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汉字最初叫什么？是不是就叫“字”？绝不是的。汉字最初是叫“书”。“书”做动词时是指书写，书写下来的文字因而也叫“书”。书写用的工具今叫“笔”，古叫“聿”，“书”的繁体“書”就是从“聿”取意的，所以书写之前先有笔在。传统的毛笔，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明并使用了。唐兰先生指出：考古发现，殷虚出土的卜辞“明明有书写而未刻的卜骨，并且有朱书的玉器，很明显的都是用毛笔写的”[1](p62)。这说明甲骨文就有先写后刻的，用毛笔写字甚至比用刀刻字有更悠久的历史，所以“书”应是我们文字最早的笼统叫法。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我们的文字是仓颉造的，先秦典籍如《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每见有“仓颌作书”的说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也说是“仓颉初作书”。“作书”就是今天说的造字。《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好书”就是爱好文字。传说仓颉为黄帝史官，也有说更早的，那么“书”应该是远古原始社会就有的名称。《周礼》六艺有“书”，各种结构的文字通称“六书”，应是存古的说法。
古代又把用刀刻划叫“契”。我们说笔写比刀刻甚至更早，那是就文字书写方式而言的。实际上，文字产生前，人们就用刀刻以助记忆了，但那不过那是一种记事方法，并且除了契刻记事还有结绳记事。契刻记事最重要的莫过于记数，因为数目是很难记忆而又最易引起争端的事情。所以为数不多的表示数目的字的来源，确跟契刻有很大关系。待大批的文字产生后，书写方式则成了刀笔并用，“书”“契”并举，如《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于是“书契”又成了文字的通称。
文字从总体上说是源于图画的，早期的文字显然多是简单地描摹有形事物的形状的。许慎《说文解字·叙》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实际上，后来合体文字也称作“文”。所以本象分理交错之形的“文”，继“书”之后，也获得了文字通称的资格。文字称“文”，应该是周朝中后期的事。《论语·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阈文。”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朱熹注：“文，字也。”《左传·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杜预注：“文，字。”又《昭公元年》：“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又《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杜预注：“文，字也。”这都是历史上用“文”来称文字的铁证。
用“字”来称文字，是很晚的事。许慎《说文解字·叙》谓：“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唐兰先生认为许慎这段话中的“其后”两字是“后世”之意，实际是指汉代，“因为汉朝人一说到‘字’，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后起的，所以郑玄说‘古曰名，今曰字’。” [1](p69) 许慎本是用“字”来跟“文”相对，既区别时间的先后又区别结构上的独体和合体的。但就在《说文解字·叙》里，“文”和“字”的界限也不是处处谨严，如“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的“字”就是不别独体、合体与时间先后的。这说明至迟到汉朝，“字”和以前的“文”一样，也获得了文字通称的资格。并且“文”“字”连用的“文字”，也成为文字的通称，此称始见于秦朝，有传世的秦始皇《琅玡台刻石》“同书文字”为证。清·顾炎武《日知录·字》经过考证指出：“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以文为字乃始于《史记》。秦始皇琅邪台石刻曰：‘同书文字。’……此则字之名自秦而立，自汉而显也与？”
我们由文献史实得出的结论是：“文字” “字”仅是秦朝开始才有的叫法。不过有一个例外需要辨明一下，那就是《商君书·定分》出现了“字”指文字符号的用法，并且是两处，如：“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可是高亨《商君书注译》在《定分》这一篇的“解题”中开宗明义就指出：“这篇不是商鞅所作。”高亨的理由是文中有 “丞相”字样，而丞相之称是商鞅死后三十年后才有的。这应该是确凿证据。另外我们看到，此篇是《商君书》最后一篇，内容和语气也不像商鞅时候的，反倒更像秦统一天下以后的，如：“天子置三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此足证《定分》一篇为后人舛入无疑，说不定就是汉初人手笔。因为秦以前的其他典籍中并未发现拿“字”作为文字通称尤其是作为个体文字符号名称的例证，而这正是汉代人的观念。所以《商君书·定分》中“字”的这两例特殊用法，不能用来证明先秦己用“字”来指称文字个体单位和语言基本结构单位，反倒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篇不是商鞅手笔，而是秦汉人所为。
汉字的结构分：上下、左右、半包围、左中右、上中下、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