会了上海高校的许多老先生,如李公宜、颜逸明等。大家讨论的问题很多,例如如何发展队伍、扩大影响,如何通过申报国家课题把我们的研究与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协调起来;如何出版论文集;如何找到挂靠的组织等等。从第一次会议到第二次会议,周先生一直在搜集有关的论文,已经颇见成效。在会上,我建议周先生考虑出版论文集的问题,最好能每年编一本。

  这次会议我收获很大,带回了一大堆周先生赠予的资料,其中包括他辛苦完成的两岸统一汉字字形表和一本台湾的楷书字表。由于周先生没有电脑,两岸统一汉字字形表中的许多字都是用书面资料复印后再剪贴上去的;台湾楷书字表后来又还给了周先生。回家后,我一有空就阅读这些周先生搜集的论文并输入电脑,同时草拟了一个大致的编辑纲目寄给了周先生。当时有两个问题尚待解决:一是这些文章多是曾经发表过的,牵涉版权问题;二是出版经费问题。因此,出版论文集的事一直到2000年第三次研讨会开会前也未能定下来。

  这期间,在周先生的鼓励下,我继续研究非对称繁简字,并撰写了《谈“非对称繁简字”的调整》一文,准备在第三次研讨会上宣读。由于三研会的会期与早几天在广州召开的修辞学年会的日期比较接近,我参加完修辞学年会就赶到了上海,帮助周先生筹办第三次研讨会。但遇上单位有急事,没等会议开幕我就回潍坊了。在这次会议上,沈克成先生毛遂自荐担任《汉字书同文研究》第1辑的主编,并承诺解决出版经费问题。周先生打电话跟我商量,我欣然同意,并随后把手头的有关资料交给了沈先生。在这次会上,还商定由台湾学者戚桐欣先生担纲《汉字书同文研究》第二辑的主编工作。

  好事多磨,直到2001年9月,《汉字书同文研究》第1辑才得以出版。2002年可算是一个丰收年,一年中便连续出版了第2辑、第3辑两本论文集。由于第五次研讨会采取会前事先提交论文的方式,所以在会议期间便确定了第3辑的篇目。第3辑由我任主编,编辑出版工作进行地比较顺利。从此,论文集的出版进入了一次研讨会一本文集的良性循环轨道。

  根据周先生的建议,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我们决定从第3辑开始,成立以周先生为首的“丛书编审委员会”。为体现民间特色,我们称“主委”而不称“主任”;为体现“沙龙式”的平等讨论原则,副主委和委员的排名都不分先后。有些朋友说:你们的排序非常奇怪,不知道按什么序列?这是因为,不管是按姓氏的笔画排序还是按姓氏的拼音排序,我的姓名都将排在最前面。已经是主编了,在编委会名单中又排在最前面,尽管是巧合,总觉得不太好;更何况我是从第二次会议才开始加入书同文研究沙龙的,又算不上元老级人物,应该往后排,于是就不跟周先生商量,自作主张特意安排了现在的顺序——姓氏拼音的倒序。

  丛书编审委员会只负责文稿的初步审定,编辑出版等事宜则另聘主编担纲。作为第3辑的主编和编审委副主委,我提出了以下4项“论文选编基本原则”的建议,并写在了第3辑《前言》里:

  1.无论是海内作者还是海外作者,其论文内容必须以纯学术讨论为限,不能涉及政治等敏感性内容;

  2.与他人辩驳的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有辱骂、讽刺等不礼貌的言辞;

  3.文章要有自己独到的新颖见解,力避人云亦云或抄袭他人等现象;

  4.我们不根据自己的观点选文章。所选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主编者观点,甚至可能与主编者观点大相径庭。

  这些原则,后来一直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贯彻到后来出版的各辑论文集中。

  作为主编,我负责设计了第3辑的总体结构布局,将全书分为“书同文综论”、“繁简字研究”、“异体字研究”、“新旧字形研究”、“汉字应用研究”、“拼音汉字研究”和“书同文信息链”七大板块,力图将本次研讨会的所有好文章都收入其中。但终因篇幅和印刷条件所限,有少数文章不得不忍痛割爱。

  就第三辑所选论文的观点而言,有的文章认为,书同文要有全球化和民族化观念,当以传统汉字为讨论的基点;有的文章则认为,汉字要改革成拼音文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有的文章认为,汉字书同文可以一步到位,只要制订一个为各方面基本认同的统一的标准汉字表,就可以解决问题;有的文章则认为,汉字书同文必然要走一个“各安现状、彼此沟通、逐步统一”的漫长过程,目前的任务应该是扫清影响彼此沟通的各种障碍,以便为最终实现书同文打好基础。有的文章认为,简化字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完全可以彻底恢复繁体字了;有的文章则认为,简化字取代繁体字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然,也有不少热点议题在第3辑中还没有能够得到反映,譬如关于异体字的整理、新旧字形的整理、汉字的信息化处理等等。

  在书同文学术沙龙的研究活动中,我曾就活动的定位问题和周胜鸿先生进行了探讨。周先生把书同文研究活动定位为“民间学术研究活动”;在是否成立一个研究会的问题上,考虑到挂靠问题不好解决,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不成立固定的组织,不限定参加者的身份;二是以“沙龙”方式组织每年一次的研讨会,每次集中讨论一两个问题;三是成立一个丛书编审委员会,把每次研讨会收到的论文进行编辑后出版;四是以三大网站(即湖南湘潭胡敬禹先生主持的《语言文字网》、台湾基隆戚桐欣先生主持的《中易系统网》、新西兰王和先生主持的《华文讲座网》)和两本杂志为基地,多方位开辟宣传渠道,加强书同文活动的宣传力度。这些建议,基本都被采纳了。

  2006年4月,在接受香港翡翠电视台记者罗恩惠小姐的采访时,我指出:“我们只是书同文的研究者,而非书同文的决策者。我们所能研究的主要是为什么要书同文,怎样书同文等学术层面和理论层面的问题;至于是否采纳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如何采纳等问题,则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的事情了。”

  我在《我的书同文研究》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大体叙述了自己十年来在书同文研究方面所走过的心理路程和一些心得。这些心得是在与同仁们的不断切磋中获得的,浸润着同仁们的智慧和心血。尤其是周胜鸿先生,从非对称繁简字的整理、非等同异体字的整理、到书同文的目标和任务、标准和范围、原则和策略等,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受到了他的启发和影响。我衷心感谢周先生。他就像一面镜子,使我能时刻反观自己在书同文研究方面的每一个举动。

 

 

冯寿忠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教授,《汉字书同文研究》丛书编审委员会副主委,

《中文》杂志GBK版总编。

联系方法: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

邮编:213001,电话:0519-696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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