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从汉字改革史看“简繁之争”

  汉字问题看似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普及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与学术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振兴和发展，而且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古代汉字崇敬的两重性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礼、乐、射、驭、书、数”中，识字（书）和数算（数）就是当时小学教育的基础科目。汉代的文字学称作“小学”，已经有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内容。
  汉代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表意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从分析汉字形体结构出发，来解释词语的意义，文字学因此成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崇高的地位。对汉字的崇敬，逐渐变成一种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就是这种上层文化观念的集中反映。这种上层文化的观念，对底层文化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对汉字的崇敬，带来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含有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继承的理念，但另一方面，汉字由于被少数人占有，暗含着两个不适合新时代的因素，那就是垄断与复古。
  20世纪初汉字问题三次大辩论的深刻内涵
  20世纪初，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了三次关于汉字问题的大辩论：
  第一次，19-20世纪之交，在普及文化教育前提下发生的切音字运动。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是卢戆章和王照。他们特别强调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汉字的繁难。从这些主张中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
  第二次，20世纪初，在维护国家独立、振兴民族文化前提下出现的汉字存废之争。吴稚晖发表《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世界语）。同年，章太炎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批驳了“汉字落后”论，提出三个论点：(1)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2)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汉字是不能废除的。(3)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这三点，现在已经取得多数人的共识。
  第三次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伴随新文化运动出现的汉字改革思潮。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发表了《汉字改革》一文提倡改用拼音文字。他认为：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有本质不同，这次汉字改革的提出，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它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使中国工农群众能够得到教育的机会。这次汉字改革的思潮，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虽然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他们的声音很高，态度激烈迅猛，但这次改革又是科学慎重的。钱玄同曾说，改用拼音字母需要十年的准备，因此他提出了十项筹备事项和五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章太炎对改革论持否定态度，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
  这三次大争论，两种主张，截然相反，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的，今天看来，出于两种爱国动机——一方面存在反对文化复古与垄断的现代化意识，另一方面，又有保存文化精华，维护民族文化的爱国意识，但都有偏颇，必须互相补充，才能彼此消除片面性。
  两种动机都值得后人钦敬
  这是海峡两岸的前辈共同经历的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却。
  章太炎为代表的维护民族文化、保存汉字改进教育的主张，现在看来是有远见的，后来汉字问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他们不是“保守”。
  怎样看待钱玄同为代表的改革派的主张？应当看到，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改革是初期改革运动的延续
  20世纪中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顺应民意、依靠专家的国家行为。正是因为国家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才能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也由于接受了前半个世纪对汉字问题慎重的态度，在三大任务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全面实现以后，周恩来总理就明确宣布不再实行汉字改革了。
  有人说，简化汉字是“毛体字”，是“极左思潮”的产物，这或许是不了解历史的误解，或许是歪曲事实的荒谬说法。
  简化汉字顺应了信息时代规范化与标准化的要求，必须保持稳定
  由于急于摆脱“一穷二白”的命运，简化汉字的确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且已经成为普及层面古代文化传承和现代文化记载的工具，必须保持稳定。
  目前我们正在对规范汉字进行新的调整，但是是否可以回到20世纪以前的文言文时代，取消简化汉字，恢复繁体字呢？恐怕不能。
  不论在哪个时代，汉字都有一个专业应用领域，这个领域中有属于大量运用汉字、以运用汉字为主要职业手段的阶层，这些人为数仅仅是一般汉字使用者的千万分之一，他们面对海量的汉字，对汉字的科学规律有着极大的敏锐和要求。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在一个文化强盛的大国，90%以上使用汉字的人处在普及层面。汉字是在这个人文社会中被全民使用着也改变着的符号，这种符号系统是否好用，对于这个领域，“习惯成自然”是最现实的原则。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掌握2500-3500字就可以得到一般生活领域几乎全部的社会信息，也完全可以传达现代人复杂的思想感情。简化汉字实行了半个世纪，一旦改变，在文化发展和基础教育上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行的。
  正确对待简繁字的争论
  这里要回答几个问题：
  1.简体字与繁体字孰优孰劣？答：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汉字作为信息的载体的使用，必须经过书写和认读两个互相衔接的过程。而用者对这两个过程中的要求是不同的。认读时要求信息量大、区别性高，也就是繁比简好；书写时却要求迅速、便捷，也就是简比繁好。最优化的办法是寻找一个简繁适度的造型。有人说，现在都用计算机了，书写不怕繁难。首先，汉字真的不需要写了吗？其次，当汉字实现在计算机里，笔画到了18划以上，5号宋体的笔形已经难以辨识，更不用说做注的小5号字了。优劣互补，衡量利弊，孰留孰废，可以一刀切吗？
  2.简繁字之间存在一对多的情况，有人要求恢复一批繁体字，为什么不赶紧做？答：汉字的分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恢复几组繁体字，专业领域内的同志恐怕还会认为是一种修修补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在我国教育的普及还没有完全到位，人民的汉字素质还不很理想的情况下，会在普及层面上引起什么波动，却是很难预料的。至于计算机简繁字自动转换产生的问题，还不都是简化字本身的问题，很多是可以通过扩充和修改词库、设计更多的自动转换技术来解决的，并不会过多地影响海峡两岸的沟通。
  3.照这样说，汉字规范就不能改动吗？答：规范汉字要不断修订。因为社会在变化，用字必然有变化。新地名的产生、新科技概念命名等都有用字问题。但是，在处理一些问题、对某些已经规定的事情做个别调整时，最忌在没有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灵机一动，想到什么就改动什么，结果常常是改了这里，那里的矛盾又显露出来，人们把这种缺乏总体规划的个别改动称为“添乱”。例如一对多的问题，对群众的意见不能置若罔闻，但为了避免“添乱”，应当考虑到全民的需要，尽快加强研究后，再统一改动。这样做，并不是有意违背汉字的科学性，而是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产生新的矛盾，造成社会的波动，将来有机会合理处理这一问题时，产生更大的阻力。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