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庞中华到席殊，这种以实用功能为基本目的，以规范秩序为追求目标的书写活动，不过是新时代的“书法样板戏”。一旦出现了更有效的书写工具或多元书写方式成为追求的目标，自然也就唱不下去了。
《新京报》近日推出“远去的偶像”系列个人史专题。“最畅销的人民书法家”庞中华成为破题人选。
从1984年开始，庞中华的电视钢笔书法讲座开始在央视播出。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有知名度的当代“书法家”。进入90年代，其钢笔字帖甚至实现了销售过亿的目标，成为当时中国最流行的出版物。时过境迁，可硬笔书法热的潮流却和庞中华的青春小鸟一起，飞得影都看不到了。尽管硬笔书法字帖依然热销，偶尔也还能在电视上看一眼“田字格”、“回字格”之类的讲座，可基本上也属于吃地区文化剪刀差，靠着中小城市文青过日子。
庞中华的书法，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中的书法，并没有太大联系。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书写工具、载体不同，而在于两者主旨大相径庭。
中国的传统书画为艺术，核心在于“趣味”———主要是所谓的“文人趣味”，而不是单纯的美观。书法所体现的平衡感、线条感，以及更难以琢磨的“趣味”，都无法通过练习的途径获得。它们大都是审美经验的体现。欣赏者也需要具有类似的审美能力，才能发现美的存在。
黄庭坚固然是一代大师，可他的法帖却不是每个人都欣赏得了的。要从他那些看起来杂乱难看的作品中，读出美感挺不容易。齐白石的作品也是一样。《天发神谶碑》字体怪异诡谲，超出了正常的汉字书写系统。齐白石在其中揉进自己的狂狷古拙，没有一定的审美基础也很难接受。有笑话说草书大师，写完了的字，自己隔久了也不认识。笑话归笑话，但也说明了传统书法的基本立场：这种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自己负责”，表达自己的精神状态与审美品位。在此立场下，书写的规范性成了一个靶子，一个被蓄意破坏的对象。
以庞中华为代表的硬笔书法，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追求文人情趣，而是“与他人沟通”。用庞中华自己的话说，那时硬笔书法的练习者深信，“字是一个人的脸面”，追求的书写境界只不过是“工整”。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席卷整个中国的“硬笔书法热”，其实打着一面急功近利的旗帜。
在此目标指引下，这种硬笔书法练习的意义是在没有打印机的年代，将人变成一台活的打印机。为了尽快达成这样的目的，庞中华的字帖最终衍生出了“塑料字模”这样诡异的练习工具。很明显，这些东西所承载的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冲动。与时下流行的“营销国学”、“管理兵法”相似，这种行为瓦解传统，使之得以踏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原有的以农业生产方式展开的书法艺术，也由此变成了一种工业书写。
然而，工业书写终究有被书写工业取代的那一天。计算机的普及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书写工具。通过与之匹配的打印机，人们可以轻易获得更为工整、美观的文字外观。这样一件事情，既然可以在低成本的条件下，通过书写机器完成，把人变成打印机的努力自然也就失去了效果。“硬笔书法热”的退潮，也就在所难免。
值得注意的是，在计算机书写的年代里，硬笔书法以一个出人意料的形式展开：签名。不过，与庞中华时代的硬笔书法不同，签名的字体通常并不工整清晰。在大多数情况下，签名甚至与鬼画符没有区别。有人甚至故意破坏文字的完整性，以实现一个独特的签名。个性，而不是工整，成了新一代“硬笔书法”(如果它们还算是硬笔书法的话)的特征。由庞中华，以及一代教育者建立起的书法秩序将人变成书写的机器，并终于在真正的书写机器面前败下阵来。
从庞中华到席殊，这种以实用功能为基本目的，以规范秩序为追求目标的书写活动，不过是新时代的“书法样板戏”。在以效率为核心的年代，他们为公众提供了有效的书写优化方案，并成为毫无争议的大众偶像。一旦出现了更有效的书写工具(比如计算机)，或者多元的书写方式成为追求的目标(比如个性化签名)，这场“书法样板戏”自然也就唱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