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字改革便作为一件大事摆在中央面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制订《汉字简化方案》、大力推广普通话……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
经过几年反复推敲和审定，第一批230个简化字见诸报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今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整整50年了。现在，汉语拼音早已不只是一个注音识字的辅助工具了，电脑输入、火车代码、专用名词拼写、手机输入、对外汉语教学、图书索引、手语、旗语……越来越多的行业离不开它。
“中国文字应走拼音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但吴玉章的来信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把信转给郭沫若、茅盾和语言学家马叙伦,征求他们的意见。三天后,毛泽东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复。他们都赞成中国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认为,实现拼音文字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现在就重点实行新文字,未免过于草率。
虽然,吴玉章着手试行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仅仅十天,一个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组织宣告成立。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关注,毛泽东特意派秘书胡乔木参加“文字改革协会”,以便随时了解和指导文字改革工作。
其实,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化文字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清末,轰轰烈烈的“切音字运动”就开始了。
他们发现西方拼音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独立于语言之外,笔画繁难,就连许多饱学之士都会发出“汉字至难”的感慨。对于汉字的反思到五四时期更达到了一个高潮,鲁迅甚至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呐喊。
同时,把汉字改成拼音文字的探索也从未间断。
1892年,一个名叫卢戆章的福建青年,经过十年的努力,写成了一本名为《一目了然初阶》的书。这是第一套由中国人自己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卢戆章把它称为“切音新字”。他希望,通过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话一律”,从而“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但当他把这套方案提交给清政府后,却遭到了众人的嘲笑。虽然,卢戆章的“切音新字”没有得到推广,但是一场“切音字运动”,却徐徐拉开了大幕。
《官话合声字母》、《赠订合声简字谱》、《中国音标字》……在清朝行将灭亡的最后十几年中,各种拼音方案不一而足。
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但汉字繁难,方言繁杂,两个拦路虎使他一筹莫展。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切音字运动。
1913年2月2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平召开,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
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字母”。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字母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新中国成立时,这套“注音字母”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应用40年了。
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1928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
在语言学家、人大中文系教授胡明扬看来,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着致命缺陷。“北拉”曾经在解放区广泛推行,甚至取得了与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当地农民学会了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写信、读拼音报。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因此使得它始终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转。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上世纪40年代,胡明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他记得,英国老师用威妥玛式注音点名叫道:“枪枪枪。”“枪枪枪是谁?我们谁也不知道。其实,威妥玛式里‘枪’、‘张’、‘江’都是一个拼法。张长江,就变成了‘枪枪枪’。”
由于,这些方案都不尽完美,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间,汉字的注音方式乱象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