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东升——向中国学习的时代
公元6世纪前后，中日两国都陷入了政治大漩涡。被日本奉为中华正统的南朝政权更替频繁，且在与北方的对抗中衰相尽现；日本的日子也很难过，一方面部民奴隶制难以为继，经济遭遇制度性困难，而国内的阀族势力仍然强大，另一方面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屡屡受挫，尤其是562年在半岛的最后殖民地任那府灭于新罗，大和势力被迫收缩回岛内。最要命的是，与半岛各国关系恶化，在经济上就丧失了朝鲜的物资、技术及人力资源，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都集中到了岛内。
公元6世纪末，日本迎来了圣德太子摄政，中国也由隋朝重现大一统，经过200年整合的中华文明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而半岛的新罗模仿中国改革，国力逐渐强盛起来。这些国际形势触动了开明的圣德太子，日本高层最终决定师事中国，引入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试图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来挽救日本的危机。
圣德太子改革仅限于行政及思想领域，未触及根本，所以作用有限，但至少达成两项成果：一、通过制宪修史，皇权思想深入人心；二、重开中日邦交，派遣留学生入隋，培养改革人才，为后来的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石。大化改新基本可以视作隋唐制度的翻版，即在经济上建立班田制及租庸调制，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日本借此一举跃入封建社会。
重现活力的日本再度积极干预半岛事务，而唐朝也在努力改变半岛的政治秩序，双方出现了对抗局面。半岛南部的新罗、百济也分别与中日结盟，从而将中日拉到了战争的边缘。出于平息国内守旧派和民众的不满，日本急需转移矛盾，再加上先前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惨败，以至亡国，日本由此产生了战略误判，认为唐朝也是外强中干。白村江一战中国最终将日本逐出半岛，更显示唐朝区域霸主地位难以撼动。识相的大和朝廷在两年后恢复派遣遣唐使，一批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被派到中国，唐朝使节也多次赴日。遣唐使不仅仅扮演了外交官角色，还发挥了贸易商团的作用。这种贸易是隐藏于朝贡背后的，再加上来唐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都是搭载使节船往返，遣唐使事实上成为了日唐文化交流最主要的媒介。
正是通过对唐朝先进文化的全面引入，日本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体制，充实了本国文化，从而创造出仍旧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白凤文化和天平文化。这一时期因为文化上浓厚的盛唐烙印而被日本史家称为“唐风时代”。唐风时代无疑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年代，并留下不少佳话，如李白哭晁衡（阿倍仲麻吕），鉴真东渡等。但随着以安史之乱为契机的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遣唐使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再加上唐朝索要军事物资以应付叛乱，不堪其累的日本终于在末任遣唐使菅原道真建议下，于894年停派了遣唐使，中日关系从此成为唐人的单向联系。
唐朝在内忧外患中灭亡，稍后的五代十国再现了南北朝时代的混乱。中国政局的非正常化使得日本迟迟不肯开放国门，只是与政局相对稳定的越、吴越政权保持有限的官方往来。待到宋朝结束动乱，恢复大一统局面后，日本才重新对中国开放。
日宋交流掀起了中日关系史上空前绝后的高潮。首先，更为开放务实的武士阶层执掌日本权柄，放宽了以往的限制，民间贸易得到认可。以往的官方主导模式改为官民并用。其次，由于日本工商业的勃兴，对于中国物产的需求相对降低，改而急需大量货币。日本原本铜资源有限，且铸币品质低劣，于是乎，干脆停止铸币，积极发展对宋贸易以获取宋朝的铜钱，以满足国内流通之需。
从平安末期的平氏政权再到后来的镰仓幕府都积极推进中日关系，三代将军源实朝甚至打算亲率使团访宋，后因交通条件所限只得作罢。假如得以成行，倒可开中日关系史上高层访问之先河。中日关系由此呈现出政热经热的大好局面，但时间一长，宋朝却因铜钱大量外流导致国内通货紧缩，只好向日本提出限制贸易的要求，这大可以看成是双边关系史上第一次金融摩擦。但日本表示理解，最终答应了宋朝请求。然而，南宋最终灭于蒙古之手，中日关系不得不戛然而止。
隋唐宋时期的中日邦交堪称两国关系史上的顶峰：政治上的互信互助和经济上的互利互惠。但在文化上，中国仍然是日本的老师。中国的茶道和禅宗正是此时传入日本，成为武士阶层的修炼手段。建筑、医学、书画、印刷等技艺也备受日本人青睐。此外，这一时期双边关系至少呈现出两个新特点：第一，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小野妹子首访隋朝时就在国书中一改过去请封、朝贡的谦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而日本国名亦源于此。再次访隋时更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然而，这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文化上日本仍然是中国的附庸，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平安中期日本文字“假名”及日本民族文学的出现。正由于有了自己的文字，日本在文化上基本摆脱了中国的束缚，进入了所谓的“国风时代”。第二，中国政权大国倾向的收缩。隋唐作为新兴的大国，扩张意识较强烈，但宋朝国力弱小，而奉行的文治主义使得宋朝不复唐朝的霸气，转而以一种更为平等而灵活的方针处理对外关系，宋代的中日关系由此保持了平等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