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期间，周先生和几位高校教师有机会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在这些高校老师中，有华东师范大学的詹鄞鑫教授，潍坊师范专科学校的冯寿忠教授、浙江财经学院的何华珍博士、青岛海洋学院的王晖副教授和笔者等等。当时达成的初步意见是，由我负责编辑将于2004年出版的《汉字书同文研究》第五辑；计划于2003年出版的第四辑由浙江财经学院何华珍博士任主编。到了2002年11月份，周先生来信问我可不可以出任第四辑的主编，因为那时何先生的工作任务和学业都很繁重。说实话，提前一年做这项工作，我心理准备有些不足，所以一直到2003年元旦前，我才考虑好这个问题，给了周先生肯定的答复。在这样一个时刻接受这项任务，对我个人来说是个挑战，但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编辑工作刚启动不久，“非典”[1]就来了。论文集编辑的关键时刻，也正是“非典”肆虐的非常时期，这给编辑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首先我不能出学校的大门，只能靠电话和电子邮件跟外界联系；别人也不能到学校里面来。与作者的联系，与印刷厂、出版局的联系等都受到了限制。记得那时我要复印出一些底稿审阅，由于不能出学校的大门，复印店的人就只能从铁栅栏的缝隙中把复印件递过来。当时学校大部分课程都已经停了，住在校外的老师也不让到学校里来了。整座教学楼显得空空荡荡。我住在校内，天天在教学楼审稿、改稿，在一定要编好书同文研究论文集这一使命感的驱使下，紧张地埋头工作，居然一点也没想到“非典”的存在，丝毫没有感到“谈‘非典’色变”的恐惧。
当时，又正赶上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的申报和评审。人民大学初选入围。我个人负责单位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要准备大量的材料和资料，迎接有关部门的考察。这项工作也占去我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是我始终把主编汉字书同文研究的论文集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不敢有丝毫懈怠。
周先生在2003年5月26日的来信中是这样写的：“非典干扰下, 您在百忙之中坚持编好论文集, 功莫大焉, 十分感谢。由于受非典影响, 今夏研讨会可能也会受到干扰, 我们要作好两种准备的预案：a. 正常举行, 现正在准备中；b. 可能有变化, 要在7月1日大中学校放假前发出补充通知。”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当时“非典”形势的发展还不明确，我们还是没有放弃论文集的编辑和会议的准备工作。
在《汉字书同文研究》第四辑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香港鹭达文化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可是在申报印刷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困难。北京有关出版物的审批手续非常严格，对于境外或者港台书号，出版局要审查全部书稿，并且要全稿备案。书籍出版以后，除了出版局留5本备案以外，必须在出版局的监督下，全部返回香港外销。这中间反反复复的过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四辑的稿件来源，一是由周胜鸿先生向有关专家或海外学者个人约稿；二是书同文研究学术沙龙成员撰写的稿件；三是约稿公开信发出以后陆续收到的稿件；四是前一年在第三辑编辑中，由于技术等原因留下来的稿件；五是由主编组织的稿件。
可以说当时收到的稿件质量是比较高的。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研究文章，都是作者潜心研究的心血和成果。按照文章的内容，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直接讨论书同文的，包括：实现书同文途径的探讨；实现书同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论证；就某一组字提出具体的调整方案和设想；对书同文研究的建议等等。二是汉字理论和汉字本身的研究。三是繁体字和简体字、异体字的对比研究和相关研究。四是汉字编码、信息处理方面的应用研究。五是汉字教学，包括对外汉字教学和母语习得者的教学研究。
对论文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根据计划的论文集总字数，对部分文章在篇幅上做了适当的删减。有的文章有些图片，或者文字，主编者认为可以删减的，就做了适当的删减，这样做是为了尽量节省版面。二是文中涉及的学术机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名称有误的地方。比如1954年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有的稿件中写成“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实际情况是1952年6月5日，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在54年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4年底，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再比如《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有的论文写成了《第三次简化汉字方案草案》。“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有的论文写成了“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等等。三是对原文的繁简转换和补充等一些加工工作。有的海外作者的文章是用繁体字写成的，我把它转换成了简体字；还有的文章是讨论繁体字和简体字对比的，可是相应的繁体字，由于技术和字库的原因，在原文中没有，需要找相对应的字体补充完整。四是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作了必要的修正，主要是使论文集不违反国家相关的政策和规定，比如对一些评论性文章中过激的言词做了一些修改；又比如在关于“汉字简化”是否已经终止的问题上，“拉丁化或者拼音化”方向的问题上，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和理解。1986年6月，国务院在批准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时候，提出“今后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的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这段话并没有明确提汉字简化工作不再进行，而是指出“要持谨慎的态度”，而且在保持汉字稳定的前提下，并不是不可以搞，至于范围有多广，规模有多大，那应该是另外的问题。1992年10月14日，江泽民同志就语言文字问题谈了三点意见，其中之一是“贯彻国家现行的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汉字简化的方向是不能改变的。”各种印刷品、宣传品、尤应坚持使用简化字。（其他两点，一是海峡两岸的汉字，当前可各自维持现状，一些不同的看法，可以留待将来去讨论。二是书法是一种艺术创作，写繁体字还是简化字，应尊重作者的风格和习惯，可以悉听尊便。）目前一段时间，尤其是80年代以后，汉字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是不是就可以说汉字的简化已经终止？这个终止是事实上的终止？还是国家明令终止？还是个人认为的终止？我们不能贸然作结论。因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教育程度的普及和提高，汉字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五四”时期或者建国初期相比，人们的用字情况截然不同了。所以大规模的汉字简化运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现阶段，大规模的汉字简化运动似乎没有必要了。但是不是汉字字形就这样一定终身了呢？恐怕也未必。对这些学术问题，我们最好全面了解情况，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最好不要一概否定过去或者臆断未来。
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需要或考虑，在第四辑的编辑中，对收到的论文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处理。[1] “非典”，全称为“非典型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医学上称为“SARS—severe/sudden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是一种因感染SARS冠状病毒而导致的致命性呼吸道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