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 铁平 等：推进 语言学 学术 批评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0 年第 10 期

原题：推进学术批评，纯净学术环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伍铁平先生访谈录

【伍铁平】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庆】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编者按：如何评价当前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如果仅仅从一些数据和硬件来看，如学术从业人员的数量、学术成果的产量、科研的经费多少、科研仪器设备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个学术界的灵魂——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却着实令人担忧。许多有识之士坦言，当下我们的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极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

为了遏制高校学术不端行为，2009年10月29日，教育部成立了学风建设协调小组，由副部长陈希任组长，可受理直属高校学风问题举报并组织对重大学风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提出处理建议。2010年3月17日教育部网站又公布了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及其学风建设委员会的有关章程。从教育部的这些措施也可以反映出当下的学术界问题的严重。

如何纯净我们的学术风气，淳化我们的学术道德，重塑我国的学术形象，这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整治学术界的不良学风和学术不端行为，除了学者的自律、切实有效的惩治措施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学术批评。

谈到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有一个人早已全身心地投入到同语言文字学界不良学风及学术骗子的斗争中了，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伍铁平教授。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庆博士就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等问题对伍先生做了一次访谈。

▲王庆：

伍先生，今天主要请您谈一谈有关学风建设和学术批评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学界不再平静，诸多丑恶、污滥现象频频出现。您一直关注语言文字学界的学风问题，对目前学界的状态，您怎么看？

▲伍铁平：

无论如何说，我国的学术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发展并不能掩盖问题。我觉得语言文字学界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学术道德和学风问题。从学术界2009 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来看，我国部分学人的学术道德在沦丧，整个学风在恶化。不抓党风建设，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的前途都成问题；同样，再不整肃学风，我国的学术也将被断送。

▲王庆：

是的。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

随着我国学术的发展，学术从业人员猛增，但由于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许多管理措施很不成熟，这突出地表现在学术评价机制上。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学术似乎走的是一种粗放式的、注重数量的发展模式，学术的评价机制也是适应这种模式而定的。学术考核基本上以数据说话，例如，要从论文数量（例如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CSSCI 论文数量）、专著的数量，培养了多少学生，有多少课题、多少项目等方面来评价一个人、一个团队，甚至是一个研究机构，有时候甚至简单到只以论文的级别及数量和课题项目及经费的多少来考量学术。可是仅仅从数据来看问题，那无异于心智不全，因为数字遮蔽了许多问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以所谓的“核心期刊”和刊物级别衡量学术，把学术评价不自觉地交给了学术刊物。所有这些导致了许多怪现象：如果发表的论文多，得名利就多，再用既得的名利捞取更大的课题经费和发表更多的论文。这大大助长了学术的不正之风。符杰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当下这个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流行的时代，急功近利的学术恶风到处蔓延滋生，一些所谓知名大学正是始作俑者。从北大的王铭铭事件，到浙大的贺海波事件，名校之‘名’席卷全国，不正是如此吗？名校的种种堂而皇之的科研体制与等级量化标准被‘学习借鉴’之后，全国不同层次的高校在科研上出现荒唐古怪的大跃进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板凳要坐十年冷’不仅不足为训，抱守古训的老实人反而要被营造出明星效应的学术超男超女们蔑视和耻笑。而盲目崇拜科研量的结果，除了批量制造文字垃圾和学术赝品，就是频繁爆发学术造假和剽窃丑闻。”[1] 我觉得符先生的话道出了实情。

▲伍铁平：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注重数量发展模式的表现。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早已显现无遗：学术道德严重滑坡，剽窃、抄袭等与高雅学术毫不沾边的事频发。中国的学术如果照此模式发展下去，是死路一条。所以，要根治学风恶化和学术不端行为，必须制定一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现在许多有识之士也认识到量化管理给学术研究带来的种种弊端，力图变革，可是制定一种相对公正、合理的评价机制并不是那么容易。现在有些地方和单位开始尝试多元评价模式，期望能为我们的学术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王庆：

现在，我国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上来，相信我国的学术也将会改变其偏重数量的发展模式。如果学术发展模式发生转变，相应地，学术评价机制也应该跟上。

▲伍铁平：

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相对于学术的发展总是显得滞后。因此，要保障学术健康发展，除了学术评价机制之外，还必须有学术批评的繁荣。学术批评主要是学术同行的评议和监督，这对从业人员日益扩大的学术界尤显重要，否则学术腐败的泛滥将不可收拾。

▲王庆：

我同意您的看法，学术从业人员日众之后，学术批评尤显重要。叔本华说过：任何一种聚会一旦人多势众，平庸的声音必占主导地位[2]。现代学术的普遍平庸化已经很明显，这时尤其需要学术批评来帮助提升学术。学术的普遍平庸化，除了从业人员日众、学术大众化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就是“学术不独立”。现在已经很少能看到不为名利所诱的纯学术，学术成了点缀，学术成了谋生的手段。鲁国尧教授曾说“昔人读书为素养，今人做书为稻粱”[3]，十分深刻。学术成了谋生的手段之后，必然会变得庸俗。

▲伍铁平：

我不认为从业人员多跟学术平庸化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我觉得，现在威胁我国学术发展的是学术腐败，例如伪造、篡改原始试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等。

▲王庆：

我觉得学术腐败是学术平庸化的发展和延伸。如果学术圈相对较小的话，或许靠行业自律可以防止腐败的发生，但如果学术从业人员急剧扩张之后，学术腐败似乎有其必然性，这时就需要规范和制度来约束，不能仅仅靠行业自律了。也就是说，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是学术事业的发展的必然要求。好有一比：在佛教发展史上，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僧尼数量猛增，污滥现象随即发生，僧人管理的问题十分突出。这时就有了僧律的需求。东晋高僧“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4] 。另一位唐代赴印求法高僧义净，也是因为唐代佛教大发展之后，戒律弛坏，致使“当时佛教中藏污纳垢，秽闻层出，不仅一般世俗群众不满，佛教徒中有识之士也深有所感”。所以“义净在印度和南海等地，则特别注意观察和记录佛教的僧团制度、戒律规定。他从印度携回和他一生翻译的佛经，律最多，以卷数论，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遍翻三藏，而偏功律部”[5]。义净的动机和法显一样，就是寻求僧律。现在中国的学术发展这么快，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和道德约束，中国的学术也将会污滥不堪。在现今的中国，除了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之外，学术界的贪污腐败尤其触目惊心。如果普通民众连对知识和学术的崇敬都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如果不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重拳打击，将会影响学术公平，影响一些潜心学术的人的情绪。不要以为，学术腐败只是少数人的事，它会使整个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心浮气躁。在完善的学术评价机制和学术规则建立之前，学术批评将对学术公正的维护起着重要的作用。

▲伍铁平：

是的，现在学术不端行为的频发，除了以上所说的学术评价体制之外，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学术批评缺失所致。就我所知道的语言学领域而言，国际同行的学术期刊约有一半的文章属于学术批评或学术讨论性的，在他们那里，学术批评是极正常的事。反观我国的多数学术期刊，批评性的文章寥若晨星，一些杂志甚至拒登批评性文章，这些都不正常，于我国学术的健康发展有害。虽然现在有些杂志力图开辟学术批评的自由空间，但距理想的状态还很远。我一直认为，学术批评是一项事业。所以，我多年来一直努力从事学术批评。我的目的就是要倡导一种自由的、宽松的学术批评氛围，以便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学术批评中来。现在，在我国进行学术批评已经比以前自由多了，这是时代在进步。但学术批评还是很艰难，这不完全是因为我国部分学人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没有正义感，而是由于许多人有顾虑，有些人则没有认识到学术批评的重要。我希望我国的学术批评能达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程度。

▲王庆：

刚才提到的符杰祥先生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句话：“学风的清净澄明有待于每一个学人自觉去承担监查的责任与督责的义务。对于此类问题的危害性，鲁迅是极为敏感的，而一旦发现，就会屡屡论及，绝不宽恕。刚肠嫉恶而自言‘论时事不留情面’的鲁迅不会为‘一角纸糊绅士服’的假和气、假大度而牺牲原则。”[6] 确如符先生所言，如果每一个学人都能主动承担起自己的一份学术监督的责任，那还能有学术不端行为的容身之地吗？鲁迅先生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学习。

▲伍铁平：

我非常赞赏鲁迅先生的“决不宽恕”原则。

▲王庆：

这也是现在常说的“零容忍”。伍先生，近十多年来，您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学术批评上去了。这是否影响到了您自己的学术研究呢？有很多人说，您现在专心学术批评，您自己心爱的语言学研究反而顾不上了。

▲伍铁平：

你说的部分是事实，但不全是。我现在确实大部分时间从事学术批评。进行学术批评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写写批评文章而已，而是需要把学术批评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学术质量。可以这样说，没有我国学术批评的繁荣，中国的学术在整体上想要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没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切磋交流，就不会有一流的学术见解，学术的机智和敏锐有时是在学术切磋时发生的。有些人认为进行学术批评耗费精力，还不如把有限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行学术批评同一般的学术研究一样，都是在“求真”，须知，辨伪就是求真。我现在倒觉得，反而是学术批评在求真的道路上走得更快，因为如果进行学术批评，就要逼着你充分深入地进行思考、进行思辨，这有利于深入研究。举一个例子，就我所知，我十分尊敬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答问》中反复提出这样一个说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要反对“印欧语眼光”[7]。朱先生此语一出，很多人奉为真理，到处引用，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这一说法是否合理。我以前也没有深入思考这句话，只是有一次为了进行学术批评的需要，才深入思考这一说法，觉得这一说法是不对的，所谓的“印欧语眼光”其实是子虚乌有。“印欧语”这一说法很模糊，是指按历史比较语言学原则构拟出来的原始印欧语，还是印欧语系下属的各种现代语言？前者仅仅是一个假设，现在对原始印欧语的构拟还存在一些分歧；若指后者，则它们之间差别太大，印欧语系的现代诸语言有些属于屈折语，有些属于分析语，语言类型很不相同，怎么能存在一个“印欧语眼光”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 年第5 期上，并收入拙著《语言文字学学术批判和批判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版。以下简作“《文集》”），欢迎对我的文章进行批评。

▲王庆：

伍先生，您有很大一部分学术批评文章是针对《汉字文化》的，您对这本杂志的批评是一以贯之的。

▲伍铁平：

这本杂志以惯于发表错误百出的文章而臭名昭著，本来不值一读，所以很少有真正的学者向它投稿。很多人劝我不要再跟这种杂志纠缠，可是我却自费订阅，每期必读，读的目的就是要看这本杂志又放了什么毒。这可能就是鲁迅先生从黄兴身上看到的我们湘人的一种“反抗的蛮性”[8]。我就是要把该杂志的错误揭露出来，好让更多的人远离这样的杂志。我殷切希望我国有正义感的青年语言学工作者能接我们的班，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这本杂志的实际主编是学术骗子徐德江。该杂志能接连数期刊登吹捧徐德江胡说八道的文章，有时候是一期并发多篇，这在任何刊物中都是很少有的。国内有哪家杂志能如此作为？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该刊是如何在徐德江的操纵下为所欲为的。《汉字文化》从2007 年第6 期到2010 年第1 期共发表了鲁川的六篇冗长的文章，肉麻地吹捧徐德江的伪科学，六篇文章的副题都是“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评析”。“评析”之一、之二、之六的正标题分别为“‘明确简约’是语言文字科学性的标准”“形态和虚词都属于词汇范畴而不属于语法范畴”“文字和口说语言是并生并存的两种符号系统”。仅从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出被鲁川吹捧的“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是什么货色。有时候，鲁川是为了讨好徐德江，达到发表的目的，假借吹捧徐德江的名目塞进他自己的私货（不少是克隆他过去发表的文章）。这些私货中有不少常识性的错误，如《汉字文化》2009 年第6 期第13 页上鲁川居然说“建立在印欧语‘形态语言’基础上的由西方人创立的普通语言学。”拙著《文集》多处指出语言学中不存在“形态语言”这样一个术语，印欧语中分析型语言的形态很少。鲁川在该期《汉字文化》第18 页上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徐先生之所以能在语言文字学理论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勤奋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容忍的亵渎。上引《文集》和《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年版）对徐德江一贯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并让其同伙吹捧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恶劣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有些好心人出于好意，劝我不要再把自己的时间花费在《汉字文化》的一些不值一驳的言论上，可是我却不这样认为。学术批评关系我国的学术尊严，这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事，而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事，我不能坐视一些学术骗子在那里到处招摇，散布一些骗人的言论。虽然语言学不是特别精深的学问，但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让一些错误的言论混淆视听，必然会给我们的学术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也会给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带来极大的破坏。如果不及时揭穿一些伪科学的面目，我们的学术如何能与国际对话。如果任由一些学术骗子到处招摇，必然会让国际同行耻笑我们学术的无能和低下。《汉字文化》还惯于拉拢名人做幌子。例如，该杂志曾一度把任继愈先生列作顾问。我立即给任先生写信，讲明了该杂志的严重错误，任先生当即回信，表明自己根本不知道此事，事后便让秘书明告《汉字文化》，不要拿任先生的名字做招牌。

▲王庆：

这需要多大的精力去做呀！

▲伍铁平：

这确实需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做，但我认为完全值得。《汉字文化》采取欺骗的手法蒙骗了许多人。在该刊所谓“语言文字大论坛”发言的人有些是被蒙蔽的。当我打电话问三位参加过所谓“语言文字大论坛”的人时，他们大呼上当。事前他们只是被邀请去做一次讲座，到了之后才知道是所谓的“语言文字大论坛”。当然，有些人则是为了钱，不知道爱惜自己的羽毛。

▲王庆：

伍先生，其实您对《汉字文化》上发表的文章还是区别对待的。

▲伍铁平：

是的，现在有些学习语言文字学的学生，不明就里，为了能发表文章，便向《汉字文化》投稿，这类文章我不去理会。其实，我主要关注《汉字文化》上的两类文章，一类是徐德江的一帮吹鼓手，例如江枫、鲁川、张朋朋、李润新、刘庆俄等，他们中不少人肆意吹捧徐德江的谬论，或肉麻地相互吹捧；另外一类是一些攻击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文章。自创刊以来，《汉字文化》发表了许多攻击《汉语拼音方案》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是无的放矢、制造谣言，胡说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为了代替汉字的。其实，这些人大都对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盲然无知。《汉字文化》不知欺骗了多少读者！周恩来总理1958 年1 月10 日在全国政协所做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第三是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现在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主要功用之一是为汉字注音，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拼音方案正是继承了直音、反切和注音字母的传统，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周总理最后说：“关于文字改革，过去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差，因此有许多人还不了解，甚至有不少误解。希望大家来做宣传，消除这种误解。希望大家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工作，促进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这一工作。好使中国文字能够稳步地而又积极地得到改革，以适应六亿人民摆脱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9] 半个世纪之后，有些人还对文字改革工作不了解，甚至故意曲解，以致在《汉字文化》上出现了许多攻击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言论。由于至今也没有对《汉字文化》攻击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行为进行惩处，以致《汉字文化》更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攻击《汉语拼音方案》。《汉字文化》2008 年第1 期第17 页发表了北京语言大学张朋朋在所谓“语言文字大论坛”的发言，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汉语拼音方案》当时并不是给汉字注音设计的，而是作为代替汉字的文字方案设计的，因此，今天作为给汉字注音是有缺陷的。做错了，应该勇于承认错误，不能文过饰非，不承认错误就是坚持错误。这是很可怕的。105这明显不符合周恩来总理报告中的事实，简直是造谣；更为严重的是，在张发言时鲁川竟插话说：“就像日本政府不承认‘慰安妇’是罪行一样。”在这里，鲁川竟然将我国政府比作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将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比作罪行，就如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万恶的“慰安妇”政策。这是多么歹毒的话呀！《汉字文化》2009 年第6 期又刊出张朋朋的文章《从理论上否定文字改革的总方针——评江枫先生的“拼形表意”文字观》，对江枫大肆吹捧。这毫不奇怪，就是这个江枫，在《汉字文化》1995 年第4 期发表文章《流毒犹在，岂可打住》，其中说：“我不由得感到庆幸：亏得一百年前日本占领台湾在当地居民中推行皇民化政策时是强迫学习日文，而不是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实施一套以拼音化为方向、以记录当地方言为功能的文字改革方案。”在这段话中，江枫居然认为，新中国成立文改机构竟然还比不上日本侵略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政策时强迫台湾本地居民学习日文，这同样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唱赞歌。这虽然是江枫十多年以前的话，但这些人仇视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态度则是一贯的。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在苏培成教授、李逊永教授[10]严厉批判江枫的严重错误之后，江枫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进行狡辩。他在《汉字文化》2005 年第3 期第9 页上发表了如下言论：“我还提到当初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幸亏没有成立一个文改机构。”将江枫的两段话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清江枫是如何篡改他说的话，是如何进行狡辩的了。《汉字文化》2009 年第6 期上刊登了潘文国的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1952 年成立，曾经权倾一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6 年悄然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意味着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轰轰烈烈搞了一百年的汉语拼音化运动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这简直是耸人听闻，而且严重违背事实。党和国家对文字改革的政策并没有改变。1986 年1 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的工作方针中就有“继续推动文字改革”的表述[11]。

▲王庆：

这些人或许根本就不清楚“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具体内容，也或许是他们蓄意误导公众。1958 年周总理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开门见山地讲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2] 可见，文字改革包括主要三项内容，并非要将汉字废除，改用拼音文字。现在这三项任务仍在进行中，简化汉字现在已经是中国的法定通用文字，普通话的推广也取得巨大成效，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106 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学生识字、推广普通话都离不开汉语拼音方案，现在许多工具书、索引的编制、汉字信息处理及输入法都越来越离不开拼音方案，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总是这样闭着眼睛说瞎话。说“汉语拼音化运动由此画上句号”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要对汉语拼音化运动做全面的理解。现在我们大家都受惠于汉语拼音，如小学识字教学、辞书检索、文献的检索和排序、文字输入法等。而且，现在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标准。现在几乎所有的字词典的注音都用汉语拼音；如果没有汉语拼音，难道还让小学生用直音法、读若、反切等认字吗？现在的事实是，汉语拼音正越来越广泛地深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想人为地将汉语拼音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排除掉，倒是已经不可能了。另外，拼音的创制，也并非仅有百年，从明代方以智、清代刘献廷就有设计拼音字母的设想及行动。周总理的报告中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可以一直推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13]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改名是为了避免社会上许多人的误会，因为有很多人不太了解周总理报告的具体内容。“文字改革”现在有人称为“语文现代化”，还有相应的语文现代化学会，上届会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苏培成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马庆株教授是现任会长。语文现代化的任务包括以前文字改革的内容，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当然还包括我国现代语言文字生活中的一些与时俱进的内容。以前文字改革的最根本目的是普及文化教育、发展科学技术、振兴中华。1892 年，卢戆章“写了一本《一目了然初阶》切音新字厦腔读本。这时候是甲午战争的前夜，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世事动荡、人心震撼。他想，推行‘切音新字’，使老百姓都有知识，中国就能变贫穷为富强。书中有一幅插图，画着一个人一手按书，一手执笔，正在苦苦思索。旁边写道：‘思入风云变态中！’”[14] 可见，制定切音新字，普及教育，使老百姓迅速提高文化素质，变贫穷中国为富强，这就是作为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卢戆章当时朴素的愿望。之后，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使语文现代化运动蔚成洪流。一百多年前，摆在当时国人面前的最大任务是：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然而，在普及教育的实践中，汉字的繁难是最大的障碍，所以就有了各种攻克这一难关的行动和成果。制定切音（后称拼音）就成为当务之急。不仅在中国，在我们的近邻朝鲜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行动似乎比我们还早一107些。公元1443 年，朝鲜当时国王世宗创制《训民正音》，序言中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矣。”[15] 朝鲜世宗所制二十八字就是后来的韩文字母，他创制字母的动机就是使百姓能用以伸其情，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因为在此之前，朝鲜使用的文字是汉字，仅仅有少数的读书人能掌握，广大的百姓仅仅说朝鲜语，而不认识汉字，更不能使用汉字。中国当时的情形，同当年的朝鲜类似，广大人民群众仅仅会说汉语，但并不识多少字，口语同文字脱节得很厉害。这除了当时的统治者主观上没有普及教育的意识之外，汉字的繁难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才有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运动。现在有些人不明了当时的情况，更不明白语言文字的事理，肆意污蔑语文现代化运动，阻挠语文现代化运动，真不知道这些人意欲何为？

▲伍铁平：

《汉字文化》不仅攻击我国语言文字政策，而且散布了许多同语言文字有关的错误言论。例如，江枫和张朋朋等几个人都一再声称：文字不是记录语言的；文字，尤其是汉字，可以见形识义，是独立于语言的符号系统。

▲王庆：

类似观点在早期的一些语言学者中也存在。例如，房德里耶斯就认为：“表意文字只表现概念，从来不表达声音。它有跟信号代码同样的好处，就是省去了口语的中介。表意文字复制的不是声音语言，而是思想的语言。”[16]帕默尔也说：“在中国，一如在古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线条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再去表示概念。这就意味着，书面语不会随着口语的各种变化和变异而变化。”[17]唐兰曾说：“文字用它自己的形体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当人们写一个文字的时候，目的在写它的思想而不仅为的是写语言；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作语言；只有把文字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18]但是，这些模糊认识现在已经得到澄清。例如，布龙菲尔德在其《语言论》中谈到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时说：“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19]，因此，布龙菲尔德及其他不少学者主张用“表词文字”代替“表意文字”的说法。

▲伍铁平：

是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可以参见我主编的《普通语言学概要》“第二版后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王庆：

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也能帮助说明这一问题。在实验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中，对汉语阅读中语音在词义通达过程中的作用，学者们的意见不很一致，有人认为阅读汉语同阅读拼音文字一样，语音在词义通达中起主要作用；有人认为阅读汉语（形-音深层对应语言）时，通达词义时直接的（字形）视觉通路比间接的语音通路更为重要；而有人则认为在汉语阅读中，视觉通路和语音通路都存在且同时起作用。针对“汉字并不通过语音，而是由字形直接到达意义”这一观点，曾志朗做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实验，发表在1977 年的《实验心理学学报》上，题目是《阅读汉字时言语的再编码》。这一实验否定了这样的说法：看汉字和看图画一样，是不通过语音的。实验结果证明，看汉字的时候并不能由字直接达到意义，而也是要通过语音的[20]。对汉语认知研究的其他一些实验也证明，在汉字识别中存在语音的自动激活现象，而且语音处理发生在语义处理之前[21]。从您的文章看，除了严肃认真地从学理上进行学术批评之外，您还对当下许多不良的学风进行批评。例如，您批评了几个人对北京大学中文系已故徐通锵教授的毫无原则的和不切实际的吹捧。

▲伍铁平：

是的。我们的学术批评除了揭穿一些学术骗子的胡言乱语之外，还对学界现在盛行的浮夸吹捧之风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当前，出于种种目的，浮夸吹捧之风愈演愈烈。学术的发展，不能靠浮夸吹捧，浮夸吹捧只能断送学术，因此我对一些不切实际的吹捧也及时地进行回应。我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求索者——徐通锵教授纪念文集》中文章的批评就是一例。在这本书中，个别人极尽吹捧之能事，把徐通锵教授吹上了天，说徐教授是“伟大的语言学家”“伟大人物”“理论语言学的领袖”“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划时代的语言学大师”“令人敬仰的领袖”等，不一而足。写这种吹捧文章的人可以称作“吹捧大王”。其实，吹捧，显示的是吹捧者和被吹捧者内在的虚弱本质。真正做出贡献的人是不需要吹捧的，而吹捧正好捧杀了徐通锵教授。我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捧“杀”的后果——申小龙事件的教训》（收入拙著《文集》），希望学界中人要珍惜自己，爱惜他人。常言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徐通锵教授已经故去，他提出的一些说法可以去讨论，没有必要对他大肆吹捧。某些人一意吹捧，其目的不仅是在有意抬高徐教授，而且也是想借机抬高自己。《汉字文化》2009 年第6 期载有江枫的大量照片，还有几篇文章专门是为江枫八十岁生日而作。在祝寿会上，江枫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自吹自擂，毫无收敛。例如，江枫自称“我的文章一马独嘶”，惠特曼的一首诗他（江枫）译得最好，什么“研讨会上有两篇论文写得最好，其中一篇是江枫的……”云云。江枫不仅不以自我吹嘘为耻，反而说“是自我吹嘘吗？不，有不少出色的教授在替我吹”，难道这就是中国的一名学者的所作所为吗？不仅如此，江枫还说：“也许有一天回顾历史，会被确认为重大突破的，是我从理论并且以事实，论证了我国现行的所谓普通语言学为伪，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是拼形，不是拼音。”这不仅是自吹，简直是狂人的妄言。除了江枫的自吹自擂之外，徐德江等人也极尽吹捧之能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在每次给他举行的祝寿会上，总是谦虚地说：“惭愧！惭愧！”江枫这种毫无收敛的自吹自擂同启功先生的“惭愧”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王庆：

岂止云泥，根本不可比拟。谈了这么多，希望能对我国的学术批评和学风建设有所裨益。

注释：

[1][6] 符杰祥：《“剽窃”风波频起，学术道德何为——鲁迅所经历的“流言”事件与当下启示》，载《学术界》2009 年第2 期。[2] 抱虫鱼：《学位制是学问的天敌》，载《中华读书报》2005 年6 月8 日。[3] 鲁国尧：《欣喜·忧虑——序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第12-1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 册第857 页《高僧法显传》。[5] 王邦维：《义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3 页，中华书局2000 年版。[7] 朱德熙：《语法答问》第6 页，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8]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载《鲁迅杂文全集》第882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9][12][13]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载《周恩来教育文选》第171、163、177 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10] 苏培成：《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语文政策》，载《中国教育报》1997 年1 月25 日；李逊永：《驳徐德江的有严重政治错误的言论》，载《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386 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年版。[11] 方豪：《〈文改之声〉好》，载北京市语文现代化研究会编《文改之声》1992 年第4 期。[14] 周有光：《语文风云》第1 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 年版。[15] 见俞昌均：《训民正音》序言第1 页，[ 韩国首尔] 萤雪出版社1977 年版。[16] 房德里耶斯：《语言》第353 页，岑麒祥、叶蜚声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17] 帕默尔：《语言学概论》第99 页，李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18] 唐兰：《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载《中国语文》1956 年第1 期。[19]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360 页，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20] 王士元：《语言和文字的生理基础》，载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十一辑）第130-144 页，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21] 彭聃龄、杨珲：《汉字的读音及其在字义提取中的作用》，载彭聃龄主编：《汉语认知研究》第139-15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