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争学a—o—e
1957年12月，《汉语拼音方案》正式通过之前，刚刚随父母从越南回国的李乐毅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看到这份《草案》后，他立即试着用它拼写起来。“太方便，太简单了！我一会儿就学会了！”
在越南时，李乐毅就曾尝试过自创一套“汉语拼音方案”，但是弄来弄去，不是拼法不够简单，就是标调不好处理，最终还是放弃了。“看到这套《方案》以后，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前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时隔多年，李乐毅当时兴奋的心情仍然溢于言表。
当时，他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拿到新的《拼音方案》后，他马上组织同学们学起来。
对汉语拼音最狂热的时候，他甚至用汉语拼音来记日记。“有一次，我用汉语拼音写的日记被团支书发现了，以为我在用密电码，搞什么特务活动。解释了半天，才说清楚。那次，差点儿就没让我入团。”提起这些有趣的往事，李乐毅呵呵直笑。
但不久，宗春启就发现，通过这些拉丁字母他能够学会很多生字。宗春启回忆，那时候出了很多带汉语拼音注音的图书，学会拼音后，他经常到新华书店去看书。“以前不认识的字，一拼就知道是什么了。那会儿，我看了好多书，也自己认识了好多字。”
1958年秋季入学的小学生，成为中国第一批学习汉语拼音的人。据统计，仅1958年一年，全国就有5000万小学生学习了汉语拼音。
到了村里，十里八村的小学老师都搬着小板凳集中到生产大队的场院里。一块小黑板，几根粉笔头儿，刚从报纸上学会新汉语拼音的大学生们，当起了老师的老师。
那时，农村老师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初中毕业就算是秀才了，更多的只上过小学。之前，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拉丁字母，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王理嘉和同学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老师们一点一点地学。三四天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居然都掌握了。王理嘉记得，结束培训时，他还专门为他们出了一张卷子考核。“大部分人都考得不错。连一个抱着吃奶的孩子来上课的女教师，也考了九十多分。”
1960年，山西省万荣县年仅5岁的小姑娘吴建生和她的母亲俞冰如，从晋南小县城来到北京，参加十省市注音识字展览会。吴建生记得，一位工作人员把她领到舞台上，让她写“吴建生小朋友你好”，她便用汉语拼音写出了这句话。会后，吴玉章高兴地将这个小姑娘高高抱起。
通过学习汉语拼音，吴建生认识了很多字，也能用汉语拼音写一些简单的话。后来她在翻看当时的笔记本时，还发现自己用歪歪扭扭的汉语拼音给毛主席写的一封信。
很快，吴建生就成为学习汉语拼音的小名人了。直到现在，她还在山西省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语言文字工作，幼年的经历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的故乡晋南小城万荣，也因为用汉语拼音成功扫盲和推广普通话，成为全国的一面红旗。
新中国成立后，万荣县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一直在做扫盲工作。但是经过几年努力，效果甚微。由于，农民只能利用农闲时进行扫盲，回生率很高。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后，万荣县找到了扫盲的好方法。据当时报告记载，一般农民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利用汉语拼音识字，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那时，万荣的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商店食堂，只要有汉字的地方都被标上汉语拼音。万荣县青古村村民王俊道至今记得，那时候，他们在地里干三百米，到地头坐下来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就你问我，我问你，互相学习，很快就学会了。
村里的老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有拼音这个好办法，我们至今还是睁眼瞎呢！
拼音统一中国话
汉语拼音不但帮助了注音识字，对于推广普通话更加意义非凡。
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各方言间除了语音差别甚远外，词汇、语法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岭南、江浙方言，北方人听起来如同外语。这种巨大的方言差异，给人们的交流造成很大不便。
周有光记得，解放前他在欧洲遇到几个中国老乡。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一个上海人，三个人在外国说中国话说不通，最后只能讲英语。
其实，早在清雍正年间，朝廷就要求各地方官一体学习官话，但几百年过去了，各地普通话普及程度还是很低。
1955年10月2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仅仅两天，中国科学院就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议明确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语。
曾参加这次会议的胡明扬记得，对于普通话的定义，专家们还有过一番争论。有人认为广东话中保留了很多中古读音，是中国最古老的发音方式，普通话应以广东话为基础。有人认为，上海聚集了大量文人，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话应作为普通话的基础。但是由于全国70%的方言都近似北京音，北京语音最终成为普通话的标准语音。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在文化教育系统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广普通话。学校、广播、电影都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由于这些推普方式都限于口耳相传，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推普工作收效不大。
1958年，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19岁的社员陈进四，作为福建推广普通话的标兵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陈进四告诉记者，其实那时候她还不怎么会说普通话。
到了北京，吴玉章专门派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杜松寿教她学拼音。很快，她就掌握了。回到吴山，她用汉语拼音拼字音，普通话提高很快。
吴山乡是福建省最偏僻的地方，方圆四十里全是崇山峻岭，方言非常杂乱。有时，只要隔一条河互相说话都听不懂。解放初期，吴山乡的干部大都是从北方来的。北方干部都是一口普通话，当地农民可犯了愁。开会、做报告，他们听不懂。土改的时候，全乡只有一个地主的儿子能听懂普通话，乡里就让他给老百姓当翻译。可没想到，他把群众的好话翻成了坏话，把政府的政策由白说成了黑。结果，土改时农民们吃了大亏。好久以后，大家才回过味儿来。学会普通话，对于吴山乡的村民们，太重要了。
陈进四一直担任吴山扫盲班的老师。学会汉语拼音前，她每周都要跑到20多里以外的邻乡找小学老师备课，然后再回来教学生。老师发音不标准，她学的时候也是大概其，回来转述给学生，就更走样儿了。几年下来，不但学生没有学会普通话，就连陈进四这个老师也说不利落。学会汉语拼音以后，他们学习普通话终于有了标准。现在，陈进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汉语拼音不只是中国拼写中文的标准，也是世界拼写中文的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标准(ISO)《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8年2月11日)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被用来拼写中文。”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里中文书籍的检索目录都是根据威妥玛式编写的，为了适应国际标准，他们投资2000万美元，把目录全都改成了汉语拼音检索。
电脑时代到来后，汉语拼音又成功地解决了汉字输入问题。据统计，现在95%以上的电脑用户，都采用拼音输入法。
现在，汉语拼音在国际交流、对外汉语教学、手机输入、手语、盲文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生活中，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汉语拼音，而它也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另外一种重要手段。(本报记者 黄加佳 感谢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图书馆、档案室的资料提供，以及语研所杨建明、北大苏培成老师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