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个学工程的人，一直在台湾工程界服务。上世纪八十年代，用计算机进行中文打字在台湾开始流行。当时台湾使用的输入法只有两种：一种是注音码；另一种是仓颉码。注音码是在键盘上加刻注音符号“ㄅㄆㄇㄈ……”；仓颉码是设定 “日月金木……” 等中文字母。二者都与键盘上原有的“ABCD……”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字码与码元间缺少有机的映像关系，不易记忆。于是我开始摸索，自创字符输入法，强调字码与码元的关连。自己试用之后，觉得并不理想，于是认定这是汉字本身的结构问题，从此开始了我对汉字优化的研究。
我的汉字优化研究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研究理念
我认为汉字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产物，字量庞大，字型驳杂。要研究它，须从全面性的宏观着眼，微观性的计量着手，从统计的资料中分析、推演、归纳，从而得出若干结果。这样做较为踏实，并可理清汉字的全貌。
二、汉字部首的定位
通过对近2万个繁、简规范字的部首归属统计，发现部首其实可在单字的字头或字尾寻找，不必在字的中间摸索。为着检字方便，我以为部首须以 “据形优先、据义其次” 的原则来定位，而且部首的数量也可缩减至约175个。我把大陆7,000个通用字及台湾13,051字一一编部实验，证明“首尾检字法”为可行。初期论文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文信息》上发表。
三、汉字形声功能的研究
我利用计量法，研究6千多个通用字的形声功能，并从而探讨汉字音变的原因。我逐字统计了音符与本字之间的韵转与声变。统计资料显示声变较韵变为大。不计声调及介音时，形声字的表音功能约为52-55%；若计及声调及介音的变化，则远低于此数。
探索形声字的音变，约有三个方向：第一可由发音部位及语音性质探讨；第二可比较方言及国语的差异；第三可由语音史上去追根寻底。
我认为欲恢复汉字的形声功能，必须使声符合理化。这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常用字声符的重组或改进；二是次常用字读音的通俗化；三是声符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我们要认定汉字形声功能的式微，是历史的必然，不必对它有所苛求。
四、两岸汉字字形的比较
在以上三项研究的基础上，我对7千多个两岸通用的规范字，作了字形异同的统计。把大陆规范的通用字与台湾规范的常用字，作一对一的比较与分析，从多种角度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提出一些资料作为讨论繁简规范字统合的参考。我以为这是两岸走向汉字书同文过程中一项必要的前期工作。
由统计可证，繁、简体的差别，实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大。依我的静态统计，在7千多个通用字中，繁简体字形完全相同的占了64%；若再加上笔划略有差异的2%，与只部首不同的13%(繁简体部首的差异，只有几个，极易辨认)，则繁、简体字形完全相同及相差不多的比例，高达 80 % 左右。
五、汉字字量问题
连异体字在内，汉字的总数已超过10万个，而日常使用只须几千。因此我们要在汉字整理与分级规范上，寻求“最适量”(Optimized)的字数。
有人说汉字“生而不报，死而不葬”，因此留传下来的字量愈来愈多，其中大多是异体。另一种更适当的说法，如台湾文字学家趙友培氏所说：“字无生死，只有行废”，也就是说汉字一旦出生就不会死亡，汉字只有用(行)与不用(废)的区别。
汉字编码的范围究须多大，要依编码者所设立的目标而异，这应该是没有争论的。重要的是：规范字的分级，是否做得好？例如，所用样本资料的时代性、字频的统计、异体字的认定、分级的级数、每一级所含的字数等等，都是庞大的文字整理工程，而且可能每三十年须要更新统计一次。
有人估计，汉字从古到今，常用字都在5千左右。尤其今天汉字已成语素文字，而且汉字组词的能力很强，5千个字应是够用的。
至于欲阅读古书，可能须认识较多的汉字。但正如 “科普”的大众化一样，阅览由专家编写的“古普”(古籍精华简介，坊间已有一些著述)，可能是有效的替代方式。
六、繁简体的统合问题
繁简体二者各有优劣。预计在相当时期内，繁、简体仍是并行不悖。我认为目前应先行解决繁简体的正确对译问题，避免发生“皇天後土”之类的笑话。其方法是除去异体字之外，大陆的规范，不妨增加一些必要的繁体字。长久之计是两岸相关学者共同协商，拟出一个统合繁简体的共享标准字，开创历史上新的汉字书同文局面。
七、汉字的优化
从汉字发展史看，书写工具常影响汉字的字形变化。如果没有毛笔的发明，可能不会有篆隶之变。今天计算机作为书写工具，对于结构过于复杂、无法拆分的汉字，势必要求优化。汉字字形必须进一步改善，几乎已是定论。我以为倘若一个汉字，它的形、音、义之间缺少关连，或是它的字形结构过于繁复，难学难记，这类汉字就得考虑加以改进。
我以为现阶段的文改，应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那就是现行汉字的优化。这是最可行的一条路。而且汉字的改进，是以保持八成不变的方式进行。《说文段注》中说：“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 这里所谓“仍之”，即保留之意。台湾一个文字学家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文改最好以“八分”的方式进行，亦即保留八成不变，二成省改的方式。
相对于拼音文字而言，我赞同潘德孚先生的理念，认为汉字是拼形文字。对汉字要注重字形研究。我的设想是，能否用350-400个左右的汉字基元，依统一的标准笔序，组成常用通用字，用于汉字教学和计算机编码输入。基元即部件，是汉字的基本结构单元，可看作是汉字字母。我经过统计发现，有些基元在繁简体常用字中，只出现一至二次。我以为这些低频低效的字母，最好能设法用他元取代,以减少基元的数量。
以上所叙我对两岸汉字字形的比较和繁简体的统合问题等的研究，可说是和汉字书同文的课题旨趣密切相关；但我原来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竟有个民间学术沙龙，她的成员们多年来均在潜心研究汉字书同文问题。
我曾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发表在自己的个人网站内，另外，又把其中的几篇主要论文链接到了《北大中文论坛》上。2005年1月间，我忽然接到一封署名陈明然的电邮，主题是“请赐大作”。大意是要我把链接在北大网站上的《繁简体规范字的比较》一文传送给他。我和陈先生素不相识，至今也还没有见过面。但出于礼貌，就把该文传给了他。后来才知道，原来明然兄是《汉字书同文研究》第6辑的主编之一。拙文经修正后，以《两岸汉字字形的比较和分析》为题，收入了由周胜鸿先生和明然兄共同主编的《汉字书同文研究》第6辑内。
明然兄在通信中告知我有关《汉字书同文研究》及网站专栏的情况，并把丛书的编委周胜鸿、沈克成、何华珍、冯寿忠、俞步凡、孙剑艺、戚桐欣，倪永宏、李禄兴、胡敬禹等先生向我作了简要的介绍。同时告诉我：“历次参加‘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的专家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詹鄞鑫教授（博导）、徐莉莉教授（博导）；深圳大学副教授张林涛博士；台湾铭传大学副教授王敏東博士等。” 通过这些讯息和对书同文研究专题网站的浏览，我对汉字书同文研究这个民间学术沙龙的专业性，总算有了基本的了解。
其后明然兄详细校正我的文稿，真是巨细无遗。我们曾数次通过电邮，互相比对。他的细心核稿令我感动。后来我给他一封谢函，内云：“比较两岸文字字形困难之处，是目前两岸并无统一相同的内码，只靠微软的Ｕnicode传输比照。而且不少字不在对方的规范之内，必须有所添列，这也增加了二者对照的复杂性。文稿内繁简并列，若非你细心校阅，必是错误百出。特此向你表达谢意。”这是我与书同文学术沙龙结缘之始。从此，我常通过他继续和书同文研究学术沙龙保持联系，迄今未断。
2005年3月间，收到第八次汉字书同文学术研讨会的邀请。可惜因为个人原因未能成行。2006年2月间，周胜鸿先生给我寄来《汉字书同文研究》第6辑，并附书函。收到书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封面设计清新可喜，篇目井然有序，可见编者的用心。周先生在来信中鼓励我多参与书同文的活动。我随即覆函致谢，并说我对他倾力主持此项民族大业的研究，深为钦佩。去年《汉字书同文研究》第7辑征稿时，我曾把我的《繁简体统合概论》一文，透过明然兄寄与主编参考。今年１月，收到明然兄的通知，说第７辑的出版因故推迟了，拙文将被收入这本《纪念文集》，并发来了编辑后的文稿让我校对。对于《汉字书同文研究》丛书编委会对拙作的关心和厚爱，我自然是十分感谢的。
然而我因故未能参加每年举办的讨论会，甚为遗憾，只好藉此园地，漫谈一番我对汉字书同文研究的片思断想，希望藉以与文友作远距离的交流，并期待大家的回响。我相信在讯息交流中，大家对于汉字功能的提升，全球书同文的实现，都有共同的期盼。
李牧先生，台湾退休工程师，现定居加拿大。E-mail：meiflee@hotmail.com 。
李牧先生真是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