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必要对民族文字的创制、推行工作作进一步地探讨。我们为什么要给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少数民族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字?什么形式的文字才会更有生命力，才能更好发挥民族文字应有的功能?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个较准确的定位和认识，而不是多项抽象政策的罗列叠加和对片面文字理论的简单运用，最要命的千万别是对既成事实的消极接受。走基于中国国情之上的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字之路，才是民族和民族文字的希望。这是时代的要求，民族的要求，也是跨世纪学者和决策者的责任。这项工作是需要胆识和气魄的。
(一)尊重民族文化，注重多元文化发展，繁荣各民族文化，这应是我们积极为少数民族发展文字的动机。这是由民族差别仍将长期存在、文化需要彼此交流补充提高以及文字的功能所决定的。
这里的文化，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即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民族差别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而且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必然存在。那些否认民族差别，强迫统一或工作方法上采取“一刀切”的作法，都会给民族带来痛苦乃至灾难。而一味强调民族差别、否定人类民族发展共性的纯粹“民族主义”，也只能是民族主义的“乌托邦”。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不论大小、优劣都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进行着选择和交流，共同丰富和提高了人类整体文化。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这个“少”的意义不仅是数量上的，往往也是处境和状况的。在他们的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化、本体文化与外部强大文化等因素总是交织出更为复杂艰难的发展势态，而非线性消长。其中，民族独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更是突出。在我国，汉文化是融汇了多个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的主流，悠久的历史、强大的实力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着势不可挡的影响，各少数民族是无法摆脱汉文化这样的背景的。少数民族讲汉语的人不断增多，许多服饰、生活习惯、风俗也大体与汉民族趋同，这种“同化”引起不少民族人士惊觉，并呼吁民族文化的保存。民族同化是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用不着人为地去阻碍这一过程，民族文化中糟粕、落后部分的淘汰、涤除也是一种进步。然而，同化并不必以牺牲少数民族整体民族文化为代价，导致人类生活方式单一，扼杀人类创造的生机。各族的联系和文化的融合，是导致人类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每个民族都为世界文化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人类最终会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文化发展是一种有创造力的要素。尊重民族文化，积极发展多元文化，将有利于人类公正的取得、文化多样性的创造以及社会凝聚力的保持，这也才更能促进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这个意义，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更该是决策者应高于普通民众主动意识到并着力促进的。
民族文化的形成和传承，往往是与语言分不开的。萨丕尔说:“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族的语言习惯之上的……语言是认识社会现实的指南……使用不同语言的各社会成员所生活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许多个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一个同样的世界。”[1]语言能够帮助不同民族的人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帮助一个民族在进步过程中去构筑他们的个性和特点。世界语言的多样性使世界文化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多元互补局面。虽然语言在民族特征中算较为稳定的，然而如果没有文字，民族语言以及各种文化特征是难以存其久远的，民族独特文化也就谈不上积累和发展。例如我国土家族面临的情况是:“土家语与汉语的接触的频繁程度，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加深，时间不过300年，结果是土家族地区使用土家语的人口越来越少，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时至今日，在2,832,743人中，仅有17万人在自己居住的边远村寨范围内，使用土家语，作为日常生活交际工具。土家语与汉语的消长趋势，据土家族人士估计，80年代土家族小学生都在学用汉语文，到2050年，现在的小学生那时候不过70岁，他们完全使用汉语是必然的。他们之后的子孙使用汉语也是必然的，总起来说，一种语言经过300-400年的变化，最后导致消亡，在语言发展史上是不乏其例的。”[2]民族的语言一旦消失，就无从寻觅，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一种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终止。文字在这方面则可以充分发挥其稳定性传承作用。中国能有世界罕有的几千年延续文明，很大作用取决于中国文字，中国汉字所积淀的民族文化是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源泉。文字在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积累、传承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它手段不可比拟和不可替代的。因此说，尊重民族文化、注重发展多元文化、繁荣各民族文化是我们为少数民族积极发展民族文字的主要原因。民族文字的发展、民族独特文化的发展就是在经济领域也是有利于经济开发的。“文化的差异”现在越来越被看成正是少数民族发展的另一种优势，少数民族在区域经济抉择上也应重视发展特色产业，如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旅游产业、特色工艺品加工、林药材加工等等。随着今后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设备的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未被破坏的自然景色、独特的人文景观也将更被重视。民族文字可助于民族特色的保持，却并不阻碍民族的发展。
(二)我们所需的民族文字，应能满足民族发展多层次交流的需要。简单说它应既便于继承本族的文化传统、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又便于接受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我国一些民族传统文字在表达先进文化科学知识方面就显得乏力。在语言上，人们有着对自己语言的深厚感情，它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的发展，又使人们对语言有多层次需求，除固有语言外，还需有与其它民族交往语言的需要。这已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客观存在。世界各民族的许许多多成员都在为掌握那些能够满足自己不同层次需要的语言而努力。虽然按照世界多语言国家如东欧、北欧等国家的经验，一个民族学习一种以上的语言文字从能力上说是可以胜任的，然而，每个民族都要成为多语民族的观念却不是普遍被接受的。在我国，汉语已成为各民族交际的通用语。各民族不断在学习汉语汉文，又不抛弃他们自己热爱和惯用的民族语言。双语现象，实质就是人们交流的多层次需要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文字一定程度上应该满足和体现这种需求。因此，以族际通用语汉语汉文为基础，又保持各自民族语言特征的文字方案设计出来，将能相当程度地减弱多需求而产生多语言、多文字的繁复局面，既便于继承本族的文化传统，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又便于接受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也是少数民族(这里主要是指南方少数民族)处境、现状和发展所需要的。我认为，在我国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才是有希望和前途的。尽管这种局面目前离我们还较远。
(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设计更具生命力的文字方案。
1.少数民族的发展需要民族文字
解放前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封闭落后，社会对文字的需求并不大。解放后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基本打破了原来较封闭的自给自足状况，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改革开放的机遇和挑战，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提高民族素质以适应现代化民族发展需要，是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而双语教育对启发儿童智力发育，提高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都是有效的手段。这为多年来的实践所证实。不少少数民族还把现代新知识、新科技用民族文字教给更多的群众，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促进了经济发展。民族文字已是民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需要。
2.少数民族所处社会文化环境
(1)中华各民族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应是我们文字方案设计首要考虑的因素。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的关系，也确立了吸收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少数民族是无法脱离汉文化这个大背景的。语言上我国少数民族一直都有学习汉语的传统。文字上，汉字式文字中壮侗语族就有4种:壮字、布依字、侗字、水字；藏缅语族5种:白字、哈尼字、彝字、傈僳字、西夏字；苗瑶语族2种:瑶字、苗字；阿尔泰语系3种:契丹大字和小字、女真字；语系未定的3种:朝鲜文、喃字和日文。像古壮字“最早出现在唐代的碑文中，……很早以前就在古壮族地区广为流传……一直到目前，在那些壮族人口居住比例比较高，本民族文化保留比较多的县，壮族人民仍然沿用方块壮字编印山歌或壮戏，甚至用来书写译制壮语电影的脚本”。[1]近些年，通过对这些民族古文字进一步的研究和综合比较，学者们得出如下结论:(1)文字的形式和体制，不完全决定于语言特点，也不全靠政权，更重要的是依靠强大的文化背景。汉字式少数民族文字语言虽然跟汉语很不相同，可是他们采用了汉字式文字。即使在有强大政权作为后盾的契丹、女真、西夏文也一样不能摆脱汉字的影响。而经过了元、清两朝数百年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汉族，其文字却一直使用了下来。(2)历史上，越是靠近汉语汉字的，越是文化发展迅速。日本、朝鲜就比较成功地借助了汉语。而一些国内少数民族往往由于当时民族对立关系的影响，心理上要有别于汉族，因此，设计的文字人为地复杂化了，妨碍了文字交际功能的发挥，加上闭塞的环境，而没有发展成为民族通用文字。与强大文化背景相融，才能得到更好发展。强大文化背景下文字往往成为其他社会集团所借鉴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在非洲，因许多国家曾是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法、意大利等国的殖民地，所以也大多采用拉丁字母(或变体字母)。在前苏联，许多文字也大多采用俄文的西里尔字母(或称斯拉夫字母)。新中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民族文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有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第21条、36条、47条中也有这方面内容的进一步规定。少数民族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民族关系氛围，但新拼音文字方案一味追求拉丁化、国际化而忽略了汉文化强大的文化背景，以致许多少数民族认为新创文字是“洋文”。“远水”是救不了“近火”的。我国少数民族需要的文字必须基于汉文化大背景，我们应对原来少数民族汉字式文字给予足够关注和利用。在壮文十几年来推广工作效果并不理想的情况下，近来有壮族学者提出，应发展古壮字为壮文。这声音尽管微弱，但应引起我们重视。
(2)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势态，对少数民族来说必须有一种具有超地域、超方言特征的文字，才能适应这种状况。各少数民族在这种大体的分布势态下，又因各地人口数量、居住环境、历史传统、心里素质等等方面的差异，情况更为复杂。8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中，有方言、土语差别的近90%。如彝语、朝鲜语有6种方言，黎语、布努语有5种方言，藏语、苗语、蒙古语、维吾尔语、佤语等都有3种方言，壮语、侗语、土家语、哈萨克语有2种方言；少数语言只有土语差别，如布依语、水语、东乡语、达斡尔语、撒拉语等。没有方言、土语差别的语言如傈僳语、毛南语、乌孜别克语、鄂伦春语等。就省份来说，少数民族及其语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和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湖南、河北、湖北、福建、台湾等省区，而尤以云南、新疆、四川、贵州、台湾更为复杂。仅云南省，就有25个民族，26种语言。就使用情况来说，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同一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语言现象亦很普遍，如瑶族使用布努语、勉语、拉珈语3种语言；景颇族使用景颇语和载瓦语两种语言；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高山族等民族都使用两种以上本民族语言。复杂的分布势态使少数民族地区难有一个点的语言可以取得该民族语言的权威地位，这就形成了以记录某个标准音点语音的民族拼音文字推行工作中的巨大障碍。从实际出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点。分类指导也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但如果分类分得太细，就会失去规模化，不利普及，民族文字交流功能也将受到削弱。很多民族都有要求文字统一的意向。如我国“滇川黔桂省的彝族知识分子于1958、1980、1989年多次讨论了彝族统一文字的问题，他们认为‘彝文一开始就是统一的，完全应该统一起来。’云南彝族的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考虑到彝语六大方言分歧较大，统一语言比较困难，从而决定走统一文字的道路，现已提出以表意为主的超方言文字方案，已经省政府批准试行。广西、云南、广东、泰国、美国的瑶族代表在广西设计了国内外统一的瑶文。苗族50年代以来试行4种方言文字，1989年在贵州的苗学会也有人提出要求统一文字，而且已经拿出了统一的苗文方案(草案)”。[1]文字和语言是相对独立的，语言的方言差异，并不一定影响文字的统一。
3.关于文字方案
(1)汉字
a.汉字是历史悠久的哲学性文字。
汉字历史悠久，自商朝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汉字是世界上从产生、发展到现今还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历史上埃及的楔形文字、圣书字以及印度的象形文字、中美洲的玛雅文字、波罗米文等古文字都因种种原因停止使用了。持续发展几千年的汉字，经过了中华民族长时间的思考，积淀和物化了中华民族无穷无尽的智慧。最初的象形汉字，是人们丰富的形象思维的产物，而后日益发展的汉字，多种造字方法的运用，则是人们形象思维和理性逻辑思维相结合的产物。汉字的字形结构并不是随心所欲臆造或简单的“约定俗成”，而是有其特定的轨迹和逻辑关系的。汉字的内涵、结构及外延均充满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抽象、概括、综合和逻辑推理，汉字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对社会、自然认识的物化。如与“羊”有关的“美”、“善”、“羲”均有“好”的意思，再如与“水”有关的“江”、“河”、“溪”、“泽”、“湖”、“清”、“池”等等。安子介先生通过分析组成汉字的部首，把它们归为十二类:人类及人间关系；人体的部分及其机能；大自然；居住与交通；生物及其对人类有利用价值的部分；农产品；手工艺品与容器；工具与武器；行动；情况；颜色与估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感受等。汉字的构字体现了社会事物关系。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多种造字方法的运用，使汉字多层次、多方面的外衍成为了可能，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的行体演变也不断适应了社会的发展。生动的形象、丰富的观念、巧妙的构思、积累的文明都在其中，使汉字具有极强的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的弹性和潜力，几千个汉字就可以表达几百万个词。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事物、新语汇层出不穷，汉字表现出了它极大的优越性。而拼音文字是通过形态的复杂变化和大量增添新词来表达日益发展的观念，语音与文字的脱节，又越来越给人们进一步的交流带来不便。古英语词汇约为5-6万，现代英语词数则近百万。据钱伟长先生估计，现在英语每年新出现的词汇数以千计，而汉字则基本不用造新字，只在原来基础上充分活用就可以表达新观念。日本著名学者大野晋说，汉字的构词能力很强，并且这些新词可以触类旁通地容易地理解。拼音文字字母容易掌握，但要花很多力气去不断学习词汇。汉字开始难学，但只要掌握三千左右基本常用词汇就大体够用了。总之，延续发展演变了几千年的汉字，充满着哲学性与生命力，有了相当的成熟度。长期以来它所积累的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和形成的深远博大的文明历史更是它生命不竭的源泉。
b.汉字的超时空性。
汉字产生的殷商时代，汉语已经有了明显的方言分歧。殷商以后，汉语方言的分歧仍然很大。至秦“书同文”以后，汉字对书写不同的方言仍是最有效的，在众多的汉语方言差异的情况下，汉字对汉文化的交流、统一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汉字是语素文字，每一个字都和语素的意义相联系，不同方言区的人可以借助汉字，越过方言语音差异，直接阅读文字意义。对于《红楼梦》、《阿Q正传》、《围城》等作品，尽管不同方言区读者在以不同的语音系统阅读，但是它们可以在文字上直接传递意义。作为一种和表意相关的语素文字，汉字的超空间性不仅体现在超方言上，甚至还体现在超语言性上。如古壮文、方块白文以及日语、朝语的文字等。汉字的超空间性、多语言适用性，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汉字的超时间性可使现代人借助汉字直接阅读古人的思想。先秦的文章，我们并不陌生。汉字的超时间性，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c.汉字是复脑文字，有利于智力开发。
当代脑科学、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证明了汉字是有别于单脑文字拼音文字的复脑文字。拼音文字主要是音码在左脑起作用，汉字是音码、形码、义码在左、右脑同时起作用。个性突出的方块汉字适应儿童右脑整体模式识别的认知方式，使儿童左、右脑得以同时开发，易产生联想和形成初步推理能力，有利于儿童智商的提高。日本著名学者日井勋博士对此专门做过测查，结果是孩子辨认复杂方块汉字反比字母快，智商测试也更高。
d.汉字的计算机处理。
随着计算机对汉字处理技术的提高，汉字在计算机上的输入速度已不再落后，还大大高于西文输入速度。汉字并不是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更加简单便捷的汉字输入方式正在不断地被开发出来。
(2)近些年文字工作的反思
规范彝文替代新创制拉丁彝文在彝族群众中的成功推行；新疆对阿拉伯字母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的恢复使用；西双版纳傣族新傣文的停止使用，老傣文的全面启用，从这些变化我们可看出，拉丁化原则已渐渐地被具有传统文字的民族大家庭成员抛弃，表意文字的超方言特征利于民族统一和发展的意义正重新被重视起来。从1953年受“韩字专用”影响的我国朝鲜族从40余年的历史实践总结中，也意识到:废除汉字虽短期内促进了文盲的扫除，促进了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大众化，民族语言的通俗化，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病:主要是从长期看来，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后代智力发展，增加双语教育的难度，影响民族教育质量提高，阻碍朝鲜族文化对外部文化的吸收和发展等等。近年来，日本、韩国也更加重视了汉字的教育，文字中夹用汉字数量不断在增多。
(3)原设计文字拼音方案的作用
50年代，为少数民族新创制的拉丁字母文字方案是有着它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50年代少数民族工作者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基本摸清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大体情况，了解了各个语言语音、语法、词汇特点以及相关的人文背景。拼音文字的试验推行，一定程度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推动了经济发展，为民族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原设计文字拼音方案今后可以作为注音和学习的工具，继续发挥作用。如新疆维吾尔和哈萨克民族把60年代创制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新文字(拉丁文字)作为拼音方案使用。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摆脱文字服从、决定于语言的片面理论观念影响，摆正我们的文字理论基点，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我国的文化背景、民族关系出发，从我国各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使用关系出发，充分利用汉字优点去调整我们的民族文字方案。蒙、藏、维等民族，有较长历史的文字和诸多文献，在影响文字的诸多因素中，文字的文化属性、文献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作用这方面因素较突出，文字类型、形式不便轻易改动。而南方少数民族受汉字文化熏陶久，影响深，杂居状态更普遍，因此他们的文字方案设计应以原来汉字式文字为基础，继承他们历史上汉字式文字经验，借鉴国外成功汉字式文字经验，简化、统一和规范出一两千常用字作为各民族文字共同基础成分，以不同的音读和训读等等方式进行处理，还可以以拉丁字母辅助表示一些语法特点。这一主张，清格尔泰先生最早提出，并作了很多研究。这样的文字既能保持民族特点，又能适应在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新词大量增加、交际范围扩大的发展需要。这对民族文字的普及与提高、当前与长远关系问题的合理解决，对少数民族语文之间、民族语文与汉语文之间的沟通，以及对各民族共同的繁荣进步都将大有助益。这样的文字，根据文字功能大小不同，在各自的适用范围内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随着社会、语言的发展，这样的文字也许还会呈现出别样的中国特色的发展前景，亦将丰富世界文字学发展理论。
然而，民族文字的重新整理和调整，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最需要的更是改革的胆量和韬略!在少数民族前途与发展问题上，对少数民族脱离实际情况的帮助，也许会让我们走得离我们的目标更远。
时代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