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到对中国汉字改革的反思

漢字改革的後期階段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的文字改革指向“語文拉丁字母拼音化”並有過廢除漢字的呼聲。以下是最具影響力的文字改革專家們，推行漢字拉丁化的經歷與過程。

倪海曙(1918–1988），上海市人，曾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就讀，一九三八年，曾任上海“新文字研究會”，常務董事。一九四九年創立“上海新文字協會”，任副主席，主編《新文字週刊》、《語文知識月刊》，一九五四年調任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擔任漢語拼音委員會研究員，創辦“文字改革出版社”，主編過《拼音》、《文字改革》、《光明日報 文字改革副刊》。一九六四年，任全國人大代表。文革運動結束後，曾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秘書長，副主任，語言文字應用所，學術委員，及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倪海曙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運動具代表性的人物。一九四一年出版了《反對拉丁化的十種“理由”》及《快字新編》。 一九四六年，應邀為蘇聯“呼聲廣播電台”舉辦《中國拼音文字概論講座“十二講”》。一九八一年全國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學會成立，任該會會長。他曾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法實驗寫唐詩，發現行不通。自一九八二年 ，他將大部份的時間與精力用在推行“漢字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的工作上。

林漢達（1900–1972）浙江鎮海縣人，自一九四九年，他曾任北京燕京大學教授、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中央掃盲委員會副主任、教部副部長等職。他認為過去的漢字拉丁拼音化，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漢字的文字上，因此中文拉丁拼音化行不通。拉丁拼音化一定要從語言的本身著手，就是要使語言盡量的口語化（語言裏避免有成語及引經據典）。他用口語的方法，編寫了《東周列國故事篇》、《前後漢故事篇》、《三國故事新篇》、《上下五千年》，試圖開創適合用於拉丁拼音字的語言，過度到拼音文字。他說即使把漢字變成拼音，寫出來的文章，人家也看不懂。他建議把中文的詞類寫成多音節拉丁拼音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等，從而可將中文拉丁化。他出版了《名詞的連寫問題》、《動詞的連寫問題》、《什麼是詞儿－小於詞的不是詞儿》、《什麼是詞儿－大於詞的不是詞儿》等著作。他提出以詞素（所創的多音節詞纇）為基礎，從而擴大到詞語（語句及語文）。

鄭林曦（1914-1995） 本名鄭之東，河南新野縣人，一九三三年考入北京大學，次年轉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在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工作。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任重慶《新華日報》編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在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日報》主編副刊。中國文字拉丁拼音化運動，是在三十年代，自蘇聯（說得準確些是俄國）授與中國的。鄭林曦接觸到這個文字運動後，就非常熱情的投入此運動。先後在北平，武昌參與組織“新文字研究會”，開班授課，並與張一麟、陶行知等在重慶組織“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研究會”。關於漢語拼音他的著作有《中國文字為什麼必須改革》、《漢字改革》、《漢語拼音字母十課》、《漢語拼音常識》等。

周有光（1906-  ），一九零六年生於江蘇常州。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及光華大學求學。一九二七年畢業後曾任教於江蘇教育學院及浙江教育學院。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曾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及上海財經學院教授。一九五五年起，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研究所教授。他曾參與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曾提出漢語拼音三原則。這三個原則是：(1)拉丁化；(2)音素化（發音本身不帶任何意義）；(3)口語化。再加上方案的四個不是：(1)不是漢字拼音方案，而是漢語拼音方案；（2）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話拼音方案；(3)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話拼音方案。他又提出中國語文現代化四個方面：(1)語言的共同化，(2)文體的口語化，(3)文字的簡便化，(4)注音的字母化。他的著作包括《中國拼音文字研究》、《字母的故事》、《漢字改革概論》、《新語文的建設》及《中國語文縱橫談》。

由以上幾位推行漢字漢語拉丁化，具領導地位學者們的簡歷，可以看出他們曾抱著全盤否定漢字的態度，甚至包括中國的語言，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心力和時間從事改革運動。如果再加上在文字改革過程中對改革支持的人力、物力及資源，是一筆相當龐大的投資，但結果可以說是失敗的。我對這場運動有以下的幾點反思。

(1) 因為中國長期處於內憂外患，民窮財困的光景下，羨慕西方國家船堅砲利的武力及富裕先進的社會生活，求好心切，恨不得下一劑猛藥，可以立刻轉危為安。

(2) 中國的文盲太多，歸咎於漢字難學、難寫。其實文盲多不是漢字難學難寫的問題，是因為國民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這一點，從歷史上追朔，中外都是一樣。因為人民一直是統治者的財產和工具，他們如果受了教育，學聰明了，會不聽話，說不定還會造反。因此受教育歷來是貴族的權利。把老師請到家，教導自己的孩子，或是到老師設的私塾去學習，一般的百姓是負擔不起的。直至十八世紀中葉，1852至1913，美國才完成立法，規定全國六至十三歲的兒童必須接受“義務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英國是直到1880才規定全國五至十歲的兒童，須受義務教育，到1918年義務教育才延長到十五歲的中學生。在中國直到十九世紀初，辛亥革命之後，國民政府才開始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但是當時因為內憂外患不斷，義務教育難以普及和落實。

（3）由於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推波助瀾，認為拉丁化是唯一的一條出路。其實對漢字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革，的確像是文革的延續。事實上文字是文化的根基，是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軟體工程，對它的破壞比打砸搶的文革更具深層的破壞力。

(4) 拉丁化的初級階段。我想問問文字改革的專家們。既然徹底否定了中國的漢字甚至語言，為什麼不採用現成的西方語文呢？譬如世界上有不同的民族採用了英語、英文，作為他們的語文，如印度、南非、菲律賓等國家。又何必大費周張，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呢，也許是為了要創造一個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文化吧。其實我個人認為，主要的原因是，中國不是一張白紙，它是當今世界上少有的文化發達的國家，它的文化是不容易被洗刷掉的。我最近看了中國文字拉丁化的歷史過程之後，才悟出一點道理來。那就是在拉丁化還行不通的情況下，按照拉丁化的幾個原則，譬如說1.“音素化（發音本身不帶任何意義，因此漢字的同音字可以大大的減少）”；2.“多音節詞類化”（模仿拼音字寫法，所謂的看上下文來猜這個字的含意）；3.“文字簡單化（減少筆畫）”的原則等，造成了今天的簡體字（規範字）。但是簡化了的文字，失去了漢字達意的功能，變成了一堆雜亂無章的音符，實在不能稱它是漢字了，卻又沒有拼音字的規律性。為此辯解的唯一道理是，當前的簡化字是漢字、漢語拉丁化的初級階段，只是一個過度的進程。

由於以上的回顧和簡單的分析，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漢字漢語拉丁化是行不通的，並且也沒有這個必要。我在此略述行不通的理由和沒有必要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