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本报记者熊彦清
受访人:李宇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段 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现代部分:
我国目前的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读书报:如今是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中国的语言文字发生了哪些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语言文字规划与保护工作有何特点,面临哪些特别的挑战?
李宇明: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语言文字工作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为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需要解决的有关语言的问题还是不少。例如:第一,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很多人为了让孩子说好普通话,从小就不跟他说方言,方言传承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一大问题。第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濒危。濒危现象很多是在历史上就发生的,而今大家提倡“语言资源观”,就更加关注这一问题了。语言濒危的原因很多,当前重要的是要了解各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学习状况,同民族同胞一起研究,找到有效解决的路径。第三是母语和外语的矛盾。第四是外语教育的语种过于单一,英语独大,而其他外语的学习与应用,缺乏战略层面上的设计。第五是由互联网构建的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问题。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保证我国及国内各群体不被信息边缘化。目前,互联网上的中华语言资源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占互联网所有信息的比重看,还是相当不够的,英语信息仍然占据互联网信息资源的60%以上。
这些矛盾需要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来解决。国家语委提出一种新的理念,就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在新世纪,必须解决好语言问题,处理好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达到语言生活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语言规划一般包括两种,一种是语言的地位规划。比如,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在教学领域、传媒领域要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再如,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少数民族语言在民族自治地方是通用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地位规划。第二是语言的本体规划。例如,在规定了普通话的地位之后,还要把它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等方面规范化、精细化。许多民族语言也都有规范化的问题。现在看来,光有这两种规划不够,还要有功能规划,区分语言使用的不同层面,合理发挥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外语等在不同层面的功能,使其各得其所,各展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