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铮铮的梁漱溟
梁漱溟，桂林人，年少敏于学，24岁应蔡元培之聘，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满天下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新儒学的开创者，也是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独特思想和学识，特立独行的坎坷人生经历，一生坚持讲真话、表里如一的品格，是同时代许多知名人士所不能企及的。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沉默不语。
梁漱溟在“文革”风暴中展现高风傲骨。在北京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寓所，常常给来访的梁漱溟开门的，是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
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人同庚，他们初识于1918年，在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家里，那时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
延安畅谈
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8次，每次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
1946年初，梁漱溟二赴延安，向毛泽东等十名中共领袖陈述自己对国内实现和平后的政见……1950年初，梁漱溟由四川进京，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毛泽东曾多次找梁漱溟长谈
当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职员，读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您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第一次进中南海
新中国建立后，梁漱溟就被选为新政协委员。梁漱溟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是在1950年3月12日晚，他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特意从外地赶往北京，共商国事。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地接见了他。留梁漱溟在家里吃了饭。
反对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夕，毛泽东约见了梁漱溟，征询他对此事的意见。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从他的内心来说，是希望得到梁漱溟的支持的。但毛泽东失望了。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决定不敢苟同。他说：“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直接打仗，后果会怎么样呢？”他认为出兵援朝绝非上策，希望毛泽东再做考虑。
毛泽东没想到梁漱溟对这场伟大战争会抱如此不积极的态度，他没有批评梁漱溟，但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反对“总路线”
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设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
毛泽东讲了分量很重的话：“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全场，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毛泽东还说：“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便写信给毛泽东申辩道：“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泽东未予理睬。梁漱溟犯上了桀骜不驯的牛脾气，死活不肯认错，在9月18日的大会上，再一次朗声质问毛泽东：“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结果梁漱溟被会场上一阵阵狂暴的呐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淹没了。
从此，梁漱溟就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梁漱溟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的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由于闭门思过，一言不发，他还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
自这场争论后，毛泽东与梁漱溟不再交往。
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
1974年2月24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他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个躬，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给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的态度是：“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所以他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文革时期教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书本也随之被学生们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时期发生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竟然被划分到社会的最底层，比他们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
最倒霉的叫做“黑九类”，前面8类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右派（最黑的这五类又独立叫黑五类，简称“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排“黑九类”的第九类，所以叫“臭老九”。
尽管已经排到末位，有人认为仅此不足以表达他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厌恶之情，就在“老九”前面再加个“臭”字。
梁漱溟先生在“文革”时期曾写过《咏“臭老九”》一诗：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