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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现在要讲一下中国近代的情况。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国文化确实是最优秀的，所以中国认为我就是天下，我就是世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1.反对者也不得不使用新词
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比如当时有几句打油诗：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
“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笑的。但当时“团体”、“脑筋”、“目的”、“精神”、“中心点”、“以太”、“方针”这些词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这些新词进来的时候确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人觉得一点不好笑的词汇，在当时就被认为十分可笑。
湖南有一个保守派人士叫叶德辉，在维新运动时就痛斥这些词，提出来要辨文体，他指责说：“异学之詖词（按：詖音“毕”，詖词指邪僻的言论）、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不得谓之词章。”当时维新运动在东南影响比较大，维新派的报纸上这些新词汇用得多，他认为这种文风就不能成为词章。
另外两个例子更有名：当时清朝的大员中有一个张之洞，以开明著称，但就连他也反对用新词。他有一个姓路的幕僚，一次帮他起草文稿时用了“健康”这个词，张之洞一看这个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稿退回去了。他说：“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得可恨”。这个姓路的幕僚对新词比较了解，他写了几个字将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词乃日本名词，用之亦觉可恨”。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阅学生“课卷”时写到：“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组织”也是新名词，因此成为一时笑谈。
反对用新词者如张之洞、如端方，也无法摆脱新词，历史的舞台上这些新词不可避免地登场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俄罗斯的谜语：不是蜜，但是能黏住一切——谜底是“语言”。
2.近代中国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这表现为对日本新词的引进
甲午战争之前，哪怕是先进的中国人，也看不起日本。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赴日，由于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习惯用汉语的词汇翻译西方的词汇，这些词又被那些留学生大量带回中国来，因此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远远超过了当年中国人直接翻译的西方著作。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样你才能掌握西方的新词汇、新知识、新观念。他说自己住日本数月，开始学日本文，读日本书，才能见到从前没有见到过的那么多书。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梁启超应该是中国新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但他通过在日本的学习，竟觉得自己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看到了光明”，在“很饥饿的时候突然有一顿酒肉”的感觉。过了几年梁启超又写文章回忆他在日本的经历。他说在日本一年后使自己的“脑质”为之改变，思想言论与前者相比好像两个人。梁启超原来写文章多数是用中国的术语，从日本回国后就改用日本的新词。所以他说社会的事物越来越复杂，新事物的出现就会有新名词的出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意境出现，就会有一种新的名词来描绘它，来定义它，来传播开来，新新相引才能不断的进步。
1900年以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都集中在日文书上了：当时差不多每一所日本学校的教科书都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日本教员的讲义都翻译成了中文书。大家知道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分类是有一种规范作用的，这个时期中国也把日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其中发行最广的是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影响不小。这套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两种。这套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有一个大翻译家严复，在近代新知识、新思想的引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新词，很快就取代了严复翻译所用的词。如严复翻译了穆勒的《逻辑学》，但他没有用“逻辑”这个新词，而用了中国传统的“名学”一词，翻译成《穆勒名学》。后来人们从日本引进“逻辑”这个词，很快就代替了“名学”。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经济、哲学、服务、组织、纪律、后勤、健康、商业、干部等等。现在我们说话有太多的词都是当时引进的新词，如果现在统统把这些词排除出去，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可见这些新词对我们生活影响之大。
以上以点代面，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近代中国新词汇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正如梁启超所说，有新事物、新思想，就会有新词汇。
四、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语言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刚才我们了解了近代中国以新词为代表的语言发展过程，这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1.片面排斥的历史教训
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是先于日本被西方打开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实际上也先于日本。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还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比如铁路、铁道，公法、选举，化学、细胞等词汇，就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后来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日本，反而不得不从日本大量引进新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在近代开始的时候对西方的语言及其带来的知识，采取一种抵制、排斥的态度。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作为有见识的中国官员，就开始广为搜集西方各国的材料，并让人编《九洲志》，翻译了一些关于世界地理的书。他还利用华侨搜集了大量的西方的报纸进行翻译。但是他的这个工作却受到了从上到下的排挤，当时大多数官员认为林则徐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让狄夷的东西影响了中国。后来林则徐把收集的材料交给了好友魏源，魏源整理后编成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着重介绍了外国的机器、先进的武器，并提出了“师夷长技”的观点。结果很多人看了这本书感到震惊，认为是宣扬狄夷之技加以排斥，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也没受到重视。但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在短短几年内就翻印了21版，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大家看，林则徐、魏源编写这本书是为了启发国人，但是他们受到了国人的排斥；相反日本人对此书如获至宝，经过明治维新变得强大了，反过来又侵略中国。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新语言及其带来的新知识，如果片面排斥，那只能使自己变得落后。
2.主观抵制行不通
应该承认，从近代开始，绝大多数中国的新东西都是通过西方引进，语言也是这样。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些词都排挤出去，我们还怎么说话？新词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主观抵制行不通。
比如说“Taxi”，大陆译为“出租车”，香港称“的士”。改革开放之初，有文章公开说不能称“出租车”为“的士”，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我们现在再用香港的话，就是“自我次殖民地化”。但现在很多人都管乘出租车叫“打的”，“打一个的”。
后来还有一个争论：说计算机不能叫“电脑”，因为“电脑”是说机器有脑子，也就有思维，思维是和人的实践相联的，机器不可能有实践，怎么能和有思维的人脑相提并论呢？所以说用“电脑”这个词是唯心主义的，不能用“电脑”这个词，只能用“计算机”。但是现在，大概说“电脑”的人比说“计算机”的人还要多，起码不会少吧。
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习惯用港台腔的词汇。比如用“哇”、“耶”表示惊叹。过去有许多规定，不许用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新一代自然而然就是这种表达方法了。现在常用的“作秀”也来自港台，是译自英语的“show”，就是表现、表演、显摆的意思，刚开始这个词也是少数时髦青年才用，现在不是也成为普通话了？我就多次在一些主流媒体上读到文章，告诫领导干部要做实事，不要“作秀”摆花架子。来自台湾的词汇还有很多，如“资讯”、“提升”、“考量”，与我们原有的“信息”、“提高”、“考虑”已开始并用。这种影响当然也不是单方面的，比如以前主要是台湾词汇单向影响内地，现在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许多内地词汇也在台湾流行，简化字在台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此我以前知道得不多。因为我一直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港台词汇对内地的影响，但不久前几位来京的台湾学者对我说，以前内地词汇对台湾几乎没有影响，但近几年内地经济强大，内地词汇在台湾的影响也大增，并且越来越大，还举了一些例子。我记得有一个词是“氛围”，说开始他们不知道内地经常用的“氛围”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他们也常用这个词。看来由于所处环境不同，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台湾词汇对内地的影响，而他们感受更多的是内地词汇对台湾的影响。这也证明了经济发展对语言、文化取得“平等权”的重要性。这种互动，对两岸的理解、交流、统一应有正面意义吧。
前年胡锦涛总书记和连战主席举世瞩目的会谈，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双方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vision)，立即被收入即将付印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排拒来自台湾的词汇。
前面讲到“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主要是讲事实上如此，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大家庭共同的语言，大家都可以、也都有权为普通话作贡献嘛！就看谁的本事大，贡献做得多。生猛、炒鱿鱼、忽悠不是使我们的普通话更生动、更丰富嘛。当然，语言是随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发展的。总之，这种影响、互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3.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语言的发展，并不会导致我们传统文化精华的萎缩
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语言毕竟是五光十色的，雅俗共存，鱼龙混杂。我认为无论是方言还是外语，都使我们语言更加丰富。从前日本通过中国来吸取新词汇，后来中国又大量的从日本吸取新词汇，这种师生易位就说明了想以保守、封闭的方法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许多方面更加被动。可见，想靠封闭来弘扬发展民族文化根本不可能。语言的影响力以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载体，表现更明显。
比如韩国，现在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学英语，而且政府还提供了财政支持——建了英语村，提供封闭式的学习环境。现在韩国的英语教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据说以后更是准备从一年级就开始英语教学。韩国很多家长，很早的时候就把小孩送到美国或其他英语国家去。还有更过分的，据说韩国人舌头的形状影响学英语，所以有些家长给自己孩子的舌头作手术，“整舌形”。那么韩国自己的语言文化是否就因此萎缩了呢？恰恰相反，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韩国的文化掀起了强劲的“韩流”，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更是受到“韩流”的影响。韩国的轰轰烈烈学英语和当下“韩流”的涌动，其实有种内在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先生吧，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如家具、瓷器，甚至对鸽哨、蝈蝈笼、葫芦等都有深厚的研究。同时，他的英语也非常好。这就说明，汉语和英语并非就是对立。现在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上人们学英语的氛围热过了头，会影响、冲击汉语的使用。其实我们从近代的历史来看，众多有作为的学者都是中文功底好，又能兼通一门外语的。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周一良、闻一多、陈梦家、侯仁之……多得举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他们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但他们的外语不都很好吗？
当下在全球也出现了一股“汉语热”，当然有人不同意，认为还不热，但我认为这是相对而言的，现在学汉语的外国人比从前多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热”。在改革开放以前，我想这种汉语热是不会出现的，恰恰是我们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别人才会来学习汉语。所以我认为国内的英语热与国外的汉语热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与韩国英语热和“韩流”的关系一样，只有开放、改革，才能增强中国的国力，中国的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才能有吸引力，中国的语言才有可能在世界广泛地使用。随着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印度一些语言对英语有明显的影响，最近有英国媒体报道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来英语也开始受到汉语的影响。
总之，只有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融入到全球的潮流中，这时候你的文化也才能对全球文化有影响，你想封闭起来，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你的文化、你的语言对外也是没有多少影响力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和大家更多探讨一些问题，谢谢！
（文章为作者2006年10月25日在北京第三极书局演讲稿）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开始，于是下乡插队当农民，当兵，当工人。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考上研究生。于是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著作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恩，不错嘛。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要加油。