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剑艺等：汉语基本结构单位名称嬗变考

　　现在人们一说到汉语中的“字”和“词”，首先的印象就是：“字”是指书面上的那种方块形体，而“词”则和西方的word一样，是指语言中的基本结构单位，并且“字”是中国！日有的，“词”的这种意义和用法则是后起的。这无疑是对的。但有的人却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没有词”，并且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颇为流行也颇为迷惑人的论调。这种观点的唯一证据就是：“词”的概念是受西方语法学影响才有的。这一点又进一步成为有些人拒绝西方语法分析术语和方法的理由，认为“字”是中国的土产，代表着中国特色，用“字”来分析汉语语法足够了。可是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古代没有这种“词”之名，但却不能说没有“词”之实。“词”的实质既然是指语言中的基本结构单位，那么这样的语言单位就是任何语言都应具备的，它的特征就是：具有特定的语音形式，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可以独立充当造句成分。试问：我们汉语从古至今又何尝离开过这种单位？要是连这样的单位都不具备，它还称得上语言吗？这种单位作为客观存在来说就是一种“实”。至于这种单位在不同语言中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具有什么语音上的或书面上的特点，应该叫个什么名称更为合适，则是另一回事了。

　　前面说过，我国在先秦是用“名”和“言”表示我们语言中的基本结构单位的，口说叫“名”和“言”，写下来也叫“名”和“言”。“名”和“言”实际就是当时语言中的word之名。“字”这个词虽然老早就有了，但它的早期意义和用法却跟语言单位毫无关系。它跟语言单位产生瓜葛，是从指称文字上那种“形声相益”的合体结构开始的。有了这一步，由于合体字在汉字中占多数，它很快取得了指称所有书面形体的资格，把本属于“名”的这种权力给剥夺了。由于“字”在当时跟“名”或“言”在声音和所指方面有着一致性，是语言中的“名”或“言”的书面化，于是“字”又得寸进尺地取得了语言基本单位名称的桂冠，不仅用于写，也可用于说了（不过这是秦以后才有的事）。如《文心雕龙·章句》：“人之立言，因字而成句”，其中“字”就是指语言单位而言，是继“名”、“言”之后兴起的word名。西方语法学一开始传入中国时，我们就是用“字”来对应其word概念的。我国早期的文言语法著作也都是把“字”作为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概念并用于分析汉语文言的，如《马氏文通》就把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分为“实字”、“虚字”两大类，并进而分出“名字”、“动字”、“静字”、“介字”等九类。我们不仅把自己语言的基本单位叫做“字”，也把人家语言的基本单位即外国单词也叫做“字”，同理把人家解词的工具书dictionary叫做“字典”或“字汇”，如《英华新字典》 （1907年）、《英汉新字汇》 （1915年）、《法华新字典》（19102）、《德华大字典》（1920年）等。可是后来我们渐渐发现，用“字”来表示我们语言中的基本结构单位，越来越不合适了。这种不合适绝非用西方语言学观点看出来的不合适，而是我们语言自身的内部发展变化造成的，具体说最要紧的只有一条：我们语言中的基本结构单位在语音形式（音节数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单位在古代基本上是单音节的，比如《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吾日三省吾身”，“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克己复礼为仁”。不难看出，当时的一个音节，即一个字，足以表达一个完整概念。我们说“古汉语词汇单音词占优势”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并不是说没有复音词，只是占的比例小而己。为了证明这种比例，有些细心的专家学者对一些古籍的词汇进行了统计。向熹统计《诗经》中有复音词1329个，占全部单词4000多个的百分之三十弱^[2](p28) 。陈克炯统计《左传》中有单音词2904个，复音词只有788个^[3]。赵克勤统计《孟子》中有单音词1565个，复音词只有713个，且还包括人名197个，如果再扣除地名。书名等，普通复音词只有500个左右；另一方面，《孟子》中的单音词使用频率高，使用十几次、几十次的占很大多数，有的甚至使用几百次乃至上千次，而复音词使用十次以上的只有24个^{[4]( p17)}。复音词不唯所占比例小，使用频率也比复音词低得多。此足见“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单音节词占优势，也就可以说，古汉语以及文言文是一种以“字”为本位的语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概念的不断增加，双音词越来越多，到唐朝，韩、柳古文与《左传》相比，同样的篇幅，复音词数量已是过去的两倍半^{[4]( p17)}，几乎要与单音词抗衡了。文言还是有意仿古的，贴近日语的唐代变文以及宋元白话，双音词占的比重更大了。再到后来，尽管由于官方的提倡和科举考试等方面的需要，文言文仍占据着书面语的正统地位，但在实际语言中，已逐渐变成双音词的天下了。古代本可以用一个音节表达的概念，后代却宁愿用两个音节，例如：

        父——父亲，姑——姑姑，兄——哥哥，弟——弟弟，桌——桌子，窗

——窗户，房、屋——房子、屋子、房屋，日——太阳，月——月亮，援——支援、增援、援救、援助，静——安静、背静、僻静、寂静、平静、清静、肃静、文静、镇静，安——安插、安定、安放、安分、安宁、安排、安全、安逸、安置。

后起的概念，则更是用两个音节表达了，例如：

        思想、感情、思维、意识、精神、规律、价值、分解、化合、机器、导

    弹、卫星、汽车、火箭、火山、海参、海绵、海蜇、水果、水族、水手、电

    阻、电流、光年、光合、海拔、焦距、静脉、动脉、昆虫、煤气、免疫、水

彩、水利、天体、化学、物理、元素、原子。

到今天，人们为新事物新概念命名，除不得己采用短语形式外，尽量采用双音节形式。人们为什么不说“出租车”，而宁愿使用“面的”、“轿的”，恐怕与此有很大关系。许多短语形式的名称，也尽量简缩成双音节的，如“扫盲”（扫除文盲）。“打假”（打击假冒伪劣）、“打私”（打击走私）、“商检”（商品检验）、“商风”  （商业作风）等。这说明词语双音化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语言基本结构和概念单位的复音化趋势，标志着汉语由字本位语言向词本位语言的转变。

　　现实语言中的基本结构单位的语音形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 l个字· l个音节·1个概念”的格局，变成了“2个字·2个音节·l个概念”的格局。这种变化由少到多，量变引起质变，概念的语音形式（音节数量）跟“字”的对应关系也就打破了，再把这样的语言单位叫做“字”就不合适了；恢复“名”、“言”也不行，因为“名”和“言”的语音形式也是以单音节为基础的。于是我们便把自己语文中旧有的“词”请出来，赋予它新的意义内涵，让它充当音节形式发生变化后的语言基本单位名称，而让“字”只表示一个书面上的方块形体（或口语中的一个音节），至于这个方块字（或音节）能不能表达一个完整概念，就不加详细界定了。这就适应了新的形势，避免了让“字”一名而兼二实而容易引起的混乱。由于“词”不受音节多少的限制，于今它可以自由地指称大量双音词及多音词，于古也可以指那种单音节的“名”或“言”，对外又可对应外语中word那类的单位，用起来极为便当。所以让“词”代替“字”来作为我们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名称，是我们的语言发生了内部变化的必然结果。“词”概念的确立，顺应了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语言学的一大进步。

　　我们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在音节数量和概念意义的完整性上跟“字”形成的差异，也就是“字”和“词”的区别。我国最早确立“词”的名称并阐明“字”和“词”的区别的，是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书中将词分为九类。上古汉语基本上一个字就是一个词，因而用不着讲“字”和“词”的区别。到后来文言文与口语差别越来越大，如果说文言文不讲“字”、“词”之别还勉强可通的话，口语不讲就不好办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传统就是重文言轻口语，即使有对词汇或文法的分析，也是面向文言尤其是传世经典的，日语或白话作品一向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书面语上的正统地位，如果再不讲“字”、“词”分别的话，那简直是自绝于时代了。有了事实上的“字”、“词”差异，也就有了理论上的“字词之辨”。汉语的“字词之辨”，实在是中国历史和语言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

　　从工具书方面说，在语言事实中没有或基本上没有“字”、“词”分别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区分“字典”和“词典”的必要。《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在当时既是字典又是词典；外语没有“字”、“词”之分，他们的dictionary，我们一开始多称之为“字典”，后来多称之为“词典”，名称不同，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我们的《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就不同了，《新华字典》如果改称《新华词典》（按：的确有这部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如果改称《现代汉语字典》，马上就变了味。什么是字典，什么是词典，连小学生也不会弄混的。“字典”“词典”分别的必要，反过来证明了汉语区分“字”“词”的必要，也证明了在语言学上讲究“字词之辨”的必要。

　　“字词之辨”古代没有，所以不是从祖宗那里搬来的；“字词之辨”外国没有，所以不是从洋人那里搬来的。现在什么都讲特色，“字词之辨”跟古代相比，它是现代特色；跟外国相比，它是中国特色。否定了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中国现代特色的汉语和汉语语言学。

 

 

参考文献：

[1] 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向熹.《〈诗经〉里的复音词》[A].《语言学论丛》[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 陈可炯.《左传词汇简论》[J].《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1).

[4] 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