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 语文》2013 年 第 1 期】
《赵元任三段同音字“奇文”的语言学阐释》
【作者】 王开扬；
【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20世纪50年代末,赵元任编了三段全用同音字写成的故事。有人据此认为赵元任反对拼音,保卫汉字。这是误解、曲解。赵元任创作这三段"奇文",是为了说明文言单音节词多,今音同音词多,是不能担负口语交际职能的、有重大缺陷的语言。赵元任早年研制国语罗马拼音文字,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也坚持认为,"在多数文字用处的场合","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拼音文字"。赵元任用"打电话原理"说明,凡是"听得懂"的语言,写成拼音文字,也能"看得懂"。实行国语罗马拼音文字的困难,不在于"文字学的技术上的问题",而在于文言成份没有完全退出语文生活,和社会在"心理上还没有进展到相当的程度"。赵元任是汉字拼音化的先驱之一,他的语文改革思想对新世纪中国的语文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汉字能否拼音化和赵元任是否反对拼音是两个问题,即便不搞汉字拼音化,赵元任的学术思想也不容误解和曲解。 更多还原
关键词：赵元任 同音字 奇文 语言学 阐释
一、赵元任三段“奇文”原文
赵元任（1892～1982）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是中国语文改革的先驱。如果说王力先生是中国现代意义的汉语语言学的奠基人，那么赵元任则是中国现代意义的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揭幕人。他的语言学思想和语文改革思想哺育出王力这样的一代宗师，更惠及语言学界一代又一代学人。无论谁总结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和语文改革，都是要为赵元任建立一座巍巍丰碑的。
赵元任生前以高超的智慧创作了三段全用同音字写成的小故事，被学界称为“天才奇文”。在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的赵氏的《语言问题》中，我们可以完整地读到这三段“奇文”。这本书是赵元任50年代末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演讲记录，集中反映了赵氏的语言学观点和语文改革思想。全书共十六讲。在第十讲“语言跟文字”里，赵元任编了三段全用同音字写成的故事，第一段为全是shi音节的《施氏食狮史》，第二段为全是yi音节的《漪姨》，第三段为全是ji音节的《饥鸡集机记》；从语体上讲，三段全是文言。
赵元任三段全用同音字写成的故事如下：
1.施氏食狮史 （《语言问题》第149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均直接注出页码）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2.漪姨 （第149～150页）
漪姨倚椅，悒悒，疑异疫，宜诣医。医以宜以蚁胰医姨。医以亿弋弋亿蚁。亿蚁殪，蚁胰溢。医以亿蚁溢胰医姨，姨疫以医。姨怡怡，以夷衣贻医。医衣夷衣，亦怡怡。噫！医以蚁胰医姨疫，亦异矣；姨以夷衣贻医，亦益异已矣！
3.饥鸡集机记（第150页）
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这里的“全用同音字”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以现代北京音读，仅仅是声母韵母相同，声调并不相同。声调是音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第二，用古音或者江淮官话以南的方言音读，并非声韵母都相同——声母可能有清浊的差异，韵母上存在入声韵，声调上存在入声。例如第一段里“石室食十适拾湿拭识实释”、第二段里“悒殪溢疫亦益”、第三段里“集脊极疾击及鲫激急级即迹寂”都是促声调、入声韵（有塞音韵尾或者喉塞音韵尾），其他的字都是舒声调、阴声韵（无韵尾或者是元音韵尾）。这里的“同音字”并非百分之百完全同音，只是宽式同音。
二、对这三段“奇文”的截然相反的解读
赵元任为什么要编这三段“奇文”，或者说这三段“奇文”说明了什么问题？有意思的是，这三段“奇文”在面世时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理解，并一直延续至今。
赵元任在第十讲“语言跟文字”里，在这三篇“奇文”后面说：“不久以前，《今日世界》（第168期）载了一段我的谈话，大部分都登得对，就最后几句话，说我说关于罗马字的拼音文字的用处是很有限制，那大概是访问的时候，时间匆促了，没有弄清楚，结果登出来的那个说法，跟我的意见刚刚相反。登出来的说法是：罗马字的拼音用处很有限制。其实我是说呀，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里头，是非用汉字不行。比方你要是研究文字本身呐，当然不能不写你所研究的文字。就是研究中国文学史跟中国历史当然也非用中国汉字不可。可是在多数——刚刚是‘有限’的反面儿——在多数文字用处的场合，比方说是自然科学啊、工啊、农啊、商啊、军事啊、普及教育啊，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第150～151页）
1983年，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曾性初在《教育研究》杂志第1、2期发表两万多字、十四个小标题的长文《汉字好学好用证》，在第六个小标题《汉字比汉语拼音易解好懂》引用了赵元任的《施氏食狮史》一段，说：“赵元任教授写的《施氏食狮史》，一般大学生是看得懂的，如果用汉语拼音来表示，就无人能懂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6年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郑林曦教授在《教育研究》1983年第11期发表回应文章《<汉字好学好用证>的一些论据不合事实》，批评了曾性初的这个观点。
1989年9月8日，《汉字文化》杂志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汉字落后论时代结束，21世纪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座谈会，自然科学家钱伟长发表《振兴中华，汉字大有可为》的讲话，在第一个小标题“汉语拉丁化不符合中国国情”下，说：“赵元任是很反对拼音的，写了两篇文章。我这里弄到一篇，都是在西北亚的地方发表的。一篇叫‘施氏食狮史’，全文四百多个字，全部是shí、shí、shì、shì……。念起来根本不懂，写出来才懂。因为我们同音字太多，所以不适合于搞拼音。”（《汉字文化》1989年第4期第15页）北京市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刘泽先先生写了《评钱伟长同志的一个错误》；郑林曦针对钱伟长此说再次著文批评这个观点，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35期（1992年3月出版）发表《同音字不是同音词，赵元任从不“很反对拼音”》；该刊为郑林曦的文章加的“编者按”说：“赵元任先生‘施氏食狮史’，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误会，至今不绝，并成为‘各取所需’的绝好材料。反对中文拼音化的人们见了如获至宝，他们得出结论：赵元任反对拼音，保卫汉字，因为拼音不能区别意义，只有通过汉字字形的分辨才能区别意义。赞成拼音化的人们——例如郑林曦先生说，赵元任‘是要证明汉字不中用，用汉字硬凑成假古文而又用今音来读，是没法让人听懂的’。” 1993年，中国语文现代化研究的集大成者、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学术领袖周有光《汉语拼音方案基础知识》在语文出版社出版。该书第16页说汉语拼音方案有三个“不是”、三个“是”：“第一，它不是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第二，它不是方言的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的拼音方案；第三，它不是文言的拼音方案，而是白话的拼音方案。”接着说：“有人说，拼音不能区别同音字，遇到“‘施氏食狮史’竟然束手无策，可见拼音无用！这是不了解第一个‘不是’。……有人说，拼音拼写出来的唐诗宋词难于叫人看得懂，可见方案大有问题。这是不了解第三个不是。”该书第108页注解[8]：“‘施氏食狮史’（全读shi）是赵元任编写的游戏文字，目的是说明‘拼音’的用途虽然很广，但是不能拼写文言，不能区分。赵氏一生提倡拼音文字，‘国语罗马字’主要是他的创作，他晚年又设计‘拼音通字’。可是后来人们引用‘施氏食狮史’作为否定和诋毁‘拼音’的资料，完全违反了赵氏的原意。”
国家语委机关报《语言文字报》2000年1月16日“语文人物栏”发表席加宏的文章《赵元任奇文卫汉字》。文中说“本世纪被（此处误加一“被”字——王）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一场有关汉字存废的论争中为了驳斥当时有人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戏作一奇文，题为《石（原文如此，当为“施”——王）氏食狮史》”，在文章结尾，作者总结说“末句的言外之意是：请你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这段文字，看看有谁不是莫名其妙？确实，如果不靠视觉，不管用方言还是普通话，拼音写出，读起来都是如闻天书。赵元任以此荒诞奇文攻其认为荒诞主张，其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智巧令人叹为观止”。该报2000年9月17日第2版发表吉林北华大学陈永舜教授的反驳文章《赵元任主张拼音化》，文章最后一段：“半个多世纪以来，时不时就有人引用赵先生的‘硬造的极端的例子’，把与先生‘刚好相反’意思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中文》2009年第2期第87页发表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冯寿忠教授的短文，文章引用《施氏食狮史》一段，介绍引申出的不同观点：1.证明汉字拼音化荒谬；2.说明拉丁化不适合文言文。《现代语文》杂志2009年12月发表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教授的文章《赵元任的“狮子”不能乱“吃”——文言文可以看不能听的原理》，对冯寿忠文作出既有理论深度又形象生动的回应。
历史在延伸。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的刘庆俄教授编了762页、将近65万字的多名作者论文集《汉字新论》（北京，同心出版社），又收录了曾性初的那篇文章和钱伟长的那篇讲话；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会刊《汉字文化》在2010年第5期的封二、封三、封四、插页用彩页推出“沉痛悼念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名誉会长钱伟长”专栏，在卷首重新发表钱伟长的那篇讲话。
同一份材料，从中引申出的结论截然相反，谁是谁非？这简直成了中国语言文字学说史上的“一段公案”“斯芬克斯之谜”“哥德巴赫猜想”“赵元任悖论”“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三、解开三段“奇文”之谜
现在笔者“试释是事”——试着解释这件事情：
第一个问题，赵氏这三篇“奇文”说明什么问题？在这三篇“奇文”的上文，赵元任说：文字“可能会离开了活的语言走得很远”；汉语从古到今，语音发展的总趋势是简化；“同时口语里头么，用复音词的时候多，所以说话时候，并没有感到什么说话不懂的困难。可是你要照古文，多数一个单音词素就是一个独立词，在那种情形啊，照现在的古文今读，不但同音字多，连同音词也多了。所以结果就有光听声音不够分辨的问题”（第149页）。在三篇“奇文”的下文，赵元任说：“不过平常写文言你本来也不一定预备说得能够听得懂。如果你要是写语言（赵元任这里的“语言”指的是白话。因为是演讲实录，不像写文章一样字斟句酌——王按），当然不会有问题。”（150页）在第十六讲，赵元任说《广韵》有3877个音节，而今国音只有1279个音节（第219页）。显然，赵元任旨在说明汉语从中古到现代，音系简化，音节数目减少，造成单音节词和语素同音现象大量增加，在书面上同音字大量增多；文言单音节词多，带来同音词多，造成口耳交际“听不懂”，只有通过汉字才能“看得懂”，因而文言是不能担负口语交际职能的有重大缺陷的语言；而白话的词向着复音方向扩展，一个复音词中，可能每个单音节语素另都有大量的同音词和同音语素，但是这些复音词中的若干单音节语素借助于此同彼不同，或彼同此不同，就把这个复音词和那个复音词区别开来。例如“行”“形”“型”“刑”作为单音节词，都是xing，在语音形象上区分不开，看不懂，但是扩展成为复音词“行走”“形式”“模型”“刑罚”以后，借助于另一个语音形象的不同，就不再是同音词了，这样就弥补了由音系简化引起的同音词和同音语素增多的缺陷。因此，白话能“听得懂”，白话文能“看得懂”，同时担负起口语交际和书面交际的职能，“不会有问题”，这才是健康的语言。
第二个问题，这三篇“奇文”作为例证具有何种程度的代表性？首先，白话因为复音词多，同音词少，基本不存在“听不懂”的问题，所以这三篇“奇文”与白话无关。其次，就是文言文，因为同音词比例高而让人听不懂（当然“听不懂”的原因除此以外，还有别的诸如词义、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原因），但其同音率也绝没有高到100%的程度。笔者执教“古代汉语”课程30多年，还没有碰到一段像这种全由同音词（字）组成的古文，不知道那些说拼音不中用的先生们能不能、肯不肯告诉我几段？赵元任这三篇同音字小故事之所以叫“奇文”，“奇”就“奇”在极少——甚至是没有。赵元任先生在这三篇“奇文”的上文说，“在极端的例，当然可以有些很怪的”（第149页）；在下文说，“这些当然是硬造的极端的例子”（150页）。博学如赵元任居然也没有从古文中举出实际例子，而要自己亲自动手去“硬造”，可见，文言文虽然单音词、同音词比例高，但同音率100%却只是一个可能存在的极限，语言实践上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让我们来看看赵元任创作这三篇“奇文”面临的困难：一方面，全文必须用同一个音节的字，另一方面，所编的故事要尽量符合常理和逻辑。这可是一条处在夹缝中的不能算路的路——简直是走钢丝的绝活！当“同音”和“合理”两方面不能兼顾时，赵元任不得不舍弃“合理”而迁就“同音”，用席加宏的话说就是“荒诞奇文”。试问：有几个人吃过狮子肉？哪个国家有像卖猪肉一样的狮子市场？有多大的劲儿能“拾”起十个狮子的尸体？用弓箭射死的狮子怎么又成了石头狮子（以上《施氏食狮史》）？古今中外，有谁用箭来射蚂蚁？那蚂蚁的身体该有多大（以上《漪姨》）？那试图拍打到几条鲫鱼来解除饥饿的鸡儿是不是基因产生了变异（以上《饥鸡集机记》）？这些违背常理的地方，编童话都不会这样编。这说明，正常的语言表达要合乎情理和逻辑，是根本不可能全部使用同音词（字）的；而违背常理和逻辑去“硬造”，自然就“很怪”，也只能“很怪”。 既然这三篇“奇文”是“很怪的”“硬造的极端的例子”，不是应用自然语言的实际语料，那么用这样的论据去论证语言文字问题，在逻辑上就犯了“使用预期理由”“前提虚假”的错误，得出的结论——对于白话文来说，基本上是虚假的；对于文言文来说，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当然，赵元任自己对这一点很清楚，他一再申明这些是“极端的”“很怪的”“硬造的”例子，他的意图只是在论证“文言文同音率高”的同时，也以其“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智巧”使演讲尽可能地生动些，通俗地说是“露一手儿”，用这些年刚产生的说法表达，就是——“搞笑”（咱们可以想象当时听众的笑声）；然而有些先生却信以为真，把这种“戏作”的“奇文”当成语言事实去论述问题，并且把得出的结论嫁接到现代汉语的白话上，在方法上就是错误的——再用这些年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很傻、很天真”，套用席加宏的话说就是“荒诞逻辑”。
第三个问题，赵元任对汉语拼音文字是什么态度？席加宏先生说赵元任作此“奇文”是“为了驳斥当时有人提出的废除汉字的主张”“以此荒诞奇文攻其认为荒诞主张”。这真让笔者大吃一惊——赵元任是“以此荒诞奇文攻其认为荒诞主张”的吗？！席先生文中的“当时”“有人”指代不明。据笔者所知，“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的人是“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明确提出要“废汉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口号的影响下，1923年，钱玄同又在《国语月刊》的“特刊”《汉字改革号》上发表《汉字革命》的长文（另有当时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吴稚晖在《新世纪》发文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这是语言、文字替换，和用拼音写汉语是两回事，这里不予讨论）赵元任的态度如何呢？他也在这一期的“特刊”上，与钱玄同、黎锦熙（文章题目：《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同时发表他的研究成果——题为《国语罗马字的研究》的长文，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1925年9月，在赵元任家里，经刘复（刘半农）提议，由刘、赵、钱、黎和林语堂、汪怡组成“数人会”，此后一年间，“数人会”开了二十二次讨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请注意，“国语罗马字”有三要素：“国语”指的是记录的对象——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北京音），区别于现代汉语的“方言”；“罗马”指的是所采用的字母形式——也就是拉丁字母，区别于民族字母或者斯拉夫字母或者个人自创字母；“字”指的是自身的属性——表明它是记录汉语的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作为给汉字注音的工具。为了区分同音词，倡导“国语罗马字”的先驱们提出用“词类连书”（20世纪50年代之后称“分词连写”）来克服同音混淆的毛病。知人论世，赵元任明明是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的“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何尝“驳斥”过钱玄同或者另一位“有人”的“荒诞主张”（本文不打算评析“废除汉字”的主张）？莫非赵元任认为自己参与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就是“荒诞主张”？一方面参与制定国语罗马字，一方面又著“奇文”驳斥自己的“荒诞主张”，世界上有这样的“荒诞逻辑”、这样的双面人吗？难道赵元任先生患了人格分裂症？可见曾性初、钱伟长、席加宏三位的论点、论据和论证三者之间“荒诞”到何等地步！到了50年代末，赵元任在这次演讲的三篇“奇文”后面用一句“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把他的拼音化的主张说得何等清楚明白！方案可以各异，但这段话就是赵元任对汉语拼音文字的宣言书！
第四个问题，拼音中文能不能让人看得懂？《语言问题》第十六讲是“从信号学的立场看中国的语文”，赵元任在开讲之前先回答了五个提问，其中第四个提问是“问：用国语罗马字对于同音字问题怎么办法”，赵元任答：“这就要问你目的是要用拼音文字把语言（这里的“语言”指的是言语，即“话语”；原因同上——王按）写出来，还是要翻译汉字，使一个汉字对照一个什么东西？如果要一个汉字对照一个什么，就是电报书里头少数的一万个字啊，那个字都要一定的拼音，那也就相当复杂了。如果要是光拼到听得懂的程度，那么凡是成文的东西，只要说得懂就拼得懂，这同音字的问题就少多了。”（第218～219页）赵元任并且要求听众（读者）参看含有三篇“奇文”的第十讲。在第十六讲的正式开讲中，赵元任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讲得更为精辟透彻。他说：“至于用拼音文字打电报问题，如果遇到同音字，怎么办法子呐？就要问你打电报，是什么目的？你是要传达消息，还是要汉字对照？要汉字对照啊，那你就用电报号码，一个字一个字第几号、第几号，或者什么字什么偏旁打过去就是了。你要是传达消息，那么你平常可以不可以打电话，传达同样的消息？如果打电话传达得了，那么用拼音文字也传达得了。如果用拼音文字传达不了，那么或者你这个拼音文字没有把音拼全，或者你本来措辞不好，因而对方听不清楚或是听错了。如果你措词确当，那么用了拼音文字应该也可以打过去。”（第224～225页）赵元任的这个“打电话原理”真是太精彩了！这一原理把那些说汉字中用、拼音不中用的人的口堵得严严实实。打电话传来传去的可不是汉字，而是借助于现代科技，以“语音—电讯号—语音”的方式双向传递——双方听清了“音”，同时也就明白了“义”。拼音文字传递语音的物质材料是语音符号——字母，发出者由语义自然生成语音，把语音转换为字母，传递，接收方把字母还原为语音，“看”（听）清了“音”，再自然转化成“义”。这好像有点玄乎，其实是建立在科学的语言理论基础上的。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有一段名言：“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58页，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赵元任的“打电话原理”的底层有索绪尔的“一张纸原理”支持！例如《施氏食狮史》的题目依照文言，再依照现代北京音写成shī shì shí shī shǐ，当然是看不懂的；但是如果改成白话“施先生吃狮子的历史（或“故事”）”，再按照“词”的单位连写，写成Shī Xiānsheng Chī Shīzi de Lìshǐ（或Gùshi），又哪里看不懂呢？当然，赵元任的这个“打电话原理”是从宏观的、动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从微观的、静态的角度看问题——譬如编词典，同音字的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但是总的说来，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拼音文字直接表现语音间接表现语义，这些基本原理是不会错的。退一步说，即使拼音中文有少量地方看不懂，那也首先得从语言上找原因。例如“期中”和“期终”依靠汉字是区分开来了，可是口语中仍然分不开，把“期终”改为“期末”，解决了口语交际的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拼音中文的区别问题——qīzhōng与qīmò就区别开来了，再和kǎoshì组合，表意就更加明确了。 第五个问题，实行拼音文字的困难是什么？赵元任认为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文风上的，一些文言成份还没有退出现代的语文生活，例如像“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语言。他主张“给他制成现代化的一种语言，能够说了就可以听得懂的”，也就是“改成听得清楚的白话”。他根据三四十年代的广播新闻语言得出结论“可见得你用普通半文半白的报上的文体，已经达到几乎能用声音去传达的程度了”（第151页，225页）。这就告诉我们：文言离不开汉字，汉字支持文言；白话可以拼音，拼音只能拼写白话；要想改用拼音文字，就要清理残存的文言；残存的文言因为“向来沿用”（第151页）、“平常用惯”（第225页），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就阻碍拼音文字登上历史舞台。席先生译文前两句“石室诗人施氏，嗜好食狮”就不是纯粹的白话，纯粹的白话应该是这样：“（有一个）住在石屋子里的姓施的诗人，喜欢吃狮子”。赵元任认为的第二个困难是心理上的。他说：“所以现在如果说，取用国语罗马字的时期，还没有成熟，那是一般的社会——我说一般的社会就是指整个儿社会咯，……‘一般的社会’，是连一般人，连政府都在内——心理上还没有进展到相当的程度，完全不是文字学的技术上的问题。”（第151页）
提到“心理上还没有进展到相当的程度”，这真是我们民族的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令人痛心疾首的老问题了，可谓沉疴顽疾。说来话长——孔子老人家言必称“三代”，“信而好古”，到了晚年，竟然衰老得不能梦见周公了。从汉武帝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元明清时代，孔子先后荣膺“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语），在儒家思想的长期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一般民众的崇古、保守、自大、排外的观念简直深入到了骨髓。鲁迅说：猴子不肯变化，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但众猴子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鲁迅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七八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鲁迅那悲愤的心情；50年代末，赵元任面对“一般的社会心理上还没有进展到相当的程度”，定然也是一脸的无奈；直到现在，中国语文改革的倡导者仍然在忍受着同胞的指责——什么“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什么“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比盘古氏的后代聪明”，什么“如果拼音文字绝对先进，我们的祖先早在甲骨文以前就实现拼音化了”，什么“没有汉字，中国早就不复存在了”，等等。笔者绝不是说汉字拼音化在必要性、可行性上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事实上拼音化的困难还不止赵元任先生所说的两个原因，笔者只是坚决反对一些同胞离开科学的轨道，情绪化地、“想当然”地胡乱“开炮”，盲目地、顽固地排斥外来文化。
四、解开三段“奇文”之谜的现实意义
笔者并非存心在这里咬文嚼字，钻牛角尖，玩文字游戏，而是要解决中国语文改革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和破解赵元任语言学思想中的重大疑难问题。
以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为标志，今年恰巧也是中国人汉字拼音化运动120周年。120年来，中国语文改革的先驱们认为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难读、难写、难记、难查、难用（本文不打算论述此问题），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汉字改革——汉字拼音化运动。
反对汉字拼音化的人提出了三大质疑：汉字能区别同音词，汉语拼音文字不能区别同音词，同音混淆是汉语拼音文字无法越过的障碍；方言分歧会使得各个方言区的人写的拼音文字互相看不懂，无法完成交际任务；汉语拼音文字使得文字断层，继而出现文化继承的断层。
针对反对人士对汉语拼音文字的质疑，周有光先生提出著名的汉语拼音“三不是”“三是”理论（见本文第二节；又见周有光《中国语文纵横谈》第222～22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周有光先生概括得非常精辟、全面，明确了汉语拼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范围。
第一和第三个“不是”“是”紧密关联。这两条理论的含义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拼写不是对应于汉字的“字”，而是对应于汉语的“词”；文言文的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现代汉语的复音词已占到80%以上，复音词的同音比例极小，同音词基本都是单音词。笔者的研究生做过统计：《汉语拼音词汇》（语文出版社，1991年）共有词语60157个，其中同音同形词2040组5601个，大约占9.31%，其中绝大多数是单音节词。《现代汉语词典》（1997年版）用汉字也有同音同形词，共有同音同形词740组、1794个，大约占全部词语的3.2%。例如：“开花”的“花”与“花钱”的“花”；用于机器的“仪表”和用于人的外貌的“仪表”。英文也有同音词。《现代英汉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年）共有25463个词，其中同音异形词和同音同形词613组1357个，大约占5.33%，例如同音异形词two-too、write—right、see-sea，同音同形词“spring：①春天；②弹簧；③泉水”“right：①正确的；②权利；③右边的”（刘文涛《信息处理用同音同形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从这里引申出三点：第一，各种语言、各个时代都可能存在和能够容忍一定数量的同音词，但必定数量较少、比例较低；第二，确定汉语同音词的原则必须跳出汉字的“字”的界面，必须以汉语中的“词”为单位；第三，确定汉语同音词的对象不是古代文言的“词”，而是现代白话的“词”。后二者的内容绝不可以混淆和移花接木。
关于汉语拼音文字的同音混淆问题，笔者早先也认为是重大缺陷。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学术年会上，笔者向南京大学陈建文先生请教这个问题，他回答（大意）：“这都是知识分子受了汉字的束缚而虚构出来的问题；文盲、幼儿头脑里没有汉字字形，他一天到晚说话、听别人讲话，你听说过有哪个文盲、幼儿说过因为同音词混淆而听不明白的情形吗？”“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笔者闻之真是醍醐灌顶，恍然大悟！
当然，汉语同音词的比例比英语高，汉语拼音文字如果不在分化同音词上下大工夫，同音混淆的比例也会比英文高；但是，同音混淆问题是被某些反对人士盲目过高估计的，甚至是夸大的、虚幻的，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汉字的“字”和汉语的“词”、文言的“词”和白话的“词”这两对概念，并由此对汉语拼音文字作出推论和结论。他们也不知道克服同音混淆问题是有解决办法的，不会成为汉字拼音化的“瓶颈”和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不知道克服同音混淆最有效、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从语音上分化同音词。解决了“说—听”的混淆，自然就解决了汉语拼音“写—看”的混淆，这才是健康的语言、文字；而“说—听”的混淆不解决，只依赖“写—看”来区别，这只能解决书面语的问题，不能解决口语的问题，这样的语言、文字绝不是健康的语言、文字。反对汉字拼音化实质上是反对汉语、汉字健康化、健全化。 赵元任前辈一生研究和倡导汉语拼音文字，他早年设计的国语罗马字是清末切音字运动以来众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中的一种。他的《施氏食狮史》等三则全用同音字的小故事，是用来证明文言文的“中看不中听”的，绝不是用来证明国语罗马字等汉语拼音文字“中写不中看”的。他1982年逝世后，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了他的遗著《通字方案》（A PROJECT FOR GENERAL CHINESE），这是关于汉字通字和罗马拼音通字“一语双文”对照的个人方案，充分显现了他倡导、研究汉语罗马拼音文字的学术取向，是他为此奋斗一生的真实写照，真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他的个人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另作一谈，但是本文批评的列位先生却无中生有，弄“出来的那个说法”，恰恰是“跟我（赵元任自谓）的意见刚刚相反”，强加在他老人家身上，这是人为制造的中国语言学说史上一大错案！这哪里是什么学术讨论，不是误解，就是曲解。倘属无知、误解，尚有可原；若是蓄意把水搅浑，给逝世者编造谎言，这是欺负逝世者不能讲话，就属于学术道德范畴了。汉字要不要、能不能实现拼音化，什么时候实现拼音化，拼音化是否“荒诞”，这些问题尽可以充分讨论和再研究，尽可以充分发表否定、反对意见；但是赵元任前辈究竟反不反对拼音化，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必须搞清楚，不可以给他老人家制造错案冤案；退一万步说，汉字拼音化可以不搞，但是赵元任的学术思想不容误解和曲解！赵元任前辈生前很可能就已经后悔不已，仙逝后其灵魂也不得安息——早知如此引起误解、曲解，反复解释以至于没完没了，倒不如当初不“硬造”这些“极端”的“很怪”的段子。人死不能复生。今日笔者、本文，就是要把抹在他老人家身上的油彩统统冲洗干净，彻底纠正中国语言学说史上的这个错案，还他老人家学术思想的真实面貌，让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让赵元任前辈感到欣慰的是，汉语拼音在目前虽然还不是拼音文字，但是她的使用范围在扩大，她的文字性能在增长，除注音识字、标出普通话读音两项基本功能以外，她还在索引、代号、特殊语文（盲文、手语、旗语、灯语）、人名地名转写、信息处理、网络语文、华裔的华文教育的初期、汉语国际传播的初级班、短期来华者的汉语口语教学等领域广泛、频繁地发挥着文字功能——尽管不全面、不成熟，但可以肯定，她是“潜力股”，其“成长性”特别好！
五、关于此热点的冷思考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一则“郢书燕说”的故事（译文）：楚国的郢都有一个人给燕国的宰相写信，晚上写信，嫌烛光不够明亮，就对拿蜡烛的人说：“举烛”，说着便在信上误写上“举烛”。“举烛”，并不是他信里的意思。燕国的宰相收到信后却解释说：“举烛”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选拔有德才的人加以任用。燕国的宰相把这意思告诉国君，国君非常高兴，国家因此得到了治理。国家是治理好了，但并不是楚人信里原来的意思。那些引用赵元任三段奇文来证明赵元任反对汉字拼音化的说法，就是这样的“郢书燕说”。
由本文第三部分可知，赵元任先生的三段“天才奇文”其实并不是“斯芬克斯之谜”“哥德巴赫猜想”，赵元任先生作为国语罗马字的“主创人员”之一，生前就明确破了“谜底”，读者只要认真读一读这三段奇文的上下文，再稍微了解一点赵氏一贯的文字学观点、主张，和语文改革的实践，是不难领会赵元任的本意的。五十多年过去了，赵元任的演讲记录在大陆出版发行也三十多年了，许多先生完全有时间把赵元任的思想“弄清楚”，可是他们偏不去弄清楚，偏要“弄”出跟赵元任的意见“刚刚相反”的“那个说法”，奈何！
上引曾性初的文章，引用赵元任的《施氏食狮史》一段，参考文献注明出处是“Chao，Yuan Ren（赵元任）.meaning in languiage and how it is acguiseed in heinz von toerster（ed）；Cybernetics，Trens，Tenth Conf.New York，Josiah macy，gr.toundation，1953，p65.”，版本也有个别字出入。限于资料条件，笔者没看到这份资料。
钱伟长1989年的讲话《振兴中华，汉字大有可为》交代材料出处全无科学家的严谨。他说：“赵元任是很反对拼音的，写了两篇（两篇还是三篇？——王开扬按）文章。笔者这里弄到一篇（有这么费劲儿吗？才弄到一篇？——王按），都是在西北亚的地方（哪个国家、哪个城市？哪个杂志？哪本书？哪家出版社？哪个国际会议？哪一年？——王按）发表的。一篇叫‘施氏食狮史’，全文四百多个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语言问题》的此段93个字，21个标点；即使不同版本，也不过104个字——王按），……”这怎不让人一头雾水，疑窦丛生？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语言问题》不是太好找了吗？而且是完整版三段，曾性初、钱伟长何至于这样地如获至宝？何至于舍近求远呢？即使曾性初和钱伟长的引用皆有所本，那也不该不看看赵元任《语言问题》第十讲“语言跟文字”三段同音字故事的上下文、全文；更进一步，古人说“知人论世”，还应该了解赵元任的学术史，怎么能“听风就是雨”，轻而易举弄出来个恰恰“跟我（赵元任自谓）的意见刚刚相反”的说法？可能这两位其他领域的专家压根儿就不知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赵氏《语言问题》，更遑论知晓其中有完整三段！
曾性初在上引文中还介绍他用操作条件反射的方法教不到周岁、尚不会说话的婴儿辨认汉字（用图或实物配字，听音指字，动作表字），用以证明汉字比字母好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博士、中国名校著名教授，他竟然在本学科领域留下笑柄，他居然弄不清巴甫洛夫的“两个信号系统”学说（这对于高中生都属于常识了），把属于第一信号系统的条件反射的实验（其实验跟驯兽表演没有两样）移花接木到属于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文字领域来证明问题，能有什么科学性可言！如果硬要说这个实验能证明什么问题，那也只能证明汉字的原始性和幼稚性，而这恰恰是曾性初们深恶痛绝、绝对不能接受的结论。这种水平，连在心理学系本科毕业恐怕都是要经过补考的，这位心理学老专家竟糊涂到如此地步，岂不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哥伦比亚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市心理学会颜面何在？老先生如此不爱惜自己的晚节，着实令人叹惋。 钱伟长1989年讲话的题目“振兴中华，汉字大有可为”也是毫无立论根据。中国从3300年前一直到公元1840年，又从公元1840年到1937年，不是用的汉字——而且是奥妙无穷的古文字、好得不得了的繁体字吗？它怎么“振兴中华”了？不就把“中华”“振兴”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生灵涂炭吗？不是沦落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吗？1921年以后，不是马列主义在救中华、“振兴中华”吗？何以见得1937年前汉字不“大有可为”，把“中华”“振兴”到濒临亡国灭种的地步，而从今往后“振兴中华”，汉字又“大有可为”了？这不是望梅止渴吗？当然，钱的讲话很可能本无题目，是《汉字文化》编辑部代拟的，但也想必经过钱本人认可、同意的。
其实，钱伟长和《汉字文化》编辑部都混淆了汉字、汉语本身和汉字、汉语所负载的思想。从1840年到1949年，汉字、汉语并没有多大变化，问题是汉字记录汉语、汉语负载的思想变化了，汉字、汉语负载的思想中正确的部分振兴了中华，而不是汉字、汉语本身。李鸿章、汪精卫、蒋介石也是用汉字、汉语，他们“振兴中华”了吗？
作为中国著名心理学家的曾性初，作为著名物理学家、数学家的钱伟长，我们并无意抹煞他们的全部成就；但是他们都过于轻率地踏入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文字学领域，自以为是地胡乱发表感想，闯了祸、贻笑大方、留下永久笑柄，竟浑然不知！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建立起来的形象。也许他们压根就不认为语言文字学跟心理学、数学、物理学一样也是专门的学问，以为凡会说汉语、认识汉字就是天然的语言文字学家。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74年）哈耶克主张“每位研究者立志成为经济学家之时必须宣誓，承诺对自己专业以外的一切议题保持沉默”（转引自《光明日报》2005年7月5日张宇燕文《关于“经济学大家”的断想》）。曾性初、钱伟长都是英语、英文国度培养的人才，何以不知道这“哈耶克誓言”？他们又那么热爱汉字承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何以茫然不知圣人孔子“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遗训，道统先生韩愈韩老夫子“术业有专攻”的名言和中国老百姓“隔行如隔山”的俗话？
席加宏把题目都错为《石（当为“施”——王）氏食狮史》”，还居然翻译为“石室诗人施氏”；他所翻译的“嗜好食狮”根本不是典范的白话文，白话文是“喜欢吃狮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赵元任、叶圣陶、王力、吕叔湘、周有光这些大师从来都反对新文言、半文不白，一直都提倡写典范的、纯粹的白话文，并且都是身体力行的，卖弄文言的人倒往往是些个“半瓶醋”。
从上述分析可见，用赵元任三段同音字“奇文”弄出“跟我（赵元任自谓）的意见刚刚相反”的说法的这些人哪里是探讨什么学术，分明是捕风捉影，信口开河，以这种浮躁学风去探求真知，那简直是童话故事“猴子捞月亮”！如果将这样的学风用于“神九”、天宫一号，那飞船、“天宫”上了天是回不来的。人们又常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笔者补充：如果既无知而又偏见，那简直就是可怕！上述诸人以及和他们持同样观点的人，在他们的浮躁学风的底层，有他们根深蒂固的先入为主——他们是先定下结论，回过头来找论据。这又是由他们的坚定的立场决定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把汉字拼音化一会儿当作“极左”，一会儿又当作“极右”来反对的，真所谓“立场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巴掌山挡住了他们的双眼”！
然而，个人方面的原因还不是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比这更为根本的是三十多年来广阔的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本人拟另撰文，本文不再枝蔓。
附录一：赵元任三段“奇文”的汉字白话文和改写的汉语拼音白话文
汉语拼音还不是汉语拼音文字，这里用以说明问题。第一段改写为汉字白话文和汉语拼音，第二、三段未继续改写成汉语拼音，因为其道理、原理是一样的，为节省篇幅，就从略了。应该承认，认惯汉字的人阅读拼音速度是较慢的，这不但是因为认读习惯问题，还有在心理上把汉语拼音转换为汉字去进行理解的问题，这就必然需要浪费一些时间；对于六七岁的学龄儿童来说，如果他学会了汉语拼音，还没有学汉字，那么他读拼音的速度是很快的，远远高于成年人，因为他没有汉字认读的习惯，也不存在把汉语拼音转换为汉字去进行理解的心理过程。
汉字白话文《施先生吃狮子的故事（历史）》
住在石头房子里的诗人施先生喜欢吃狮子，发出誓言要吃十只狮子。施先生经常到市场上查看狮子。有一天，十点钟的时候，正好有十只狮子被运到了市场上。这时候，恰好施先生也来到了市场上。施先生观察这十只狮子，依仗弓箭的力量，把这十只狮子射死。他拾起这十只狮子的尸体，回到石头房子里。石头房子里很潮湿，他吩咐仆人擦拭石头房子。石头房子被擦干净了，他开始试着吃这十只狮子的尸体。吃的时候，才知道这十只狮子的尸体，实际上是十个石头狮子的尸体。请尝试解释这件事情。
汉语拼音白话文 Shī Xiānsheng Chī Shīzi de Gùshi（Lìshǐ）
Zhù zai shítou fángzi lǐ de shīren Shī xiānsheng xǐhuān chī shīzi，fāchū shìyán yào chī shí（10） zhī shīzi. Shī xiānsheng jīngcháng dào shìchǎng shang chákàn shīzi.yǒu yì tiān， 10 diǎnzhōng de shíhou，zhènghǎo yǒu 10 zhī shīzi bèi yùn dào le shìchǎng shang.zhè shíhou，qiàhǎo Shī xiānsheng yě láidào le shìchàng shang ， Shī xiānsheng guānchá zhè 10 zhī shīzi ，yǐzhàng gōngjiàn de lìliang，bǎ zhè 10 zhī shīzi shè sǐ.Tā shí qǐ zhè 10 zhī shīzi de shītǐ， huídào shítou fángzi lǐ. Shítou fángzi lǐ hěn cháoshī，tā fēnfù pǔrén cāshì shítou fángzi . Shítou fángzi bèi cā gānjìng le，ta kāishǐ chángshì zhe chī zhè 10 zhī shīzi de shītǐ.Chī de shíhou，cái zhīdao zhè 10 zhī shīzi de shītǐ，shíjì shang shì10 ge shítou shīzi de shītǐ.Qǐng chángshì jiěshì zhè jiàn shìqing. 汉字白话文《漪小姐（漪女士）》
漪小姐倚在椅子上，闷闷不乐，怀疑自己生了奇怪的病，应该到医生那里去。医生认为应该用蚂蚁的分泌液来治疗漪小姐。医生用上亿支带着绳子的箭射上亿只蚂蚁。上亿只蚂蚁死了，蚂蚁的分泌液流淌出来了。医生用上亿只蚂蚁流淌出来的分泌液治疗漪小姐，漪小姐的病因而治好了。漪小姐喜气洋洋，把外国的服装赠送给医生。医生穿上外国的服装，也喜气洋洋。哈哈！医生用蚂蚁的分泌液治疗漪小姐的病，是奇怪的事情；漪小姐用外国的服装赠送给医生，也更加奇怪呀！
汉字白话文《饥饿的鸡儿聚集在机器上的故事》
唧唧叫的鸡儿，鸡儿唧唧地叫。几只鸡儿拥挤地聚集在机器的脊背上。机器转动很快，鸡儿饥饿极了，鸡儿试图凭自己的本领拍打到鲫鱼。机器不久在蓟都郊区渡过河流，鸡儿考虑用快速转动的机器吓唬几条鲫鱼。机器转动飞快，鲫鱼非常害怕，急急忙忙拥挤地躲藏水边石头上的台阶中间。过了一会儿，鲫鱼的踪迹全部消失；过了一会儿，几只鸡儿饿着肚皮儿唧唧地叫。
附录二：曾性初文章发表经过及其影响力
曾性初教授运用信息论开创了一门“汉字汉语心理学”。关于这项研究的性质和成果，在杨桂欣（《中国教育报》1995年11月22日第2版）的纪念廖一帆的文章中做了评估：“表扬他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为办好《教育研究》而努力工作。1982年下半年，刊物收到自发来稿《汉字好学好用证》，稿子长达两万余字，即用丰富的科学实验材料，又同多种拼音文字进行认真的比较，非常充分地认证了‘汉字是历史悠久、字型优美、易学、易写、经济有效的文字’，根本不应当废除它而走什么拼音化道路。事关重大，作者曾性初曾被错划为右派，怎么办？发表还是不发表？编辑们把这篇稿子交给一帆同志，他认真阅读之后，毫不犹豫地予以签发，并立即向编辑们布置任务：多方面组织争鸣稿件，尤其要组织文改工作和语言文字专家们的稿件，认真讨论一番。1983年伊始，《教育研究》分两期连载了《汉字好学好用证》，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说是“轰动效应”也不为过分。后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郑重决定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不再提汉字走拼音化道路了，这同《教育研究》发表曾性初《汉字好学好用证》，有着重要的关系。” ——《百度百科·曾性初》
附录三：吕叔湘先生《奇文共欣赏》文节录
写这篇文章（指《光明日报》1988年2月16日第3版“语言文字”副刊上的一篇题为《中华母语及其教育科学化》的文章——王开扬按）的人当然是个知识分子，很可能还是“高知”，可是写出来的文章叫人无法理解。说实在的，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对语言文字缺少常识性理解是并不少见的。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因为对合理的语文政策的阻挠常常来自他们。有人会说，不是现在的中学课本里隔三间五有“语文知识”课吗？以后的情形会好起来的。可是笔者不敢这样想。因为那些“语文知识”课都讲的是某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某些句子格式的分析和运用，是笔者称之为微观语文知识的东西。至于宏观语文知识，这些课本里是不谈的。什么叫做宏观语文知识呢？我以为至少应该包括：语言是怎么回事？文字是怎么回事？文字和语言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有的语言能用拼音文字来书写，有的语言不能？汉语除了能用汉字书写外，是不是也能用拼音字书写？为什么直到大约七八十年前，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是这样一种畸形现象：嘴里说的是方言，笔底下写的是文言，两不相干？这种情形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这种情况不能适应现代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因而要进行改革？哪些方面的改革已经成功或正在推进？哪些方面的改革还迟疑不决，止步不前？汉字要使用打字机，以及通过打字机使用电脑，是不是必须经过汉字形体的分析编成号码？因而不能脱离专业化，即限于一批以此为职业的打字员，不能通过拼音打字，打成汉字，使电脑这个一切现代化的关键手段普及到每一个会说汉语普通话的人？这一系列问题，其中的是是非非，都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答案。（请看《语文建设》1990年第2期第64页《受留学生青睐的中文信息处理课》）这就是我所说的宏观的语文知识。这样的语文知识，笔者认为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都应该具备，正如他应该知道他的身体里有脑、心、肺、胃、肠、肝、肾等器官，各自起什么作用一样。这样，像前面转录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文章就永远不会出现了。（吕叔湘《未晚斋语文漫谈》第41～43页，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附言：
本人曾著文《从赵元任的三段奇文论赵元任的语文改革思想》，发表在曲阜师范大学《现代语文》杂志2001年第7期；2012年，为向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届年会暨首届汉语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13日-15日，上海）提交论文，为纪念赵元任先生诞辰120周年，为补充我10年间对此问题的持续不断的追踪和思索，我对10年前那篇旧作做了改题、改写（重新组织结构）和扩写（旧文大约7000字，现此文两万多字）；在参加上海会议之后，又略有修改。感谢吉林北华大学陈永舜教授和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教授提供相关资料和提出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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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培成.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M].北京：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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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永舜.语文现代化文集[C].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王开扬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50014）
汉语拼音是汉语的一种文字记录形式，并不是唯一的记录形式；汉字也同样是一种记录形式，也不是唯一的记录形式。
当今中国没有以拼音取代汉字的广泛意愿和现实可能性，讨论问题就不必离开现实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