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这个词，成为一群以汉学的名义聚集在会议圆桌旁的学者之间最大的争议。3月底，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不少学者抱怨自己走错了地方。这种局面和人大校长纪宝成在开幕式上所说的“汉学归根结底是‘和’的学问”恰成对照。
而熟稔此类学术场合的学者认为，美国亚洲会议和欧洲汉学会议同样会出现同类情形，这是“汉学大会”的普遍处境。相比之下，此次大会不过是200余人之间的分歧——其中国外学者70余人，国内学者150余人。但拟定约请的一批重量级国际学者，如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史景迁、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汪荣祖并没到会。
国内第一个国际级汉学会议是1994年在海南召开的。那是学者之间的聚会，并未引起太多社会关注。汉学界最近一次声势浩大的亮相是2004年上海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因组织者付给海外学者每人5000美元的“出场费”。
“世界汉学大会2007”由汉学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人大主持，引起一批学者的议论。一些国内起步较早的汉学、中国学研究机构则不失时机地在人大的会议资料中加进对它们自己的介绍手册。
当学者们出于各种机缘和目的终于坐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正像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有一百个汉学家就有一百种汉学。
有汉学，没“德学”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每年夏天都带一支汉语学习班到北京来。常常有学生向他抱怨：我太失望了！北京在哪里？中国在哪里？到处都是现代化的东西！周质平反唇相讥：到美国我也很失望。我没看见白人和印地安人打架。“美国大学里没有一个系、一个研究所用‘汉学’命名。‘汉学’被翻译成sinology，－logy这个词尾的意思是成型的、僵死的、博物馆里的学问。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为什么只能是秦砖汉瓦、四书五经？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人看青藏铁路、三峡大坝？”周质平利用作议程主持的时机，向整个会场发问，这脱口秀一般的机智立刻引来会场上青年学生异乎寻常的热烈掌声。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伍晓明认为，“汉学”的提法带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如果我们用‘汉学’称呼关于中国的学问，那是不是也可以有美学、法学、日学、德学？”
社科院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培忠他所在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海外汉学研究数据库。2005年的数据显示，“对中国最多的研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传教士、论语、老子，而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其中又以‘三农’和‘环境’为重点，其次是历史、文学、哲学。前三个学科占论文发表总量的60％，后三个学科占20％。”
“中国的古典文化传播出去，给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很大的启迪，这我们听起来当然很高兴。但事实上，‘中国研究热’不是热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而是热在研究现实中国的‘中国学’。”何培忠说。
与“现代派”的观念针锋相对，“释古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认为，凡对“汉学”的提法提出质疑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近20年学术之进展”。
“中国如此庞大，学问如此之多，用一个词来概括难。‘汉学’让人觉得比较古旧，但‘中国学’的困境更多，因为‘中国学’里包括胡锦涛研究、中国能源与经济研究、导弹研究……包罗万象，铺天盖地。Sinology是欧洲的词汇，指对中国历史语言及传统文化的研究；汉学是中国的词，汉代的经学。但中国当下语境的“汉学”既不是sinology这个词的翻译，也不是古老的中国经学。20年前，李学勤先生已经写了文章：‘汉学是指国外对历史中国之研究，换而言之，从人文社会科学出发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学就是国外对当代中国现实的研究。汉学非乾嘉之学，非一族一代之学问，它已经不是sinology意义上的汉学。’”
“传教士汉学”
对于大部分与会学者来说，“汉学”是他们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现的一块学术飞地。进入这块飞地的路径，往往决定了他们此后的学术立场。
张西平是在40岁的时候，从西方哲学改行进入汉学领域的。在此之前，他已是专业内小有成就的学者。改行的时机是八九事件。张西平意识到：“我们的事业必须和我们的土地联系在一起，不能天天讲外国的故事，对自己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天天讲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那有什么用？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完全是被驱动者。”
当时，张西平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他向馆长任继愈先生请教：我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想转入中国哲学，基础比较差，应该从哪里入手？任先生想了几天，告诉张西平：你做明清来华传教士吧，这段涉及到宗教问题，搞中哲史的人都不敢做，只有何兆武先生一个人写过一些文章，而这段历史又离不开西学，正好你有西学的背景。
张西平一脚踏进明清传教士史的领域。10年的时间埋头于国图的汉学藏书中，没有闲暇写文章，因为国图埋藏着以前张西平所不知道的汉学典籍宝藏。拜“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老馆长袁同礼所赐，国图外文书采购的第一大类一直是海外汉学著作。张西平在国图看到了馆藏的第一份西文文献———建国后从北京北堂查收来的天主教士誊抄的佛经；陈垣和方豪在1920年代、1930年代所著的《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也都可以从尘封已久的书架上找到。而袁同礼先生留下的另外一个宝贝是他整理的1921年到1954年所有外国出版的汉学著作的书目。光这个数目就够后来的学者按图索骥地研究好多年。
查阅资料中，张西平发现，中国近代学术的诞生跟汉学密不可分。汉学是很多近现代大学者一直关注的领域。“陈寅恪在欧洲转了一圈就是学了这玩意，他回到清华大学之后开的第一门课就是《考迪书目》——法国人编的从西方最早到1921年西方汉学书目——结果学生听不懂，都走光了。钱锺书的牛津学士论文的题目是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前辈学人对传教士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学东渐”，很少有人研究传教士如何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这方面惟一的筚路蓝缕之作是东方学家朱谦之先生在193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张西平决定把自己的研究领域锁定在入华传教士对中华文化的传播。
研究中，张西平发现了一些让他吃惊的信息：400年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曾把《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出版；中国第一本英汉词典《英华字典》是200年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编写的，厚达3700页；17世纪传教士的著作《中国图说》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书，往往是他母国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这些书是中西文化相遇时最生动的资料，可惜其中的一大批至今遗失在梵蒂冈、法国、德国、美国的图书馆里，至今中国学者未做系统研究。”张西平说。
叫“面包”就比叫“馒头”好卖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鹤的藏书中有马礼逊《华英字典》、1895年出版的基督教士用上海方言传教的报纸等。这些20多年来从旧书店旧书摊搜罗来的“图书馆不收、目录学不讲、藏书家不重”的文献把周振鹤引入另外一片天地。
“世界上第一本中文跟外文对照的字典，1930年代在梵蒂冈教廷图书馆重现天日。这本字典是400年前的罗明坚、利玛窦他们那批传教士编的。现在中国人常说‘面包’这个词，这个词哪里来的？利玛窦他们的这本字典里已经有了。1940年代上海开过一家店，叫艾凡馒头店。如果真是卖馒头，生意会不行的，中国人早就有馒头了，谁来买你的馒头？其实那个店卖的是bread(面包)，但是如何将bread翻译成汉语词是很难的，所以只能附会为馒头。具体的词汇都这么难，‘逻辑’怎么想出来？翻译不是小事，这是两种异质文化建立起来的最初的联系。”
据周振鹤说，在19世纪之前，在华传教士所编中外对照字典数十部，但最先公开出版的是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时代的中文－法文－拉丁文对照词典，几年之后就是马礼逊的《中国语言词典(TheDictionaryofChineseLanguage)》。这套词典分6卷，从1815年到1823年，前两部五卷是按照部首及音韵排列的汉英字典(中文名分别为《字典》与《五车韵府》)，第三部一卷是英汉字典，无中文名。
“这部词典到现在大部分中国学人还不知道，日本人早已经把它影印出来了。”周振鹤说，“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以葡、意、法、西等国居多，而这些国家的语言加上他们共通的语言拉丁文恰恰是中国人的弱项，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迟迟没做。但我们不做，外国人就做了。二十年前，日本已经翻译了《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我们二十年后才做这事，翻译得还没有人家好。”
目前，周振鹤和张西平最欢迎的是有小语种背景的研究生。因为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需要从目录学做起的宝藏。张西平要求所有他门下的学生，必须学习拉丁文、法文、葡萄牙文，“一本书一本书去做，不要着急，我们这代人过去就过去了”。
知识就是权力
张西平和周振鹤在国内开始汉学研究的基础工作的时候，杨煦生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游学生涯。
出国之前，杨煦生和张西平已经开始筹划出版一本汉学研究的杂志。两人约定：张西平负责利用国图的资料，组织翻译海外汉学著作，联系出版；性格随和，被称为朋友间的联络人和“和稀泥者”的杨煦生负责联络海外的汉学家和中国学人。经过四五年的筹划，1995年，《国际汉学》创刊，一年一辑，几辑之后，走上正轨，一年两辑。最初，德国、法国的资讯占了相当的比重，后来视野慢慢扩大，英、法、美、俄、日、西班牙、瑞典、捷克、罗马尼亚等国的汉学研究都有涉及，且辟出“汉学家专页”、“汉学家访谈录”、“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宗教思想研究”等常设栏目。
在这个过程中，杨煦生把个人的研究领域定为“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史”。杨煦生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是因为他认为，天主教传教士四百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没有完整答案：中华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并峙的精神底蕴是什么。
最早来华传教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近代学术训练的学者，在传递上帝福音的同时，不少人随身携带母国国家科学院为他们准备的调查提纲，他们一边传教，一边在中国大地上进行语言、人种、宗教等诸方面的调查。其中一些传教士干脆就是国内的大学问家伏尔泰、莱布尼兹等人的“联络员”。传教士把在中国的见闻源源不断地寄给国内的学者，从来没到过中国的学者就可以写作形形色色的关于中国的书。
“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代，正是知识理性在欧洲大陆确立地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科学院’这个词变得非常神圣，甚至带有准宗教的色彩。我们总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欧洲人真正想说的是：知识就是权力。他们认为谁在知识论上解决了一个问题，谁就成为这个问题的主人。在社会文化领域，我了解你，我就能控制。对他们来说，中国确实就是一个问题。”杨煦生说。
最具戏剧色彩的是，这些以中华文明、传播基督教文明为目的传教士们往往成为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者。有些人以传教为目的，学习汉语，并把《四书》等中国典籍翻译成拉丁文，作为后来者的教材；有些人干脆为中华文化所化，陶醉于中国山川、诗词、瓷器、玉雕……最让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卫礼贤，这位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新教牧师，回国之后，以从来没有成功地给任何一个中国人洗礼为自豪。
“竹幕国家”到“正常国家”
何培忠热衷的是国外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何培忠1978年进入社科院工作，最初的领域是“日本青年问题研究”。这个研究方向让他有可能接触一批日本当代学者，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对当代中国的关注。
何培忠做过一个统计，从1996年到2005年，日本学界共出版8758本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著———这是一天出两本书的速度。日本左翼学者毛里合子认为，战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经过了1950年代的意识形态时期、1960年代的妖魔化时期、1970年代的美国式“中国研究”渐进时期、1980年代以来由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不安时期。总体而言，中国在日本学者的眼里，已经从一个“谜一样的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
何培忠认为，这种转变跟中国自身的变化密不可分。“过去说苏联是‘铁幕国家’，说中国是‘竹幕国家’———隔着层层的竹林，有缝隙，但是什么也看不清。国外学者能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非常有限。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实行‘内部出版’制度，外国人能看到的只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少数刊物，地方一级的报刊外国人都看不到。国内最早的中国学研究所是设在社科院情报所的。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有网络，可能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国外已经知道了。所以，海外的中国学学者越来越把中国当作一个正常国家研究。”
“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对形象重塑的问题。及时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非常有好处。误解可以解释，别人的洞见对我们也是很好的提醒。”何培忠说。他的例子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乡镇企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的费正清和国内的一大批学者都是小城镇模式的鼓吹者，但一批日本学者最早看出了这种模式的弊端：要求农民“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政策必然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瓶颈，从而使借小城镇实现的城市化成为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