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可以说，不了解异域语言，也就无法了解异域文明，更无从了解我们和异域文明的交流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些语言的研究情况如何？
段晴：对异域古代语言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因为这后面意味着巨大的学术投入，广博的基础面，学者们数十载的精力投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拥有多种古代语言学科。北大外院为西亚古代的楔形文字，以及古代语言阿卡德语、赫梯语、古希波来语等都设有教席。这些语言对北大所有本科生、研究生开课。特别是印度古代语言梵语、巴利语还设有独立的教研室，可以招收本科学生。在外院以外，哲学系的靳希平教授，年轻的徐龙飞教授还对全校开设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历史系的彭小谕教授开设教会拉丁语。历史系的女教授颜海英从事埃及的象形文字研究，成绩斐然，也在北大开设古埃及文字的教学课程。一些从事古代语言研究的教授的水平在国际上都是很知名的，例如东语系的拱玉书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楔形文字专家。除了北大，复旦大学也开设有古代语言的课程，其代表如黄洋教授等。
但是整体来说，我国对异域古代语言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缺乏应有的基本面。所谓基本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种的数量，二是从业人员的数量。仅以我比较熟悉的梵语为例，在德国，印度学的教席（包含梵语）的确比以前有所减少，但是德国仍然有30所以上的大学设有梵语的教席，开设从本科起的梵语教学。而中国，唯独北京大学设立了梵语教学。在中国，能够从事梵语文献研究的人寥寥无几。虽然这区区几人，也完成了大部头的工作，比如社科院黄宝生教授领导的团队完成了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但是，至今我们没有一部梵汉辞书。世界上唯一一部梵汉日辞书是日本人在上世纪初期完成的。
同时，研究西方哲学必不可少的古希腊语、拉丁语，在北大外院没有独立的教席。在日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甚至不比西方差。他们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系统，而我国因为语言的问题，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至少没有日本系统。再比如，涉及基督教发展史的古叙利亚语，在中国也几乎无人通晓。在丝绸之路上，曾经有过24种语言，17种文字，虽有中国学者能够掌握其中几种文字，但是，还是有些语言的研究在中国至今没有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