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剛剛成立，文字改革便作為一件大事擺在中央面前。制訂《漢語拼音方案》、制訂《漢字簡化方案》、大力推廣普通話……要做的事情千頭萬緒。
經過幾年反復推敲和審定，第一批230個簡化字見諸報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注音識字和推廣普通話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
今年2月11日，《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整整50年了。現在，漢語拼音早已不只是一個注音識字的輔助工具了，電腦輸入、火車代碼、專用名詞拼寫、手機輸入、對外漢語教學、圖書索引、手語、旗語……越來越多的行業離不開它。
“中國文字應走拼音化道路”
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內外形勢紛繁復雜,但吳玉章的來信還是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把信轉給郭沫若、茅盾和語言學家馬敘倫,征求他們的意見。三天后,毛澤東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復。他們都贊成中國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認為,實現拼音文字要有一個很長的過程,現在就重點實行新文字,未免過于草率。
雖然,吳玉章著手試行新文字的建議被暫時擱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張卻得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國成立僅僅十天,一個名為“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的組織宣告成立。為了表示對中國文字改革的關注,毛澤東特意派秘書胡喬木參加“文字改革協會”,以便隨時了解和指導文字改革工作。
其實,把中國文字改成拼音化文字的呼聲,由來已久。早在清末,轟轟烈烈的“切音字運動”就開始了。
他們發現西方拼音文字只要會說就會寫,國民識字率很高。而漢字獨立于語言之外,筆畫繁難,就連許多飽學之士都會發出“漢字至難”的感慨。對于漢字的反思到五四時期更達到了一個高潮,魯迅甚至發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吶喊。
同時,把漢字改成拼音文字的探索也從未間斷。
1892年,一個名叫盧戇章的福建青年,經過十年的努力,寫成了一本名為《一目了然初階》的書。這是第一套由中國人自己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盧戇章把它稱為“切音新字”。他希望,通過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話一律”,從而“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但當他把這套方案提交給清政府后,卻遭到了眾人的嘲笑。雖然,盧戇章的“切音新字”沒有得到推廣,但是一場“切音字運動”,卻徐徐拉開了大幕。
《官話合聲字母》、《贈訂合聲簡字譜》、《中國音標字》……在清朝行將滅亡的最后十幾年中,各種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民國成立以后,孫中山立即著手普及國民教育。但漢字繁難,方言繁雜,兩個攔路虎使他一籌莫展。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切音字運動。
1913年2月25日,“讀音統一會”在北平召開,各省紛紛派代表參加。此次大會的宗旨明確:審定國音,采定字母。然而,會議進行得并不順利。在審定漢字的讀音時,代表們便吵作一團,經過一個多月的論證、調解,終于審定了6500多個漢字的國定讀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無法調和。漢字筆畫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記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訂者更是各執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會議后期,讀音統一會副議長王照積勞成疾,痔瘡發作,常在會場流血至腳踝。議長吳敬恒不無辛酸地寫道:“無非人人想做倉頡,人人自算佉盧,幾乎也無從軒輊,也無從偏采哪一種。”
就在各種方案爭論不休的時候,魯迅等人提議,能否采用審定字音時用的“記音字母”。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家的認同,會議對這套漢字筆畫式的字母加以修改,定名為注音字母。新中國成立時,這套“注音字母”已經作為識字的輔助工具在民間應用40年了。
不過,由于自身的缺陷,這套官方字母方案從未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可。1928年,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立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簡稱“國羅”);1931年身在蘇聯的共產黨人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合作制訂了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而國際上對于漢語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國人威妥瑪根據北京讀書音制訂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瑪式。
在語言學家、人大中文系教授胡明揚看來,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著致命缺陷。“北拉”曾經在解放區廣泛推行,甚至取得了與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當地農民學會了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寫信、讀拼音報。但是,由于“北拉”沒有標調,無法解決同音詞問題,人們只能靠上下文揣測詞義,經常鬧誤會。“國羅”雖然有四聲的區別,但它有一套很復雜的變讀法則,一般人很難掌握,因此使得它始終只在知識分子圈子里轉。威妥瑪式雖然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但很多音都拼不準。上世紀40年代,胡明揚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讀書。他記得,英國老師用威妥瑪式注音點名叫道:“槍槍槍。”“槍槍槍是誰?我們誰也不知道。其實,威妥瑪式里‘槍’、‘張’、‘江’都是一個拼法。張長江,就變成了‘槍槍槍’。”
由于,這些方案都不盡完美,誰也說服不了誰。一時間,漢字的注音方式亂象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