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代发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 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反共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 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两岸三地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中港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台独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尽管两岸三地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台湾问题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台独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中港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 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 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 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 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 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 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9 中新网2002年10月23日。
10 同8,第64页。
11 同3,第8页。
(2005年8月发表于新加坡“海洋亚洲与华人”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