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50年的时代变迁
张 伟
农村来的小保姆没什么文化，她总是把手机揣在裤兜里。不过，冯志伟发现，她最近正学着给别人编发短信。拼音帮了她大忙。9个字母按键间，她的拇指快速移动，输入速度不慢于任何人。
现行汉语拼音方案迎来它颁行的第50周年，各种座谈会纷纷召开，电视节目正在筹划。相比而言，这只是一桩寻常事。
50年前一个下午，在北京大学读理科的大一学生冯志伟到校外溜达时捡到一张报纸，上面刊登着一份《汉语拼音方案》。他试着拼了一下，很快就学会了。
那是1958年年初。
冯志伟也作出个人选择：放弃所学专业，改到中文系学习语言学。如今，他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计算语言学家。
事实上，1958年拍板的汉语拼音方案，早在1949年就开始着手研制。当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时，开国大典刚刚过去没几天。3年后，这个民间团体摇身一变，成为政府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
“一个政权刚刚建立就成立文字的改革机构，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已经退休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陈章太回忆。
1956年，陈章太大学刚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旁观了当时汉语改革的一场热闹。
此时，关于文字改革的争论已经进行了5年多。其中最根本的争论是，要不要用拼音文字直接取代汉字。
早在1951年，毛泽东主席曾表示“文字必须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不过陈章太认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倾向于采用稳妥的方式，即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创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辅助。
究竟采用哪种拼音方案，成为争论焦点。各种拼音方案层出不穷。最初，毛主席主张的“民族形式字母”占上风，同时存在的意见还有苏联专家提出的“斯拉夫字母方案”，部分学者坚持的“拉丁字母方案”，以及民间自创的字母方案。一份统计显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拼音方案有1000多种。
转折发生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前后。陈章太回忆，当会议开到一半时，正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经济学教授周有光被点名调到北京。会上会下各种场合，他“侃侃而谈，论证严密”，最终说服了包括毛主席在内的领导人同意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
拉丁字母化的拼音方案被确定下来，而苏联的建议和毛主席的偏好最终让步。陈章太认为，这显示了决策层的气度，以及冷静的判断力。当时正值国际关系紧张，英语等西方语言在我国社会是受排斥的。
政府高层的决定，平息了各种不同意见。当陈章太进入语言研究领域时，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至此，中国历史上多种拼音方案交错使用的乱象，面临终结。
冯志伟1945年上小学，学习注音字母。这套方案拟订于1913年，共设37个字母，全部从古代汉字中选取部分笔画充当。1918年，该方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实施。不过，这套“官方字母”，从未一统天下。
这时，五四时期由钱玄同等知识分子发起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仍在继续，主张废弃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书写汉语。经过黎锦熙、赵元任等学者的研究推动，1928年9月，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这一派注音法，被称为“国罗派”，并于1932年由民国教育部确认。而几乎同一时间，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苏联开始。当时，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华工中扫除文盲，身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等人与苏联汉学家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新文字派别，被称作“北拉派”，并与“国罗派”发生论战。
如果再加上更早时由外国人创造的“威妥玛式”“邮政式”等拼音方案，有关汉语的拼音方案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1958年诞生的《汉语拼音方案》最终舍弃了以上所有方案，另起炉灶。不过，学者指出，除了标调法不同，这套方案与之前的“国罗”拼音方案差别并不大。
冯志伟记得，现行《汉语拼音方案》诞生不久便风行全国，他自己也很快舍弃了用注音字母拼写的习惯。
不过，与周围其他人相比，冯志伟并不是最狂热的一个。他有许多同学，当时便开始用拼音记日记。不过他没有这么做，他担心这种不区分同音词的日记“以后自己看不懂”。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宣布《汉语拼音方案》时曾经表示，汉字是否会被字母代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初开始的汉字拼音化倾向，仍然是一种潮流。在许多人心中，汉语拼音最终的发展方向将是拼音文字。
由于《汉语拼音方案》还不具备作为文字的资格，当时相关部门曾组织专家继续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是编制了一套只在内部发行过的《定型化汉语拼音词典》，通过复杂的方式，使拼音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形态。
不过，这套汉字方案并未公布。由于1977年“第二批简化字”的公布使文字改革委员会一时“声名狼藉”，处于瘫痪状态。“文革”结束后，这一状况亟须改变。
陈章太又一次出现在语言文字改革热潮里。不过这一次他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推动者。
1983年，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与语言学家吕叔湘商量，点名将陈章太从社科院调进文字改革委员会，让他将这个几乎处于瘫痪的机构重新运转起来。
摆在陈章太面前的事情，就是如何对待汉字字母化的历史思潮。当时，毛主席“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的提法仍有许多人坚持。而经过“文革”后的反思，曾经激进地主张汉字拼音化的胡乔木态度发生了变化。陈章太记得他曾与自己谈话，指出汉字拼音化是“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不可急于求成。陈章太曾在胡的讲话稿中添入“循序渐进”的词句，胡在旁边批注：“很好。”
因此，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成为重新确立文字改革方向的重要会议。
这时，“文字改革委员会”已更名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改革色彩淡化。陈章太回忆，这次会议之前，关于拼音方案如何对待，主要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是重新确立毛泽东时代的“汉字拼音化”方向，另一种则认为拼音已没有太大用处，无需多提。
两种意见都没有被采纳。最终，这次会议没有提“汉字拼音化”问题，而是对《汉语拼音方案》作了“继续推行”“扩大应用范围”“研究解决应用中的实际问题”等决定。陈章太说：“这实际上是不再提汉字拼音化了，将拼音方案作为文字辅助工具确立下来。”
如今已年过七十的陈章太仍十分怀念当时工作中求实、民主、融洽的氛围。当时，他这个中年“布衣”，与胡乔木讨论文字改革方案，时有争论，乔木总是平等相待。
据他回忆，“文革”中，胡乔木曾偷偷对第一批简化字进行研究和反思。他希望在重新颁布《简化字总表》时，将100多个简化字改回繁体字。陈章太则以“汉字字形应保持相对稳定”为理由，没有接受。
当时，胡乔木发着高烧，两人的辩论从北京一直进行到北戴河。胡的要求从100多字减为20多字，仍然没有说服陈章太。一次，胡乔木躺在床上，一边输液，一边与陈争论。说到最后，胡乔木“动了感情”，陈章太却依旧坚持己见。这时，胡乔木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们，你们也说服不了我，那么我们分别向中央书记处申诉。
“这就是民主的作风。”回忆至此，陈章太感叹说。
这次会议上，有几名老一辈“文改”同志，坚持要重提毛主席的言论。有人曾建议“批他们”，但多数人认为，这只是表达不同观点，应该被允许。
最终颁布的《简化字总表》，部分尊重胡乔木的意见，改动了7个汉字。
上世纪末，陈章太参与制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关于拼音方案“要不要提”，成为争论的一个话题。最后，汉语拼音还是在这部国家法律里“挤”到一席之地。但“这种争论本身，就说明拼音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陈章太记得，当时在对全国统编教材进行修改，一个很强势的观点是，将汉语拼音教学从小学教材中削弱甚至移除。他分析，那个时候，拼音在电脑、手机等输入领域，作用尚不明显，而“汉字将成为世界强势”一类论调高涨，这成为拼音被人轻视的理由。
在冯志伟看来，这种轻视如今已经消失。商品包装上印上了汉语拼音，中药和西药上也标着拼音。外国人学汉语更需借助拼音。许多老外尽管已能讲流利的普通话，但是并不会写汉字，只能依靠拼音。
汉语拼音占据了绝大多数领域，从国际标准中的中文词语到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输入法。曾有统计显示，“鲁迅”这个名字在全世界不同语言里共有12种拼法，现在则只有一种拼写Lu Xun被认为是标准的了。
（原载《中国青年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