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音论（上）

 

王义然

 

 

一、有一种音素叫介音

    学习化学知道，构成大千世界的一百多种元素，可分为金属和非金属两大类。所有金属元素的氧化物都显碱性，被称为碱性氧化物。所有非金属元素的氧化物都显酸性，被称为酸性氧化物。但有一种氧化物情况特殊，它既显碱性，又显酸性。这就是三氧化二铝。

    在构成汉语语音的要素中，也有这样一类要素，如同化学物质中的三氧化二铝，同时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属性。这样的特殊要素有三个，一个读如数字“一”，一个读如数字“五”，还有一个读如汉字“盂”。在1918年问世的注音字母方案中，这三个音素分别用符号ㄧ、ㄨ和ㄩ来表示。ㄧ本是数字“一”的字形，在横排版式下变为“ㄧ”。ㄨ是古文“五”字的原形。ㄩ是象形字，是“盂”字的古文字。可见，国人在制定注音字母方案确定这三个特殊音素的符号时，既借用了“一、五、盂”三字的字形，又借用了“一、五、盂”三字的字音。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这三个音素被称为介音。介音在注音字母中被排列在最后，就是因为它既有别于一般的声母（单纯声母），又有别于一般的韵母（单纯韵母），同时具有声母和韵母两重属性。

    在汉语语音构成中，介音既可以独立地当声母，直接与韵母相拼合，又可以独立地当韵母，直接与声母相拼合，还可以处于声韵之间，作为连接声母与韵母的络合中介。如用注音符号拼写汉字读音时，“烟”字的读音标注为ㄧㄢ，属于介音ㄧ独立作声母，直接与韵母ㄢ相拼合；“里”字的读音标注为ㄌㄧ，属于介音ㄧ独立作韵母，直接与声母ㄌ相拼合；“连”字的读音注为ㄌㄧㄢ，属于介音ㄧ作为连接声母ㄌ和韵母ㄢ的络合中介。

    介音有三个，也可以说有两个。因为ㄧ和ㄨ都是介音，都具有双重属性。ㄧ可作声母，ㄨ也可作韵母，二者相拼后，音值完全等同于ㄩ。

    在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介音ㄧ、ㄨ、ㄩ被拉丁字母i、u、ü所取代。根据前面的论述，这里的ü也可用iu来代替。而根据介音在汉语语音构成中的作用，现代汉语拼音中的i、u可视为介音ㄧ和ㄨ的韵母形式，用于承担ㄧ和ㄨ作韵母和作络合中介的职能；而 y和w则可视为介音ㄧ和ㄨ的声母形式，用于承担ㄧ和ㄨ的声母职能。

    不难看出，构成汉语音节的要素有三类。一类是单纯声母，如现代汉语拼音中除j、q、x之外的所有声母，它们只能做声母，不能做韵母；一类是单纯韵母，如现代汉语拼音中的a、o、e、an、en、ang等，它们只能做韵母，不能做声母；还有一类是介音，只有i、u、ü三个，它们既可做声母，又可作韵母，还可作为连接声韵的络合中介，是汉语语音构成中最活跃的音素。

    介音的两重属性和三个用途，使汉字读音有了三拼音节，有了无介和含介之分，有了含此介与含彼介之别，有了后来被国人称之为“开、齐、合、撮”的四类划分。所以，介音牵连着音韵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是澄清传统音韵学领域许多是非得失的关键所在。正确认识介音的属性和功能，全面分析介音在汉语语音构成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望能引起学界注意。

 

二、有个问题叫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

    自汉代末，国人开始用反切法为汉字注音。反切注音是古人创造的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明读音的方法。其基本原则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即把反切上、下字的读音都分成声、韵两部分，用反切上字的声母与反切下字的韵母相拼合，组成被反切字的读音。

    然而，由于介音的存在，使汉字的音节出现了含介的三拼音节。而反切注音法的规定却是一律用两个反切字为被反切字注音。这就是说人们在切分或重组字音的时候，所有字音均被视为由两部分构成，因而，只能进行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一次操作。这样，对一些含介音节来说，在反切注音的实践中，在选择切分字音的分界点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的问题。例如“边”字的读音为bian。这个音节包含b、i、an三个音素。当我们打算把这个音节一分为二的时候，既可以把切分点定在b、i之间，也可以把切分点定在i、an之间。前一种切分就属于介音从韵，而后一种切分则属于介音从声。

    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是在反切注音实际操作中回避不了的的问题。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无法对从声还是从韵做出统一的规定，具体怎样选择，全凭人们各自临机处断。正因为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在古今的研究资料中，既有介音一律从声的例子，也有介音一律从韵的例子，还有介音i从声、介音u从韵的例子。

    笔者在《浅析三十六字母的缺陷》一文中，通过分析“端”与“定”、“帮”与“并”、“照”与“状”、“禅”与“穿”四组现在看来是同声母的字对，发现其前后读音有共同的差异。“端”与“定”、“帮”与“并”共同的前后读音差异是：前者的读音都不含介音i，后者的读音都含有介音i；而“照”与“状”、“禅”与“穿” 共同的前后读音差异是：前者的读音都不含介音u，后者的读音都含有介音u。据此作出判断，三十六字母中的“并”与“定”是按介音i从声的原则选定的，而“状”和“穿”则是按介音u从声的原则选定的。选定三十六字母时的介音处置总原则是介音从声。

    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用同样方法分析了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的字母表，断定，李汝珍在厘定三十三个声母时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介音i一律从声，而介音u一律从韵。

    在《兰茂的早梅诗和李汝珍的字母表》一文中，笔者断定，兰茂在《早梅诗》中厘定二十个声母时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不管介音i还是介音u，都一律从韵。

    国人1918年拟定的注音字母方案，从字母的排列顺序看，ㄧ、ㄨ、ㄩ被排列在最后，从注音的实例看，ㄧ、ㄨ、ㄩ既可直接做声母，也可直接做韵母，还可充当三合音节的中介音素。无疑，注音字母方案所采取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介音单列。正因为是介音单列，所以在注音实例中，既适用两拼法，又适用三拼法。如在教学中镰“字”读音的拼读过程标注为ㄌ→ㄧ→ㄌㄧ→ㄢ→ㄌㄧㄢ，读若“勒一里、里安连”。这就是典型的三拼法。

    195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沿用了注音字母方案的全部声母，废止了拼读过程的三拼法，并为介音i和u拟定了两个担当其声母职能的符号y和w，显然，其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介音一律从韵。

    可见，从古到今，人们在音韵学研究中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各不相同的。而介音处置原则的不同，就是不同学者之间意见分歧的关键所在。所以，在反切注音规则下，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是音韵学者一直在考虑且一直未取得统一意见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先秦古人知介音

    西汉王充（27—约97）在《论衡》中提到一位齐国的东郭牙先生，他能够根据齐桓公的动作表情和说话时“口垂不噞”的口形，断定齐王与管仲所言是伐莒之事。可见这位后来被管仲举荐为监官的东郭牙对构成“莒”字读音的韵母――介音ü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先秦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可见一斑。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早在先秦时期，国人就已经认识到在构成汉语语音的要素中有介音这样一类音素。并且很明白，这类音素既可以直接用作声母，又可以直接用作韵母，还可以置于声韵之间作为连接声韵的络合中介。当然，古人对介音的这种认识，找不到文字记载。因为当时诸如声母、韵母、介音之类的现代语言学概念尚无明确的语言称谓，无法纳入文字记载的内容。因而，这种认识只能存在于当时人们的思维状态之中，形不成能够言传笔记的资料，没有可供世代传承的典籍可考。但是，古人对于介音这类音素的认识水平却仍然是有据可寻的。因为据笔者研究，在古人的造字方法体系中有合音造字法和复合造字法。汉字构成类型除了传统六书之说界定的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假借字、转注字之外，还有合音字和复合汉字。合音字的构成原理如同反切注音，通过切分重组音节拼合汉字的读音。复合汉字是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造字方法制造一个汉字。复合汉字一般都有一个用合音法制造的表音偏旁。既然要切分和合成字音，那就躲不过三拼音节，无法回避对介音的处置问题。所以，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必然会反映在古人制造合音字和复合汉字的过程中，表现在造字者在切分和重组音节时对介音的处置原则上。所以，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解读合音字和复合汉字参悟出来。下面，便是笔者通过剖析一些汉字构成原理，揭示先秦古人对介音认识状况的例子。

    1、用介音直接作声母或韵母。

    ①关于“寅”字构成的解释。“寅”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穴”、从“一”、从“申”，造字者用“穴”字表达“寅”的字义，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申”字读音的韵母en合成“寅”字的读音yín。

    ②关于“余”字构成的解释。“余”字应是一个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人”、从“一、木”，“人”是形旁，表字义。“一、木”是声旁，表字音。造字者用“人”字表达“余”的字义——人之自称，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木”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余”字的读音yú。 

    ③关于“玉”字构成的解释。据篆文字形“”，“玉”字应是一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上从“一”、下从“土”，“一”是声部，“土”是韵部，造字者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土”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玉”字的读音yù。

    ④关于“立”字构成的解释。“立”字应是一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上从“六”、下从“一”，“六”是声部，“一”是韵部，造字者用“六”字读音的声母l和“一”字读音的韵母i合成“立”字的读音lì。

显然，在复合汉字“寅、余”和合音字“玉”的构成中，都是用介音i直接作声母，而在合音字“立”的构成中，则是用介音i直接作韵母。

    2、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从声原则。

    ①关于“量”字构成的解释。“量”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里”、从“旦”，“里”是声部，“旦”是韵部。造字者用“里”字的读音li与“旦”字的方言韵母ang合成“量”字的读音liàng。

    “旦”字的韵母被视为ang，是受an—ang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旦”如“宕”，形声字中存在的“赣戆、半胖、石宕”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②关于“桓”字构成的解释。“桓”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木”、从“”、从“旦”。“木”是形旁，“”是声部，“旦”是韵部。造字者用“木”字表达“桓”的字义，说明“桓”是一种树木，用“”字读音hūn的声母h、介音u与“旦”字的韵母an合成“桓”字的读音huán。

    “”，《玉篇》注：古文“昏”字。

    这里“桓”字的声旁不是现成已有“亘”字，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旦”二字临时合成。

   “、旦”二字字形合并采用公用笔画“日”，故与“亘”字形偶合。

    显然，在合音字“量”和复合汉字 “桓”的构成中，“量”字读音的介音i和“桓”字读音的介音u都取自声母，属于介音从声原则。

    3、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从韵原则。

    ①关于“”字构成的解释。笔者根据“边”字的一个篆文字形“”右边由“白、天、囗”三部分组成推定，“”是古代“边”本字。“”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下从“囗”，中从 “天”，上从“白”。“囗”是形旁，表字义，“白、天”是声旁，表字音。造字者用“囗”字说明围成一定图形的轮廓、周缘谓之“边”，用“白”字读音的声母b和“天”字读音的韵母ian合成“边”字的读音biān。

    ②关于“黄”字构成的解释。经仔细观察，认真对照“黄”字的篆体字形“”和“光”字的篆文异体字形“”，笔者发现，“”实际上就是在“”的中间加入了一个“申”字。于是悟出：

    据“黄、光”篆体字形，“黄”字应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申”、从“光”，“申”是声部，“光”是韵部，造字者用“申”字方言读音（hin）的声母h和“光”字读音的韵母uang合成“黄”字的读音huáng。可见“黄”字是一个用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

    这里“申”字读音的声母被视为h，是受sh—h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申”如“欣”。形声字仲存在的“术訹、舌絬、晌向、湿显”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显然，在复合汉字“” 和合音字“黄”的构成中，“”字读音的介音i和“黄”字读音的介音u都取自韵母，属于介音从韵原则。

    4、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单取原则。

    ①关于“卞”字构成的解释。“卞”字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卜”、从“一”、从“丶”，造字者用“卜”字读音的声母b、“一”字读音的韵母i和“丶”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卞”字的读音biàn。

    ②关于“截”字构成的解释。“截”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属从“隹”、从“十”、从“戈”，“隹”是声部，“十、戈”是韵部。造字者用“隹”字读音的方言声母z、“字读音的韵母i和“戈”字读音的韵母e合成“截”字的读音jié(zié)。

    “隹”字读音的声母被视为z，是受zh—z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隹”如“最”（阴平）。形声字中存在的“捉足、庄赃、乍咋、斩錾”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③关于“贵”字构成的解释。“贵”字的构成其实很简单。据“贵”字的篆文字形“”和“入”字的篆文字形“”，“贵”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从“入”、从“贝”，“”是声部，“入、贝”是韵部，造字者用“”字读音的声母g、“入”字读音的韵母u和“贝”字读音的韵母ei合成“贵”字的读音gui。可见“贵”字是一个用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

    “”，《说文解字》徐铉注音，居入切。读音应为ju(giu)，属于现代声母j来源于古声母g的范围。

    ④关于“短”字构成的解释。“短”字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豆”、从“午”、从“丶”，“豆”是声部，“午、丶”是韵部，造字者用“豆”字读音的声母d、“午”字读音的韵母u和“丶”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短”字的读音duǎn。

    “午、丶”二字字形合并，其形如“矢”。这是偶然的巧合，笔者称之为汉字构成中的字形偶合问题。

    很显然，以上四例在“卞、截、贵、短”四字读音的合成中，介音i和u是作为独立的音素来处置的，属于介音单列原则。

    大量事实证明，古人对介音i和u的认识水平是相当惊人的。在汉字构成中表现出来的介音从声、介音从韵和介音单取三种处置方法并存于世的事实，充分说明，先秦国人不仅已经发现了介音的存在，而且已经能够在制造表音汉字和汉字表音偏旁的实践中，得心应手地处置三拼音节中的介音问题。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华夏古代文明的骄傲。

 

四、方言特征中的介音特征

    1、介音特征的表现形式和描述方法。笔者曾反复强调，在普通话出现之前，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既没有客观上独立存在的标准语音，也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只有方言。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那么，从语音的角度去考察，我们应当如何去描述一种方言特征呢？笔者分析认为，如果撇开声调问题不谈，汉语音节系由声、介、韵三要素构成。方言语音的音变也理所当然的就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因而，研究方言语音，描述方音特征，就要贴近实际，紧紧围绕这三要素去分析。

    以三要素作为区别标志，笔者把方音特征分为三类，即声母特征、韵母特征和介音特征的。研究发现，介音特征的音变形式与其他两类有明显的不同。声母特征和韵母特征的音变形式是混读，即把一个声母或韵母读成另一个声母或韵母；而介音特征的音变形式则表现为介音的添加或舍弃。如在吴方言中有一种“同、洞”不分的方言特征，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声母t混同为d；在南方不少地方有一种“回、徊”不分的方言特征，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开口呼韵母ei混同为ai。所以描述方言的声母特征和韵母特征，只要把一对相互混同的声母或韵母列示出来就可以了。介音特征则不然。如上海话把“江”读若“缸”，把“鞋子”读若“孩子”，很明显，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丢掉了介音i；在扬州方言中把“慢”读若“面”，把“山”读若“仙”， 很明显，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添加了介音i。所以，要描述方言的某个介音特征，就必须说清楚，这个特征的表现形式是添加还是舍弃介音，添加还是舍弃了哪个介音。

    2、介音特征的的伴随现象。在湘方言、赣方言和四川话中，有一种方言特征，把“非”读若“灰”，把“饭”读若“换”。笔者把这种方言特征称之为f—h混读特征，因为从声母音变角度看，这种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f混同为h。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方言特征在把一个声母混同为另一个声母的同时，还伴随着介音的添加。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就是在声母f—h混读的同时，韵母也添加了介音u。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介音特征的伴随现象。

    有一种方言特征，把“展”读若“减”，把“陈”读若“琴”，这种方言特征属于zh—g混读声母特征伴随添加介音i的例子。

    介音特征的伴随现象，在本文引用的1图“根”摄章和“干”摄章（见附件）都有清晰的表现。图中在“非、敷、奉、微”四母下，一、二、四等韵都是空白，只有三等韵合口呼排得满满的。韵图把“分、芬、反、凡”之类的字，都按三韵等合口呼来处理，这就是韵图编纂者f—h混读方言特征伴随介音u添加的典型例子，证明编纂者读“分”如“昏”，读“凡”如“桓”。无疑，在其心目中，这些字的韵母都含有介音u，所以被视为合口呼。

    3、介音特征在注音错误识别中的作用。笔者发现，在现在通行的字典上，有些字的读音标注是不符合古今汉语音实际的。如在各种字典上，“皆、解、界、戒”和“谐、鞋、懈、械”等字，其读音都用jie、xie两个音节来标注。笔者认为这种标注与现实语音不符。这种不符，可以用一种介音添减特征来验证。如在上海等地，把“世界”读若“四盖”，把“鞋子”读若“孩子”。这种方言特征的表现形式就是丢掉了介音i。据此分析，既然“界、鞋”二字的读音丢掉介音i后就与“盖、孩”二字读音相同，韵母变成了ai，那么在介音丢失前，这些字的读音韵母就应是iai。所以可断定，用jie和xie标注“皆、解、界、戒”和“谐、鞋、懈、械”等字的读音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以上判断的正确性，可通过反切注音和有关古今诗词的用韵情况加以证明。如在《唐韵》中，“介、界、戒”三字的注音均为（古拜切），“解”字的注音为（佳买切）。其反切下字“拜、买”等字韵母都是ai。

    唐代张籍的五律《赠太常王建藤杖笋鞋》，全文是：“蛮藤剪为杖，楚笋结成鞋。称与诗人用，堪随礼寺斋。寻花入幽径，步日下寒阶。以此持相赠，君应惬素怀。”诗中“鞋、阶”二字与“斋、怀”押韵，所有韵脚读音都含有开口呼韵母ai。

    闻一多的诗《死水》中有：“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诗中“界”字与“在”押韵，韵尾也都是ai。

    据以上诸多实例，笔者断言，“皆、解、界、戒”和“谐、鞋、懈、械”等字的读音，声母古从g、h，韵母就是iai，确凿无疑。现代字书上这些字的注音属于错误，应当改正，现代汉语拼音韵母表中没有这个韵母，属于遗漏，应当增补。

    不难看出，通过方言语音的某些介音特征，判定某些汉字现代注音的错误，是非常有效的。

 

五、尖音、团音与含介声母j、q、x

    在构成汉语语音的音节中，有一类音节被人们称为尖音，如“尖、千、鲜”等字的读音；有一类音节被称为团音，如“坚、牵、掀”等字的读音。从音节构成要素的角度观察，尖音与团音都有显著标志，很容易区分。所谓尖音，就是以发音部位属舌尖的z、c、s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所谓团音，就是以发音部位为上腭的g、k、h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的字母表里厘定了三十三个声母，其中包括“将、枪、厢”和“姜、羌、香”两组字母。这两组字母就恰好分别与尖音和团音相对应。所以，笔者认为，李汝珍之所以要按照介音i一律从声、介音u一律从韵的原则编制字母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区分尖音与团音。

    虽然从要素构成上分析，尖音与团音既有鲜明的共性，又有显著的区别，但在现实的文字训诂领域，在注音字母方案和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却存在着尖、团混淆甚至是尖、团颠倒的错误。关于这类错误的各种表现，笔者在《现代汉语拼音中的j、q、x》一文中有具体例子，不复赘述。这里只对形成这些错误的根源稍作探究，以期学界重视。

    笔者研究认为，注音字母方案的颁布，是造成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起点。前已论及，注音字母方案是以介音单列为基本原则的。既然介音单列，在整个方案中，就不能再有含介声母和含介韵母。但实际情况却是方案中既有含介声母ㄐ、ㄑ、ㄒ，又有含介韵母ㄝ。这一方案的拟定，说明当时国人对介音的认识还有些混乱，在介音的处置原则上还有违同一律。

    ㄐ、ㄑ、ㄒ三个字母，来源于三个古汉字的字形。ㄐ即古文“纠”字，古声母从g；ㄑ即古文“畎”字，古声母从k；ㄒ即古文“下”字，古声母从h。从这三个符号的取形来源看，当时所确定的这三个含介声母是仅限于g、k、h与介音i相结合而形成的团音声母。但从应用实例看，所有以z、c、s为声母的尖音音节也都以ㄐ、ㄑ、ㄒ为声母去标注。如“精、青、星”三字，其《唐韵》或《广韵》注音分别为子盈切、仓经切和桑经切，声母分别为z、c、s无疑，但注音字母却把它们的读音分别标注为ㄐㄧㄥ、ㄑㄧㄥ、ㄒㄧㄥ。很显然，ㄐ、ㄑ、ㄒ三个字母的采用，抹杀了舌尖音z、c、s与上腭音g、k、h同介音i相结合之后的区别，把尖音音节和团音音节混为一谈，合二为一。从而，使语音标注与语音实际相背离。这就是造成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发端。

    195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承袭了注音字母方案的缺陷，使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历史错误进一步固化。据笔者所知，国人在制定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经过了一场相持不下的关于尖音存废的争论，最后无果而终，只好糊里糊涂，以默认ㄐ、ㄑ、ㄒ的形式，废止了尖音。在确定j、q、x这三个声母时，只是本着拉丁化的原则，简单地为ㄐ、ㄑ、ㄒ指明了三个对应符号了事。

    尖、团混淆的历史错误，一刀割断了古今汉语语音联系，使古今汉字读音标注的对应性遭到严重破坏，为人们学习汉语、研究汉语平添了不少障碍。如“见、贱”二字，其现代注音的声母、韵母、声调都完全相同，但其《唐韵》注音则大相径庭。“见”字的《唐韵》注音为古甸切，其声母从g，而“贱”字的《唐韵》注音为才线切，其声母从c。明明声母都是j，却一个变成了g，一个变成了c。相信绝大多数的汉语使用者都会感到难以理解。而在汉语教学与研究中，要讲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恐怕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奏效的。

    汉语拼音方案以国家名义颁布，成为华夏大地语音教学的标准，面对尖、团混淆乃至尖、团颠倒的事实，学界哑然，见怪不怪，百姓习以为常，历史错误就这样凝固了。笔者慨叹，如果当初注音字母方案不设ㄐ、ㄑ、ㄒ，那该有多好！ 

 

六、声母、韵母知多少

    唐末，人们开始编制等韵图，试图把构成汉语语音的所有音节的声、韵拼合匹配情况反映在一个图表上。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前已论及，构成汉语音节的要素包括声、介、韵三类，而等韵图只能是一个声、韵相交的二维矩阵图表，因而，所有的汉语音节都只能划分为声、韵两部分。另外，反切注音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音的基本原则，也要求人们在切分字音的时候，只能一分为二。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切分含介音节时的分界点做出选择，认真考虑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的问题。而无论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都会直接影响声母和韵母的多少。对声母而言，如果介音从声，声母的总数就应包括所有单纯声母和所有含介声母。如果介音从韵，声母的总数就只包括单纯声母。二者的差别是很大的。对韵母而言，也是一样。所以，人们很难回答构成汉语语音的声母和韵母到底有多少。在这方面，国人从来也没有取得统一意见，从来也没有编制出一个介音处置原则统一，声母、韵母界定确切的声母表和韵母表。在此，笔者对传统的三十六字母、李汝珍的字母表、兰茂的《早梅诗》、1918年注音字母及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声、韵母拟定状况作如下点评，以提醒读者，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传统的三十六字母。传统的三十六字母，以三十六字为母，按《康熙字典》等韵图即：见、溪、郡、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状、审、禅，影、晓、喻、匣，来、日。

    前已论及，三十六字母是按照介音从声的原则拟制的。但笔者认为，这个方案对含介声母归纳不全，如按介音i、u一律从声原则，构成汉语音节的全部声母应当是四十七个。用现代汉语拼音表示并按单纯声母的顺序列示出来，即：

b、bi，p、pi，m、mi，f；d、di、du，t、ti、tu，n、ni、nu，l、li、lu；g、gi、gu，k、ki、ku，h、hi、hu；zh、zhu，ch、chu，sh、shu，r、ru；z、zi、zu，c、ci、cu，s、si、su；y，w。

    按照这样的声母方案，韵母就应只包括单纯韵母了。

    2、李汝珍的字母表。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的字母表（见附件），是按照介音i一律从声、介音u一律从韵的原则编制而成的。它所确定的三十三个字母是：

昌、茫、秧、梯秧、羌、商、枪、良、囊、杭、批秧、方、低秧、姜、妙秧、桑、郎、康、仓、昂、娘、滂、香、当、将、汤、瓤、兵秧、帮、冈、臧、张、厢。（其中双行并列的是两个反切字，如“批秧”即批秧切，代表音节piang，因为没有这个读音的汉字，故用反切表示。）

    用现代汉语拼音列示列示出来，即：

b、bi；p、pi；m、mi；f；d、di；t、ti；n、ni；l、li；g、gi；k、ki；h、hi；zh；ch；sh；r；z、zi；c、ci；s、si；y；w。

    李汝珍的字母表倒数第二行是韵母行，把这个韵母行所确定的韵母用现代汉语拼音表示出来即：

ang、en、ung、u、ao、ai、i、e、an、uan、ou、o、a、ui、un、eng、uan（重）、uo、ua、uai、uang。

    按照现代汉语拼音韵母表第一列（单纯韵母）的顺序排列起来即：

a，ua；o，uo；e；ai，uai；ei（漏），ui；ao；ou；an，uan；en，un；ang，uang；eng，ung；i；u。

    这个字母表厘定的声母是三十三个，韵母是二十一个。

    3、兰茂的《早梅诗》。兰茂的《早梅诗》原句是：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人未见，春从天上来。笔者分析认为，这首诗所函概的二十个声母，是按照介音i、u一律从韵的原则选定的，用现代汉语拼音列示出来，即：

b、p、m、f, d、t、n、l, g、k、h, zh、ch、sh、r, z、c、s, y、w。

    按照早梅诗所定声母方案，声母是二十个，韵母必须包括所有单纯韵母和所有含介韵母，应是三十六个。

    4、注音字母方案。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设的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字母方案，共拟定声母二十一个（三个不常用声母“万、兀、广”未计算在内），韵母十三个，介音三个。字母符号总数为三十七个。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

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ㄧㄨㄩ。

    从整个方案和具体应用实例看，介音ㄧㄨㄩ被排列在最后，且都可直接做声母和韵母，可以断定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按照介音单列原则编制的。但在编制过程中，由于遵守该原则不够彻底，致使方案中不仅采纳了含介声母ㄐㄑㄒ，而且还采纳了含介韵母ㄝ。这样，不仅引起实际应用中脱离汉语语音实际的混乱，而且还使整个字母符号的总数多出了四个。本来这个方案只需十八个声母、十二个韵母、三个介音，共用三十三个字母符号就足够了。

      5、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众所周知，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声母在原盘照搬注音字母方案的基础上，增添了介音i和u的声母形式y和w。韵母又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八个含介韵母üe、ui、iu、in、un、ün、ing、ong(ung)。在几十年的应用实践中，人们一直按照二十三个声母、二十四个韵母进行教学。即：

b、p、m、f, d、t、n、l, g、k、h,j、q、x，zh、ch、sh、r, z、c、s, y、w。

a、o、e；i、u、ü；ai、ei、ui、ao、ou、iu、ie、üe、er、an、en、in、un、ün、ang、eng、ing、ong。

    一看便知，这二十三个声母，其实就是兰茂的《早梅诗》所涵盖的二十个声母又添加了j、q、x三个，或者说就是在注音字母二十一个声母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介音i和u的声母形式y和w。

    所以，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既有介音从韵而不全的问题。也有介音从声原则的残迹。

    其实，依照介音一律从韵的原则，注音字母中的ㄐ、ㄑ、ㄒ和汉语拼音中的j、q、x是完全可以去掉的。那样不仅可以减少三个声母，而且还使整个方案更加符合古今汉语语音实际，可避免尖音与团音的混淆，减少研究古音需对j、q、x进行溯源处理的麻烦。

    综合以上点评，不难看出，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仍存在一些缺点。其声母中不应存在含介声母j、q、x；其韵母中只采纳了ui、iu、ie、üe、in、un、ün、ing八个含介韵母，而把其他含介韵母ia、ua、ian、uan、üan等拒之门外。对三个含介声母的保留和对诸多含介韵母的遗弃，暴露出当时国人关于介音对汉语语音构成的影响及介音处置原则等问题的认识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笔者认为，制定拼音方案，必须紧密联系汉语语音实际，弄清介音对汉语语音构成的影响，严格遵守一种介音处置原则，然后才能说声母、韵母各有哪些。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其韵母表的基本结构也是一个矩阵图表。图表的第一行是介音行，其第一列是单纯韵母列。从结构上看，制定这个图表的初衷就是本着介音一律从韵的原则，把所有单纯韵母与三个介音的全部结合匹配情况反映出来。但是由于制定方案是国家行为，历时三年，又经多次全国政协开会讨论，难以统一意见，致使最终结果背离了草拟者的初衷，留下了不少缺憾。

    6、现代汉语拼音方案调整建议。笔者的意见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应作以下调整：

    ①取消现行声母中的含介声母j、q、x，还尖音与团音以本来面目。尖音“即、七、洗”等字的读音标注为zii、cii、sii，声调标在最后，以避免与“字、次、四”等字的注音相混淆。

    ②补齐所有含介韵母。为了与韵摄概念相一致，调整后的韵母表o、e两行合并，eng、ong两行合并。

    ③废除三拼法，一律适用两拼法。

    ④重新审定现行拼音教学中使用的概念含混的整体认读音节。

    调整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声母与兰茂的《早梅诗》所厘定的声母相同，共二十个。韵母共三十六个。详见下图。

    韵母表中第一行是介音行，最后一行是只能独立做音节的特殊韵母er。其余，每行便是一个韵摄。

    韵母表的四列，恰好反应韵的开、齐、合、撮四等划分。所以，这个韵母表其实就是人们一直在探讨的等韵图应有的最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