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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中日2000年交往史:一衣带水 千年情仇

[日期:2007-04-05] 来源:南风窗  作者:赵博渊 [字体: ]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就地理距离而言,称得上近邻。可要从心理距离来说,日本恐怕离我们比欧洲还要遥远。中国人看日本,总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和不安感。当看到银座街头广告牌上醒目的汉字时,中国人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可目光一触及假名,心情又立马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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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奇特的双边关系:虽一衣带水,却又心隔万里;虽物质往来频繁,却少有精神交流。双方都一边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对方,一边还可能在心里嘀咕:“这家伙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小个子的日本人曾经因为中国的存在迷茫了2000年,现在,终于也轮到大块头的中国开始困惑了。

  朋友?敌人?抑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良性竞争者?或许,把大块头和小个子2000年来的交往历史做个梳理,就会真相大白了。

  望春芽——华风东渐时代

  中日之间的直接交往大致在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之后,且很长一段时间都以朝鲜为交往中介。《后汉书-东夷传》中称汉光武帝在建元二年,即公元57年赐“汉倭奴国王”金印给前来朝贡的倭奴国使节,这可以看作双方的第一次外交关系,而1784年该金印在九州的出土无疑也印证了史实。

  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先进技术(如制铁)及文化就通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此前尚在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日本社会进一步分化。以往以血缘结合的氏族公社大都转变成由地缘结合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而部落兼并战争也开始白热化。终于,中国的铁器和水田稻耕农业造就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早期国家——邪马台国。

  以邪马台为代表的北九州各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靠海,又多兼营渔业,遂有拓展海外关系之心。邪马台国先后三次遣使来洛阳朝贡曹魏政权,而曹魏也回派了使节。曹魏还赐卑弥呼女王“亲魏倭王”金印,甚至还派带方太守调停过邪马台与狗奴国的战争。有了曹魏的支持,邪马台甚至还入侵过朝鲜南部。曹魏对邪马台的厚爱有加完全出于政治需要:明确邪马台对曹魏的臣属关系,切断日本与南方东吴政权的联系。

  就在邪马台与中国礼尚往来之际,在日本本州中部,另一支被称作“大和”的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在100年后统一了日本列岛。大和族是现代日本人的民族起源,不过,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呈现与北九州文明本质上的不同:九州人以农业为主业,性格比较平和;大和人也有农业,但并不突出,且富于侵略性,在军事上明显强过九州。随着大和的崛起,日本进入了“古坟时代”。

  之所以称作“古坟时代”,是以当时大量盛行的墓葬命名。古坟时代持续了400年,随着大和国统一战争的深入,古坟也逐渐出现在关东、九州南部、奥羽等偏远地区。关于这段创世纪的历史,由于战乱导致交往断绝,所以中国史籍除了478年雄略天皇给南朝宋顺帝的表文中提过外就是一片空白。日本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里的记载更类似于贝奥武甫式的英雄史诗,但至少从侧面反映出大和势力扩张的情况。

  关于大和民族的来历,战后盛行的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说或许最为科学:大和族可能是因为五胡乱华的缘故而经由朝鲜半岛南下进入日本的通古斯族的一支。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古坟样式前后期区别显著,后期墓主多为贵族,从盔甲、马具等随葬品看,游牧民族色彩浓厚,且墓葬地点多设在山岗等军事要冲。前后期的转变显得非常突然,中间缺少衔接。此外,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自古坟中期开始,日本列岛马匹数量突然剧增。现代科技也证明日本人的遗传基因最接近半岛北部的朝鲜人。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与土生土长的倭人相比,大和是一个完全异质的种族。其实,将大和人放到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第二次大冲击在日本的缩影。同期的罗马帝国遭到匈奴及日耳曼蛮族入侵,中华文明被五胡之乱逼得退守江南一隅。可以说,作为骑马民族的大和与中国在文明深层结构里是相冲突的。但在与高句丽争夺半岛霸权失败后,已经接纳了先进农耕文化的大和国迫于时势,再次和中国南朝政权取得联系,希望借中国权威加强在半岛的势力。在著名的五王时代,日本先后朝贡13次,并领受南朝政权的官位。

  政治上的交好以及北方频繁战乱,使得不少中国人流落日本,成为日本人所说的“归化民”。实际上,这些归化民往往具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反倒是他们在开化落后的日本。他们既改善了日本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又加快了日本文明的进程。日本将这些技术移民按照工种分为品部,进行集中生产,形成了部民制。部民制最终催生了上层建筑氏姓制,构成了大和国的经济政治基础。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文化也占据了主导:移民中的知识分子进入政权中枢,汉字得到普及,儒学风靡日本,但真正对日本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还是佛教。作为一神制的佛教非常契合当时日本皇室苦于阀族势力尾大不掉,急需一种宣扬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来整合国民思想的政治形势,所以很快取代本土的神道,成为统一国家的思想支柱。这很类似于中国汉代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围绕着宗教信仰问题,代表皇室的革新派苏我氏与保守派物部氏爆发战争,并取得胜利。随着苏我氏于576年建成飞鸟寺,日本迎来了以佛教文化为主流的飞鸟时代。要注意的是,同时期的中国南朝和北魏同样崇尚佛教。

  这一阶段的中日交往节奏缓慢,规模有限,并呈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平和态势。作为一个尚未成熟的国家,日本对中国的先进文明充满了仰慕。相对应的,由于地处偏僻,中国历届政权都将日本视作一个落后淳朴的乡下穷亲戚,所以始终没有非分之想,双方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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