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关于犬，有两个词：犬儒、丧家之犬，大概可以出来描述某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教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被冠以“臭老九”的帽子，书本也随之被学生们抛弃：知识越多越反动。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被划分到社会最底层，比他们所最鄙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大胡子不禁要问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会剔去软骨挺起脊梁。
[原标题]四个大知识分子：专政无知识 反动有文化
2013年04月20日 腾讯文化综合 阿修伯
钱学森欠道歉
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提出的问题真是太大。大到让温总理立刻约见了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提出钱老的问题。几位校长的回答是：老师不行……不是大学出问题，是基础教育出毛病了……。
各大学校长的回答显然没有点出症结所在。实际上，正是钱学森本人，在五十年代时被极权所摆布的的一些作为，就足以回答这问题。
钱学森1958年分别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上撰文，以科学论证的方式，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另外，网上又有网民贴出钱氏在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论证一亩地可以生产160万斤蔬菜。
钱氏当年的文章，「科学」地论证了毛泽东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哄抬、谎报、浮夸风吹刮下，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记述毛泽东说，他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
钱学森逝后，他的这些旧账被网民翻出来，许多人认为钱应为大跃进灾害负一部分责任。然而，笔者想到的，是钱刚回国几年，在那种革命热气腾腾，政治热情铺天盖地的氛围下，写出并非他本行（他绝非农业专家）的「科学」文章，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家被极权政治所摆布的作为。他可能是奉命，可能是领会最高领导的意向，可能身不由己，总之他是在那种政治环境下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思考，以致插手到他不了解的知识领域。
专权政治之下，人会失去自我，因为个体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是没有价值的。人民，在掌权者眼中，只是一堆数字。
内地网民有人认为钱学森应为1958年那几篇也许害死许多人的文章道歉，但真正应该道歉的是掌权者，是执政党。如果做出了这么多的残民祸事，一句道歉都没有，只能说这是一个缺乏包容、扼杀自由精神的国土。中国现在老讲「科学发展观」，却不知道科学精神之一是有错必纠。没有这种精神只能产生出技术人才，又怎能培养出真正杰出人才呢？
钱学森确实欠一声道歉
钱学森走了，大陆举国哀悼，应在意中。但有一位国防大学原副校长王文荣题词称：「人们应当学习钱学森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精神。」却不无可议之处。
高产卫星匪夷所思
五十一年前的大跃进，正是这位一九五六年大陆首届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和《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撰文，言之凿凿地宣称：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三千八百二十一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九年三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表示，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
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
为亩产万斤作论证
放出「卫星」后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份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从专业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九十四万斤碳水化合物……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六分一，这就是说，单位面积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十五万六千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份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七万八千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五万八千五百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三分二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三万九千斤了。」
他背离了科学精神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
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十一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短缺，一九五九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三千七百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峯，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笔者认为此乃毛推诿卸膊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他在此事上面背离了实事求是，理应道歉。
有论者称，钱氏「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诚哉斯言！（他应当为饿死的三千多万同胞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