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断裂——师生互换的年代
中日关系长期以来的总体简单淡泊，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华朝贡体系的区域背景，但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和中华朝贡体系的瓦解，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的道路，双边关系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鸦片战争对于日本犹如当头棒喝，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叩关，日本识趣地选择了开国，并推翻了幕府统治，一个新生的日本赫然屹立于东洋列岛。打破了旧秩序，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不久，年少轻狂的日本转而以一种异样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质疑，轻视，最后变成反感。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的出炉，宣告师生情谊的破裂。在明治日本的国际视野中，中国和朝鲜已经沦为落后野蛮没出息的“恶邻”。
对于“恶邻”自然用不着胡萝卜，达尔文法则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先是台湾，再是朝鲜，最后，日本终于向昔日恩师挥起了大棒。甲午一战，老师被学生打得满地找牙，割地赔款。马关春帆楼谈判桌前，白发苍苍的李鸿章与年富力强的伊藤博文似乎正是当时中日两国的真实写照。李鸿章一度因为洋务运动被伊藤视为偶像和榜样，但现在不过是个可怜兮兮，行将就木的老朽。
此后，中日沿袭千年的师生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中国被日本远远甩到背后，尽管心理上很不平衡，但失败摆在眼前，何况还是被学生打败。日本给中国带来的心理冲击比任何欧美国家都来得强烈。中国人在愤愤之余，也开始对日本另眼相看：试问，此等小小岛国一经变法就将泱泱中华击败，如果中国变法成功，必能求存光大于世界民族之林。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丧失了机遇，几年后，日本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俨然以列强圈内人自居。而日俄战争中黄种人打败了白种人，使得中国开始对日本顶礼膜拜起来。
面对一个软弱无力的清政权，列强急需能够稳定中国局势的新代理人，种种渗透活动在中国展开。不过，要说到渗透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及交流之深入，日本都堪称第一。这固然是因为日本工作到家，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同感更是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日本和中国同属黄种人，从以前的国家体制到文化都很接近。事实上，今非昔比的日本也颇有几分先进带动落后的“大东亚共荣”意识，于是乎，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中日之间展开。
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赴日，这些留学生被称作“镀银派”，以区别于留学欧美的“镀金派”。镀金派侧重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多投身学术及媒体圈；镀银派则侧重于富国强兵，在政治军事领域多有建树。蒋介石是日本陆军士官生学校毕业，孙中山早年多活动于东京，身边也有一批“日本友人”，其中除了少数白求恩式的国际战士，多数属于政府背景下的雇佣兵，有些人还战死在中国，甚至连孙中山的“中山”之名也源自在日时的化名“中山樵”。说白了，这都是日本官方有意识有计划的“革命输出”而已。
与政治渗透相比，思想文化上的启蒙更为国人所接受。当时的西方书籍多先由日本翻译，再传入中国，所以中国人接受的是日本色彩的西方思想。现行的中国社科类词汇中有70%是日本创造。当一个民族连语言都受到外族影响，那么在思维方式上也难免被引导。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思想也是由日本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赵世炎、董必武等都曾东渡扶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正如当年遣唐使促进日本文明发展一样，这些中国留学生也塑造了20世纪的中国，不管是清朝、民国还是新中国，近代中国兴衰荣辱的背后似乎都闪现着日本的影子。
这段亲密接触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巴黎和会上山东省被割让给日本，使得中国反日情绪高涨。而孙中山晚年提出的“联俄联共”主张更令日本深感不安，只好资助吴佩孚、张作霖等北洋军阀，并阻碍国民党的北伐。1926年的济南惨案不但惊醒了国人，更把蒋介石推到了英美一边。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野性难驯，与日本冲突日渐尖锐，日本只好自导自演了“皇姑屯事件”，结果又导致张学良改旗易帜，倒向南京政府。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就有流失之虞。
自大正民主运动以来，日本一直由文官主政，实行政党政治。有心人或许会发现，这一时期日本对华措施相对低调，但被军方视为懦弱消极。1931年九一八事变事实上也是由关东军策划实施，内阁事前并不知情。九一八事变使得日本军部势力空前高涨，最终引发了1936年二二六兵变，军部控制了日本政局，并将整个国家带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强悍好战的军人政权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是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日子，同时也为日后双边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战后，日本处于美国单独占领下，中日关系陷于停摆状态。忙于内战的蒋介石根本没有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这倒令日本朝野颇为感动。新中国成立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于1952年与日本建交。这固然有美国主导因素在内，但有感于“蒋公宽宏大量”的日本政界在内心深处又何尝不是将台湾政权视为中华正统？随着旧金山体制的确立，日台也成为美国在亚洲遏制新中国的重要棋子。
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对抗关系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中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不得不单独面对强悍好斗的北邻，联手遏制苏联就成了中日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日本起初对与中国恢复邦交还犹豫不决，但在尼克松做出榜样后很快与中国缔交，事实上形成了中美日共同遏制苏联的亚洲格局。1972年之后，苏联解体之前的20年时间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日本商品、技术、音乐、影视大量涌入中国，而相对应的是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因为中国在缔交时主动放弃国家战争赔款，日本只好改用政府援助的形式对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进行赔偿，大量的日本援建项目在中国遍地开花，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上海浦东机场。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维系中日关系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苏联威胁消失，中日两国先前没有解决，只是被友好气氛掩盖的诸多矛盾浮上水面，防范与对抗逐渐成为政治关系主流。不容抹杀的是，当中国在1990年代初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时，是日本顶住盟国压力，率先解除了对华封锁，所以将日本描绘成一个因为对中国快速发展感到妒忌和恐惧，进而进行阻挠破坏的坏蛋国家无疑有失偏颇。（《南风窗》特稿 作者：赵博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