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交际工具”这一理论的影响下，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多注重语言研究，而忽略文字研究，这从我们的著述中就可看出，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关于语言方面的，少有关于文字的。然而，执着探索真理的学者还是关注了文字的问题，并有了对文字的进一步认识。在“文字是表现语音”的这一认识上，其实连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奠基者索绪尔也发觉:“我们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1]“对汉族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2]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索绪尔本人也隐约把文字这一交际手段提到了与语言并列的关系。
原有对语言和文字关系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和较为正确的理论基础，但对文字性质的认识，我们必须把它放入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范围去考虑，这才有可能更充分全面地认识它。
从文字的发展历史来看，世界早期文字产生前期，一般都经历实物记事、图画文字、符号记事阶段。无论是汉民族的“上古结绳而治”，还是景颇族的树叶信、彝族的树枝文字，最初都是为记事或帮助记忆的。尽管早期文字还不是成熟文字，但就其产生目的来说，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即文字的产生是人类交流的需要，这种交流有时是人与人的交流，有时是人与自然、神(宗教)的交流。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与语言都是人类表达思维的工具和交流信息或社会互动的符号。语言和文字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限制与服从的关系，它们是相对独立的。它们以不同的社会功用共同服务于人类不同层次交流的需要，互为补充，互为影响。这种关系是我们首先要明确而又常常忽略的。
1.语言和文字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用
语言和文字是人类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发展基础的产物，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用。语言随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没有没有语言的社会”。文字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时，语言、思维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习得是自然的，语言便捷，是人类最主要的日常交际工具，是社会存在的必然条件。文字是在语言无法满足日益增长和更为复杂的交际需要下，甚至可以说是为弥补语言的无法突破时空缺陷而产生的，文字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人们对文字要通过学习或受教育才能掌握，文字并不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在社会历史的一定阶段上文字成了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文字是交流、记载民族文化和历史的重要工具。现代社会，在人类对信息的大量获取和利用上，文字起的作用将更大。“现代人借助文字通常比借助有声语言所获得的信息更多。现代有文化的人花在阅读各种材料(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时间平均每天约两小时，而知识分子每天则达到八到十个小时，甚至更多”。[3]
2.语言和文字物质外壳及载体不同
不同的社会功用使语言和文字采取了不同的物质外壳及载体。语言是听觉符号，由物质外壳语音携带信息被人听觉感知，主要载体是人们身体的发音器官；文字是视觉符号，由物质外壳字形携带信息通过光波传送，被人视觉感知，载体由最初的树皮、贝叶、皮甲、兽骨到后来的印刷纸张、计算机软件等现代载体。不同的物质外壳和载体使得语言和文字表义方式不同、发展变化情况不同。语言是通过语音符号表义的。语音符号的表义形式包括不同音质的音素(一定数量的有区别性特征的元、辅音等)、音素的组合(音节)、音节的组合、音高的变化(轻重音、声调)、语调、音变(音素与音素、音节与音节连读时)、停顿等要素。语言的这些要素如音高、语调、音变、停顿等不是文字全能表现的。语言符号在表达一句完整的意思时，是以语流的形式出现的。内部的实体(表义的语音形式，如音节或音节的组合)是紧密相连的，是不易区分的。另外，人们在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时可以借助语境，像面对面交谈时，人的视觉所获得的信息也可以帮助理解语义。文字符号系统则包括一定数量有区别性特征的、有规则的图形及图形组合，符号与符号间有一定距离，人们可通过上下文更好理解文字内容。语言和文字在表义上各有特点，各有优势。语言的一些局限也许正是文字的特长，一些文字不能表现的信息，人们通过语言一样也能心领神会。语言物质外壳及载体较文字的“便捷”，使语言易随社会发展而发展，随社会变化而变化，不断适应交际变化的需要。文字则较稳定，以其稳定性、准确性“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当它的稳定性与大有变化的社会、语言的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时，文字才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以便人们更好地进行交流。语言消亡了，文字仍可作为人类获取历史信息的工具。
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社会功能、产生的不同社会基础与不同的物质外壳、载体，决定了语言和文字不可能一一对应。现代英语的发音与15世纪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而文字的书写形式基本没有改变。汉语方言差别很大，但汉字一直是讲汉语的人们共同使用的书写符号。各种专业符号，如数学公式与语言是弱相关的，却具国际性、超民族性，能被世界人们共同理解和使用。汉语方言有大量形象生动的词汇是汉字不能表达的。这些，都是语言与文字不一致性的例子。
而人们为什么很容易接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这一说法?语言和文字又是怎样互相联系的?
1.文字体系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对它的影响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所要承担的社会功能在其当时的社会基础上，是不能不受语言的影响的。早期文字和语言没有一一对应，没有和语词挂上稳定的钩。如云南纳
即使是已经形成文字体系的中国甲骨文也保留着这方面的痕迹。如一条卜辞“甲申卜御妇鼠妣己二”，其中“”显然是“牝”(母牛)、“牡”(公牛)两字的合文，然而二指的是“二牝二牡”还是“二牛，一牝、一牡”?[1]初级的文字直接蕴含了信息，却不具有更大时空交际范围内的稳定性和明确性，满足不了更广、更复杂社会交际的需要。然而，文字的产生远远晚于语言，语言也是文字产生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那时的语言和思维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语言基本都能反映社会事物及事物间的关系。语言社会中，语言既已形成的表义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被文字便捷利用，因此文字的表义方式主要受语言启发，包括文字单位的字型设计以及文字单位的线性组合排列。当文字与语言表义上有了较稳定的对应关系，与语词挂上了稳定的钩，形成文字体系，具有社会性，成为了人们重要方便的交际工具时，文字便成熟了。文字基本可以读成语言，可记录大部分语言。不仅文字的形成受到了语言的影响，文字还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虽然不同步，却受语言制约。语言变化得较快，文字较稳定，但文字的稳定也是相对稳定。共同的社会及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和文字共同表达的对象，文字与语言不对应达到一定程度已妨碍人们便利交流时，文字势必有所调整或改变。文字体系是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对它的影响的，因此，“文字的社会功能应超脱语言局限与羁绊，发挥文字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社会效应，直接与思维沟通，表达思维的符号化文字才是成熟先进的文字”[1]的说法是不尽科学的。文字与语言表义上大范围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及语言对文字所起的作用，往往就被人们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了，而事实上语言只是提示或启发了文字体系的形成和进一步成熟，人们或直接以语言的表“义”与文字的表“义”对应起来，伴以语音；或以语言的语音作中介再让文字与意义联系起来，让文字也有了更快更稳定的“约定俗成”性。“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只是文字功能某个范围、某个历史阶段的现象，而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是文字的本质显然不够贴切。
2.文字体系不能摆脱语言影响，但文字有着自己的特点
文字扩大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对人类文明起着很大作用。因为有了文字，人类历史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有无传统文字，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积累是大不相同的。文字可以记录下人类生产劳动经验，可促使语言条理化和思维精密化。书面语言也就是这样得以形成。文字体系及其发展虽然无法完全摆脱语言的影响，但语言特点对文字特点的形成并不完全起决定作用。中国汉字这种意音文字能如此长期保持并高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受了汉语特点的影响(如词根孤立结构、大量只有声调差异的同音词、有差距很大的方言等)。而同样在中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契丹、女真语言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西夏语言尽管跟汉语很不相同，可是他们采用了汉字式文字，虽在主观上抵抗汉语汉字，然而在客观上仍摆脱不了汉字形制的影响，勉强做到字形不同，而依旧落在汉字格式的窠臼之中。这说明，语言特点不能决定文字的形式和体制。由于各种语言都存在着由时空差异形成的异音现象，而文字的交际社会性又要求文字得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通行性，所以，“文字在表意时，可以跨越某些语言障碍”。[2]还有语言的同音异义现象，文字的字形可起到确定、区别意义的作用。汉语有大量的同音异义词，赵元任曾写过一篇《施氏食狮史》的游戏文章，“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在这里，字形帮助了更好地表义。拼音文字中一些词的频繁运用也使人们不必非通过语音才明白意义，字形也渐渐与概念直接联系起来。文字一定程度上还是对万事万物规律性分析后进行的设计，设计中也一定程度可以体现哲学、经济原则甚至美学原则。新事物大量增加、出现，但事物之间是有联系和有规律的，是“有限的”，汉字基本不用再造新字的极强的构词能力，体现了文学的哲学意义。拼音文字则在“开始”去表现它的简明，仅以几十个字母去代表语言音位，通过字母组合表达语言、意义。另外，一些语言系统中没有或没来得及有的词汇，文字也可以产生新词进入。如汉语中“举措”、“奇特”、“瑰宝”以及成语“杯弓蛇影”、“狐假虎威”、“守株待兔”等都是从文字进入口语的；还有一些词汇如“经济”、“文学”、“同志”、“机械”等等，都是先借用文字再用汉语发音去读而成为汉语口语词汇的；一些新事物如“电话”等语词则是受文字字形表义方式启发而发明的。文字对语言的能动性，应被充分认识并运用到新文字的设计中来。
对语言、文字关系进一步的探讨，各国文字使用事实的证明，文字中的象形、表意、表音特征不再被简单定性为落后或先进，低级或高级。拼音化不再被认为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目前，国际语言学界已至少承认世界文字发展方向的二元化。
再者，文字是社会现象，不仅受语言影响，还受社会其它因素影响。“某个民族在其发展的某个时期所使用的文字的类型和特点是许多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的”，[1]这些因素中每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文字的发展，一些因素则在某个社会阶段对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决定作用。如政权支持下某些民族文字的产生。决定文字前途的主要因素是该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及该文字所含信息量或信息空间容纳力。
(1)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决定了社会对文字的需要程度。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们由许多比较小而分散的母系氏族集团组成，人们借助有声语言就能满足交际的需要。
(2)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指民族文化背景、民族间的历史关系和阶级地位，民族间文化交流状况等。
a.文字的形式和体制，不完全决定于语言特点，也不全靠政权，更重要的是依靠强大的文化背景。
b.文字的产生与所属该社会集团的阶级地位有关系。虽然文字、语言是为整个社会、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服务的，不具有阶级性，然而阶级的影响在文字的历史发展和实际应用上是很突出的。如沙皇俄国曾对处于附属地位的少数民族使用文字实行刁难的政策。
c.民族间的往来、交流使直接借鉴发达文字体系文字的现象得以产生。这种来往、交流也许是宗教的影响，也许是经济的交往，也许是文化的交流。如受印度佛教影响的藏文借鉴了印度的梵文。
d.其它的文化因素对文字的字形风格也有不少的影响。诸如民族建筑、图案装饰等造型艺术特点，民族艺术风格的替换等等。例如，在哥特式风格的繁荣时期，拉丁文的字形变化特别显著:加洛林王朝的右小写字体被哥特式文字所取代。
总之，我们不能绝对地认为，文字是从属于语言的，虽然它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的影响，但语言对文字类型并不起决定作用。文字并不是对语言的全息记录，也不能对语言进行全息记录。一种文字类型可以记录多种语言。拼音文字不一定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共同方向。文字的类型和特点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对新文字，我们应该综合考虑社会各种因素，仅从“文字记录语言、记录语音”这个角度、这个层次去设计、确定文字方案显然是缺乏充分根据的。这就需要我们在重新构筑的更为科学、更为全面的文字理论基础上，为我们的民族语言文字寻找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