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不想再提这破事，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学习，要装修，要照顾妻儿，要……但如果现在我不提笔发泄，我会生病的，那样一来，我和那些被视为病夫且表现得也疑似病夫的国人又有什么分别？
这篇文章的缘起是早上偶然浏览的另外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上海教授在网上追索一名“流氓外教”，此外教凭借他的肤色和国籍在一向有媚外传统的上海滩如鱼得水，“赢”得（不能用“骗”字，男欢女爱的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少女大学生（这在上海不新鲜，且也似乎无可厚非）的主动献身，然后情难自禁把自己的性事悉数上传博客。到此为止，似乎只是一个“上海宝贝”的男人版，有人要准备说“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稍等，这个外教在你脆弱而还未麻木的自尊心——它的存在表示你作为一个人还活着——上吐了最后一口唾沫，对上海女人和中国男人做了一番我不必赘述大家即可意会的点评。
他说了些什么话？
你猜对了，他说得无外乎是那些。我们几乎不会想偏，何等的不约而同？！似乎已是不言自明的陈词滥调。
为什么会这样一致？问问你自己。如果你现在太忙、太累、或者陷入浮躁的俗事中不能自拔，那么就放慢自己的节奏来读这篇文章，权当它是茶余饭后的消遣。
2001年，我在曼彻斯特一家书店看到了《上海宝贝》的英文版。书评虽然并无赞扬，但书商却极力宣染上海女大学生是如何崇拜女主人公以至实践她的生活方式的，似乎这确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上海的青年总以为自身代表了中国的进步，看看自己吧，你们还代表了什么？上海人，这三个抽象的汉字到底代表了什么？暗示了什么？抱歉，我的善良的上海朋友，你代表不了“上海人”。
我的一个德国同学曾在上海大众做过两年质量检测，他每次和其他同学谈起上海的经历都眉飞色舞，最喜欢说的一句中国话是“小姐，请过来”。经常提及他虽然职位不高但由于贵为德国人即便是中方的经理也怕他三分，领着他泡泡妞更是惯常的功课。我对他的厌恶发展到立誓不学德语。但在阅读德国哲人典籍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些德国人或西方人与康德、歌德、海涅是生活在相距若干光年的不同星球上的人，他们毫无共同之处，除了肤色。
我尽管控制住了怒火，但仍旧难免被斥为“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个词已被滥用和曲解了如此多次，以至于我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表达方式，似乎无论如何它会与“狭隘”和“极端”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产生“危险”和“错乱”的联想。我和那些要赶走所有老外的国人毫无共同之处。人们总是担心这样的国人，不过等等，等等，我所看到的无条件服从、适应和侍奉这些老外的国人远远多于前者，如果前者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后者就该被视为“没出息因素”。
在合法的范围内似乎一切都是合理的，人们有选择这种价值权重而非那种权重的自由，但如果一群人的选择必然侵害了另一群人的不可妥协的价值，这“另一群人”对自身信念和价值的捍卫就是正当且必要的。这个国家不仅是无条件妥协着的中国人的，还是固执坚守自己尊严的中国人的。如果他们可以在“自由”的名义下肆意丑化那个抽象的“中国人”的形象，我们也能在自由允许的范围内抗击他们的丑化。这是一场思想的较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潮就是由一次次这样的较量推动的。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等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时，我们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我们能引导我们的孩子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吗？我们能容忍这些民族的未来抱怨我们，如同我们抱怨我们的祖辈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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