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中国风”呈现了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特殊状态
我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不仅当代艺术和音乐中有“中国风”，从近期影视创作来看也有“中国风”的现象，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也在增加。
新世纪以来带动中国电影产业崛起的重要类型就是古装武侠大片，这本身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运用了很多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元素，这些中国元素也有迎合海外观众的意思。不过，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了《红高粱》、《霸王别姬》、《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电影，所呈现的中国满足了西方人对“专制中国”的想象，当时批评家非常自觉地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批评这些作品有自我东方化的嫌疑。现在几乎没有人会用东方学、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古装武侠大片，这中间人们对于文化的想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包括“中国风”在内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状态。
如果说80年代是通过批判中国传统和文化来拥抱现代化，那么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这些传统和文化又成为我们自身的主体身份和文化认同。而新世纪以后，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不再专指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两种文化在消费主义的舞台上“和谐共存”。20世纪曾经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化=封建文化”、“西方文化=殖民文化”的逻辑不成立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也可以“各美其美”了，这是“中国风”得以出现的前提。
第三个问题：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文化被极大地泛化了，不仅当代艺术、音乐、电影是文化，吃饭、理发、穿着都是文化。二是文化具有了包容性，呈现出一种多元和差异状态，比如既可以吃肯德基、麦当劳，也可以吃韩餐、日本料理或者泰国咖喱饭等，比如音乐上人们可以选择听“中国风”，也可以选择听“日本风”、“印度风”等。齐泽克曾经说过一个例子：麦当劳最初进入印度的时候，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抵制，原因是麦当劳用牛油来炸薯条。很快，麦当劳就发表声明说印度的炸薯条绝对不会再用牛油，于是人们不再抗议麦当劳进入印度。这件事可以看成麦当劳这种跨国公司对于印度本土文化的尊重。齐泽克的追问是，人们只愿意看到麦当劳乖乖地向本土文化妥协，而根本不关心麦当劳恰好是通过认同印度文化从而实现了全球扩张的事实。
冷战之后大概出现了三种描述世界的话语，一种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资本主义化成了历史的唯一道路；第二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冷战意识形态被各大文明之间的对抗所取代；第三种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也就是全球在政治经济上是一体化的，在文化上实行多元主义。因此，文化多元主义就成了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借口。这种包容和差异的背后有着清晰的边界，如果把文化多元主义比喻为一盘文化果盘，那么，既可以放中国水果，也可以放美国水果、日本水果，但是绝对不能放朝鲜水果或伊朗水果。
第四个问题：“中国风”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
其实在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说法，或者“中国特色”也是一种“中国风”。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与西方接轨是一种文化修辞，那么2001年的入世行为则是实实在在地“接轨”，中国人总算可以坐到全球化的桌子边上了。这里，“中国风”是否真的具有“中国特色”值得深思。
20世纪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中国风”，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说法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来的，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随后40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对五四以来激烈反传统的启蒙文化进行了再批判，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论来源。这种看似文化的论述背后是一种政治性的思考和判断。
这里，我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目的是为了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或文化多元主义的去政治化相参照。可以看出，文化、文艺与政治脱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而20世纪中国革命或现代化的重要遗产就是通过文化来实践和实现一种政治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
第一个问题：不仅当代艺术和音乐中有“中国风”，从近期影视创作来看也有“中国风”的现象，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元素也在增加。
新世纪以来带动中国电影产业崛起的重要类型就是古装武侠大片，这本身是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运用了很多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元素，这些中国元素也有迎合海外观众的意思。不过，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现了《红高粱》、《霸王别姬》、《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电影，所呈现的中国满足了西方人对“专制中国”的想象，当时批评家非常自觉地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批评这些作品有自我东方化的嫌疑。现在几乎没有人会用东方学、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古装武侠大片，这中间人们对于文化的想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包括“中国风”在内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状态。
如果说80年代是通过批判中国传统和文化来拥抱现代化，那么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这些传统和文化又成为我们自身的主体身份和文化认同。而新世纪以后，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不再专指涉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两种文化在消费主义的舞台上“和谐共存”。20世纪曾经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化=封建文化”、“西方文化=殖民文化”的逻辑不成立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也可以“各美其美”了，这是“中国风”得以出现的前提。
第三个问题：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文化被极大地泛化了，不仅当代艺术、音乐、电影是文化，吃饭、理发、穿着都是文化。二是文化具有了包容性，呈现出一种多元和差异状态，比如既可以吃肯德基、麦当劳，也可以吃韩餐、日本料理或者泰国咖喱饭等，比如音乐上人们可以选择听“中国风”，也可以选择听“日本风”、“印度风”等。齐泽克曾经说过一个例子：麦当劳最初进入印度的时候，激起了印度人民的抵制，原因是麦当劳用牛油来炸薯条。很快，麦当劳就发表声明说印度的炸薯条绝对不会再用牛油，于是人们不再抗议麦当劳进入印度。这件事可以看成麦当劳这种跨国公司对于印度本土文化的尊重。齐泽克的追问是，人们只愿意看到麦当劳乖乖地向本土文化妥协，而根本不关心麦当劳恰好是通过认同印度文化从而实现了全球扩张的事实。
冷战之后大概出现了三种描述世界的话语，一种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资本主义化成了历史的唯一道路；第二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冷战意识形态被各大文明之间的对抗所取代；第三种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也就是全球在政治经济上是一体化的，在文化上实行多元主义。因此，文化多元主义就成了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借口。这种包容和差异的背后有着清晰的边界，如果把文化多元主义比喻为一盘文化果盘，那么，既可以放中国水果，也可以放美国水果、日本水果，但是绝对不能放朝鲜水果或伊朗水果。
第四个问题：“中国风”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
其实在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说法，或者“中国特色”也是一种“中国风”。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与西方接轨是一种文化修辞，那么2001年的入世行为则是实实在在地“接轨”，中国人总算可以坐到全球化的桌子边上了。这里，“中国风”是否真的具有“中国特色”值得深思。
20世纪中国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另一种“中国风”，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说法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来的，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随后40年代初期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了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对五四以来激烈反传统的启蒙文化进行了再批判，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理论来源。这种看似文化的论述背后是一种政治性的思考和判断。
这里，我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目的是为了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或文化多元主义的去政治化相参照。可以看出，文化、文艺与政治脱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而20世纪中国革命或现代化的重要遗产就是通过文化来实践和实现一种政治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