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汉语拼音”征文来稿选登之三、
我与汉语拼音
李乐毅
在《汉语拼音方案》诞生5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首都一家报社的记者为了撰写纪念文章，前来采访我。当她听说我青少年时期曾长期生活在国外，似乎有点儿不太理解地问：“那么您怎么对汉语拼音有这么深的理解和感情，而且在回国后还被任命为国家语委汉语拼音处处长兼汉语拼音研究室主任的呢？”
这位记者的问话勾起了我平日不常谈起的一些回忆。由于时间所囿，我只对她谈了自己比较难忘的几件事。
我出生在祖国南方的美丽海港汕头市。1940年，我才三岁，就在日军的铁蹄即将踏进广东的时候，我跟随坚持抗日、时任小学校长的父亲出国侨居越南西贡市的华人区——堤岸。当时那儿的华人社会开办了几十所华文中小学和十多份华文日报，街道上的商店、茶肆、楼宇等遍布用汉字书写的招牌。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跟着老师用带着浓重的粤语方音的“国语”（普通话）朗读被“公然翻印”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编写的课本，学习汉字，学习“注音字母”（“注音符号”），吸吮着几乎所有的华人都引以为荣的中华文化。
上世纪50年代，我刚上初中时，偶然在书店购得几本薄薄的关于中国“新文字”的读物，如饥似渴地“啃”起来，心里兴奋极了，还自己琢磨设计一套新的“中文拼音方案”。这虽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我的“出发点”也许是可以谅解的。因为，我国的邻邦越南过去的许多世纪里长期使用汉字，但只有少数的上层人士掌握文化，而广大的劳苦群众则大多是文盲。后来越南实现了文字拼音化，我目睹当地的孩子们只要学会他们的拼音之后就能无师自通阅读书报和写信，心里盼望祖国也能早日如此，人人都能够更好地掌握文化。后来，我才弄清当地的华文书店所推介的上述这种“新文字”，就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两个主要渊源之一的“拉丁化新文字”。我还
1957年6月，刚满20岁的我冒着危险和艰苦，取道金边、香港回到了祖国。从这时到第二年秋天即我考上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前后，恰逢《汉语拼音方案》的全民讨论高潮和最终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和正式公布的时刻。我通过学习《方案》的历史源流和它的制订过程，认识到这个方案是千百年来特别是清末以来约百年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最科学、最合理、最佳的方案，于是毫无保留地、真心诚意地服膺和拥护它。后来，我又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史及世界语言文字发展史逐步理解到，《汉语拼音方案》并不是要取代汉字，其主要作用是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还可以用于其他的许多领域，包括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应用的地方，比如目前95%的电脑用户采用的拼音输入法，以及我们每天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需要即时拼写出来的人名（像运动员的姓名）和地名（像新闻和突发事件的有关地名）等。
在我所在班级里诸多满口京腔的大学同学中，我的汉语拼音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让同窗们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有一次却发生了一件令我啼笑皆非的事：由于我坚持每天用汉语拼音写日记，竟引起班里“阶级斗争警觉性”高的团干部的“怀疑”，他们向我要走了那本“密电码”似的日记，仔细地查阅了半天，才略带歉意地归还给我。
1960年12月到1961年3月，我在大学念二年级的时候，《光明日报》组织了一次关于“拉丁字母科学符号读法问题”的讨论，我积极地投了稿，稿子内容是提倡和赞同采用汉语拼音字母来称说科学符号中的拉丁字母（现多称为“罗马字母”）。在编辑室最后的总结性文章中，摘引了我的一些论述；并且随后收进了文字改革出版社所编的结集里。这是我的文字和姓名第一次印上了祖国的书报。在这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教的是古典文学、文艺理论等文学课程；但是我并没有放松对语言文字理论的钻研。1978年，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如愿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从此，我与汉语拼音的关系更密切了。截至1997年我退休为止的十多年中，我与几位同事共同完成的有关汉语拼音的工作或研究课题主要有：拟订《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及其部分细则，汉语拼音教学法包括“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和“直读法”的实验研究，注音识字扫盲的实验研究，汉语拼音电报研究，汉语拼音科技应用标调法的研究，汉语拼音史及“闽南白话字”研究，现代汉语通用词、常用词研究，现代汉语同音词研究，普通话轻声词、儿化词研究，中国地名标准化研究，《汉语拼音词汇》的编写，并为语委机关代拟了大量群众来信的回复等等。我还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30周年编写了电视专题片《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大事》《扫盲新花》的剧本，并先后编辑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公布》《汉语拼音论文集》《汉语拼音正词法论文集》等书稿、文稿，撰写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知识读本》。
虽然我们的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甚至受到来自不同观点人士的批评；但是我们自认为是竭尽绵力、艰苦奋斗、无愧于心的，因为我们的每一步，始终与我国人民共同的智慧结晶和文化瑰宝——《汉语拼音方案》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