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乃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千古名句，不知作为学者的我们面对这句话应该作何感想呢？
从直言了先生和王晓熊的辩论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王晓熊是科班出身的语言学博士，对问题解释得言之凿凿，确无杜撰之处，而且这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也无需“卖弄”；直言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但从行文来看，他一会儿引用七十年前的《国文》课本，一会儿引用1963年的《说文》“善本”、《现代汉语词典》，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化还是有不少了解的，看来他应该是一位知识面比较宽的不十分年轻的先生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受过70年前《国文》课教育和熏陶的先生居然对《说文》、《广韵》等古代工具书如此陌生，甚至对《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现代工具书也表现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轻率、武断的指摘。
其实，何止直言了先生，当今绝大多数民众对我们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最经典、最公理性的成果都一无所知，当面对他们在这些问题面前不甚了了的时候，我们语言学者没有权利去嘲笑他们的无知，我们首先应该反省自己的无能。试想，如果我们让小学生就知道语言是在不断演变的这样一个粗浅道理，还会有人拿今天的语音去比附商周时代的语音吗？如果我们让中学生就知道《说文解字》这样一部重要工具书的“家史”，还会有人连《说文》是干什么用的都一知半解吗？还会有人拿当年在市场上花几毛钱买到的《说文》当“善本”吗？
这不得不让我们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思路进行反省，并对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目标进行追问。民众有使用自己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民众更有权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这般地使用语言和文字，诺大一个国家，对某一语言、文字形式作出规范和变革，竟无人通过广泛的渠道进行宣讲，那么民众心中当然永远是一笔糊涂账，当然永远都在做一些无谓的、低层次的争论。看来，我们的学者是时候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传道江湖”了。
况且，还有若干优秀的大学者在先为我们作榜样。建国前后，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老一辈语言学家个个学问做得很大，同时，他们也格外注重基层语言文字的学习、推广和使用的情况，大到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小到中小学语文教学，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当时，连中小学生都能读到大学问家们专门为孩子们写的文章。但是，这些优良传统不知从何时起被人们渐渐淡忘了，时至今日，还能有几位学者能说出几样中学语文教学的报刊的名字来呢？我想答案很容易得到，语言学家们问问自己就知道了。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经济与市场利益充斥社会的今天，做学问并不是一件能迅速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事业，客观地讲，尽管学者的地位仍然漂乎“江湖”，尽管多数学者不能轻易直达社会的核心领域，但学者的价值取向却必须是无限的向着“庙堂”蜂拥高攀，也很少有人在做学问的同时关注自身的研究对周遭的民众生活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的学术被种种申报、审批、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基金项目等等“高端”名目团团包围，还有谁有心思去费力不讨好地关心那些民间求知若渴的呼声呢？学者们为了达到学术界的衡量标准必须不遗余力的去力争上游，“经世致用”的理想往往成为他们登堂入室的绊脚石；而当一旦成为本领域的佼佼者时，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他们又何尝能够想起自己的另外一份与鲜花和掌声同样重要的社会责任呢？
看来，只有学者自身、学术评价体系、社会批评制度都开始进行有效反思，才能期待看见我们的学术重新杀回江湖！
(作者系南开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