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在讨论文字符号的任意性概念时，为人类的符号性书写划定了两种文字系统：表音文字系统与表意文字系统；前者指涉西方的拼音语言，后者指涉东方的汉字语言。实际上从莱布尼兹到黑格尔以来，西方学人一直对其所操用的拼音语言及其负载的全部文化传统持有一种血统、民族与地域的傲慢，德意志的这两位哲人巨匠都曾以思者的睿智轻率地对东方汉字语言施加一种贬损性的评价，即如莱氏所言：中国人要花一辈子才能学好书法。不错，睿智者的无知往往来自于他们不经意的种族傲慢与文化偏见。
文字是语言行为的符号性终结，并在语言发生行为的过程中划出了思、言、字的等级序列。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传统及其可具评判性的价值因素最终统统被铭刻在书写的文字中，然后凝固为历史，呈现为价值尺度上张显的神圣与卑微。正是如此，部分西方学者带着一种拼音语言操用者的傲慢与无知嘲讽汉字书写，构成了西方学人对东方的“汉字偏见”。但西方学人并非一如既此，在德里达看来，所谓“汉字偏见”其实就是一种象形文字的偏见，汉字概念铸就了西方人的一种具有幻觉性的想象。西方拼音语言的抽象性与西方形而上学的体系构建交织在共谋中，同步走向精致的逻辑思辨及其规限性与暴力性；也正是如此，后期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建构形而上学的哲学语言陷入于规范的逻辑中，失落了语言的原生态意义，所以海德格尔在超越形而上学追问思与诗的原生态语言时，让他的追问在体验荷尔德林的诗中以此充满了生命的始态魅力，那就是超越形而上学前的诗性思维语言。
从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所关涉的语言学问题来看，在西方拼音语言那里，声音是使意义出场的一级所指，而文字是使声音出场的二级所指，因此拼音书写是嵌放在意义与声音之间的使意思延缓出场的衍生物，鲜活的言谈一旦被书写下来，恒定为一种物质性铭刻，意义便被遮蔽了。也正是如此，德里达为了解构西方的传统文化——形而上学，以凸显西方的拼音文字颠覆了逻各斯中心主义。但无论如何，西方的拼音文字还是在书写中记录且构成了西方的历史与文化。
德里达在崇尚书写——文字以颠覆语音中心主义的逻各斯话语暴力时，德里达及其之后接受、走进解构主义策略的部分中国学者，因此发现了东方的汉字是以书写直接使意义出场的一级所指。在21世纪当下中国如此后工业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意外地重新发现了汉字及其原生态的语言生命力，重新发现了汉字思维、汉字意象是规避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任何形而上学之外的一套鲜活的始态语言。几千年的汉字终于在当下本土的母语言说者之心目中神圣起来。
也正是如此，一批思想着的语言学者在2007年的夏日上海云集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命题为“中国文化研究的汉字转向”的学术对话中，就汉字及其文化传统进行着反思性对话，他们重新发现与厘定了汉字的品质及其承载的伟岸的民族文化内涵。
上海师范大学的陈五云教授认为，此次学术对话是在一种严格的含义域中使用“汉字”一词的：汉字是与记录口语的纯符号——拼音文字相对应的汉民族书写符号，正因为汉字是直接使意义出场，直指历史的本体，汉字以其表意性书写直接承载着丰厚的汉文化民族精神及其鲜活的文化内涵，同时，汉字也正是以其书面语词汇和书面语文法直接打造了汉字思维下的全部中国文化传统。
汉字是中国汉语操用者的思维形式，书画同源，汉字思维的意象性决定了在中国文化传统内部没有构成体系化的形而上学，因此，汉字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本体论的暴力话语，在道家哲学那里表出为一种诗意性、体悟性与审美性的宇宙终极猜想话语。
此次与会学者认同了复旦大学申小龙教授和中国海洋大学的孟华教授提出的以汉字为中心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所划定的四次重要的转型：第一次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典籍文化取代此前的“巫史文化”所遭遇的典籍文化转型；第二次是以许慎为代表的小学（汉字文化）与经学共同构成的中国精英文化的核心要素，即小学转型；第三次是“五四”的“去汉字化”通过颠覆汉字与文言以破坏传统文化的“去汉字化”转型，这次转型导致了文史哲及其各个学科内部的分离，并形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汉字拼音化及汉字书面语的欧化；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以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代表的“再汉字化”的思潮，此次思潮彰显了汉语汉字的人文性思想，90年代的字本位理论是这一转型的深入化。的确，不同于西方的拼音语言，汉字不是纯粹的语言记音符号，也不是一种记音的语言技术性表达，汉字本身就是意义，就是文化，汉字本身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民族精神一体化为血脉不可分离的整合体。说到底，“再汉字化”的转型呵护着汉字汉语的民族文化传统与丰厚的人文思想，这种汉字独特的人文精神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铸就了走向世界的中国语文精神。此外，申小龙教授也进一步论证了文化语言学的“汉字为本、以神统形、散点透视”的语言学范式。
孟华教授认为由于汉语独特的表意体制，实际上可以被界分为两套汉语：一是异质汉语，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操用的方言口语，由于方言口语受限于声音的差异性，同在汉语语境下持有不同声音的汉语方言口语者是难以进行勾通与交流的；一是同质汉语，即超越方言的书面语、官话或雅言，它的同质性是依据汉字的规范而形成的。对这种汉语的双轨性，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不给予本质上的界分，往往以同质化的书面汉语研究取代异质化的方言口语汉语研究，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学界为其定义在“语文学”或“小学”的际域中。在一个时期内，来自于西方学界的语音中心主义语言学观成为汉语学研究的支配性理论形态，人们在汉语研究与汉语教学中的“去汉字性”及淡化汉字的语文性背离了汉语言说者的双重语感及汉字所负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从而导致了汉语人文精神的失落。
传统汉字本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此次学术对话中得到了全体学者的认同，厦门大学的苏新春教授提出，历史在汉语、汉字与汉文化之间驻留着一种原生态的依存性张力关系，汉字作为负载古籍文化的母体，其是汉语栖居的家园，倘若去掉了汉字之本，汉语的人文性也将随之消失殆尽。复旦大学的杨乃乔教授认为，无论如何，西方宗主国从世界的经济殖民性掠夺延伸到文化扩张的后殖民性全球化时代，拼音语言被打造为跨民族、跨国家与跨文化的普适性国际公共标准用语，因此拼音语言的暴力性不仅是为西方文化内部铸造了坚挺的形而上学，也遮蔽了拼音语言之外的写意文字及其人文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汉字书写的失语。复旦大学的袁进教授在“近代欧化白话文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早在晚明清初即出现了汉语欧化的迹象，这种迹象导源于新教传教士在汉语本土的传教活动，认为汉语拼音是传教士首先发明的，清代白话运动受到了西方传教士欧化白话的影响。袁进在反思汉语的欧化渊源时，来自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建筑学博士庄岳再度把自己的思考带入到中国古典园林的汉字精神中去，庄岳提出中国古典园林的创意在审美的主旨上体现为汉字的“用典”，实即围绕着汉字的“意”与“象”结构成了一种阐释学的活动，汉字精神铸就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诗性品题。
当下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全球化时代，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朱磊博士认为应该在语言学的文化比较研究视域下诠释汉字的内在品质。西方的写音文字与中国的写意汉字两者所各自负载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气质，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形成了普适性语言文化思考的间性因素，汉字思维、汉字精神、汉字意象与汉字文化正是在西方语言文化之傲慢与偏见的参照下，反而独显其本真的民族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